“精兵简政”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十大政策之一，毛泽东曾称其为“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这项政策首先在陕甘宁边区提出和实行，随后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广泛推广。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随着边区的巩固和发展，边区的驻军数量和政权机关日益增加和扩大。但是边区地广人稀，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民力、财力、物力十分有限，加之日伪军队对边区的猖狂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包围封锁，根据地相对缩小，财政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当时，既要供应边区军政机关人员的生活费用，同时还要支持前线的抗战急需，这就大大增加了边区人民的负担。1937年边区脱产人员仅有1.4万人，到1941年脱产人员剧增至7.3万人，占地区总人口的5.73%，随之而来的是群众公粮负担逐年加重。1937年为1.39万石，人均1升，1939年陕甘宁边区征收公粮5万石，1940年征收9万石，到1941年增加到了20万石，人均负担多达1.5斗。同时还发行了救国公债600万元（规定一年内还本付息），以弥补财政赤字。又由于边区上级机构庞大，人浮于事；下级机构不够健全，缺乏有能力的领导人才；有的部门和机关没有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以致工作没有秩序，效率不高，存在浪费现象；在干部作风方面产生了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毛病，引发群众的不满情绪。

1941年6月3日，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突然电闪雷鸣，一位县长当场电击身亡。一个农民借此发泄对负担过重的不满情绪，随即说：“老天爷怎不打死毛泽东！”事发后，中共中央、毛泽东非常重视，下决心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同年9月，毛泽东指示西北局宣传部组织考察团，深入边区各地进行社会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农民负担确实过重。在缴纳公粮和扣除籽种后，人均每天拥有口粮仅为六七两。党中央掌握这一情况后，立即采取措施，将当年20万石公粮减少为16万石，并发动机关、部队开展节约运动，共渡难关。

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期间，一向致力于边区建设的边区参议会参议员、边区政府副主席、无党派人士李鼎铭等11人，提出了“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的提案。提案认为：“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唯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订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提案同时提出了具体实施办法：（一）政府应根据客观物质条件及主观经济需要而提出计划经济，以求全面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二）在现有的经济基础上，政府应有量入为出的统一经济计划；（三）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兼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废滥竽充数等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四）规定供给条例，避免不必要的供给与消耗；（五）提倡节约、廉洁作风，避免不必要的浪费现象。

李鼎铭等议员“精兵简政”的提案，在边区参议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争议，有人甚至认为李鼎铭提出这一提案的动机不良，但大多数议员认为精兵简政是有远见卓识的主张。大会表决时，以多数赞成（到会议员219人，赞成165票）通过并做出了“交政府速办”的决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李鼎铭等人“精兵简政”提案高度重视，将提案内容摘抄到自己的笔记本上，重要内容用红笔圈起，并在一旁加写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毛泽东还亲自为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工作制定出具体原则和办法。他特别强调：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不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明确指出：“为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地实行 ‘精兵简政’。‘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任务。”中共中央成立了整编委员会，首先调整了各级组织机构和干部配备。李鼎铭协助林伯渠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县、区、乡三级政权组织条例，为精简和整编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www.daowen.com)

从1942年1月至1943年年末，陕甘宁边区进行了三次精简。通过精简整编基本上做到了“紧编上级，加强下级，政事分开，合署办公”的要求。实现了政令统一，加强了集中领导，充实了基层，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约了行政经费，减轻了人民负担。

1942年夏，绥德分区及所属区、乡全面展开了精兵简政工作。吴堡县首先对全县自卫军进行了整编。整编前全县自卫军有12616人，经过整编自卫军缩减为35个连队计3088人。根据兵贵在精而不在多的原则，做到部队人数不超过总人口的2%的要求。

绥德分区专员公署，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指示，全面整编了各级政府机构。将专署5科1室合并为2科1室，调整工作人员达到601人，占分区原有干部1036人的58%，大部分转移工作岗位，充实到基层和文化教育系统。分区、县、区的行政人员由原来的483人，减少至356人，减幅为26%。吴堡县通过精兵简政，县、区行政与教育部门的干部，由90人减为68人。同时，制定了改进工作的措施，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对减下来的干部，或由专署重新分配工作，或外出学习培训，或调整到其他系统，或回乡参加劳动生产，绝大多数干部都能顾全大局，服从组织安排。通过简政整编，充实加强了县、区、乡各级干部力量，使基层工作产生了巨大变化，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绥德分区的精兵简政工作，在中共中央、边区党委和中共绥德地委的领导下，取得了较大成效。首先是精简了正规军，加强了地方武装，提高了战斗力和部队整体素质。二是精简了分区以及县级政权机构和干部数量，提高了政府的整体工作效率，精简了上层，充实了下层，从而加强了区、乡的领导力量。三是加强了统一领导，转变了工作作风，克服了过去工作中政策不统一、政令不统一、干部管理不统一、政纪不严明等现象，避免了以党代政、以上代下的弊端。克服了过去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工作不深入、作风不扎实、缺乏调查研究、强迫命令、推诿拖拉等官僚主义习气，干部作风大为改观，党政军民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四是减轻了人民负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由于实行精兵简政，大大减少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支出和浪费，收到了明显的节约和减轻人民负担的效果。绥德分区1941年动员民力75000万余人，1942年只动员了900多人，减少了98.8%。由于精简节约和大生产运动的开展，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公粮负担。五是促进了分区的社会和谐稳定，缓解了党政军民的矛盾，密切了党群、干群、军民关系，提高了工作效率，改善了工作作风，从而使党的抗日民主政策得到更好的贯彻，为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绥德分区副专员李景波，编写了《摩擦专员何绍南》，紧密配合八路军三五九旅赶走了何绍南。李景波在三个月内将国民党政府遗留下的一百多起积案办理完毕，特别是对国民党兵痞欺压百姓的事件，都一一给予严惩。“文怕景波，武怕王震”在绥德分区广大群众中广泛流传。对群众提出的要求，李景波总是千方百计予以解决。他曾为将一户农民的土地从地主手中赎买回来，四处奔波，最终使典主延家岔地主延焕廷深受感动，主动将其典去的农民土地归还。李景波逝世后，毛泽东为他亲自撰写了生平简介，高度赞扬“李景波同志一生革命，团结群众，受人爱戴，任劳任怨，奋斗不息，党性坚强，作风正派，谨作简略，永远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