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1936年6月在瓦窑堡成立，其前身为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工农红军大学。抗大成立不久迁往保安。1937年1月，迁往延安，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泽东亲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抗战爆发不久，抗大深人敌后流动办学，1939年7月迁往华北敌后根据地，先后迁驻晋察冀、晋东南、冀南平原等地，并在其他抗日根据地建立了12所分校。1942年2月，总校在河北邢台开办了第八期。同时，中央决定将晋察冀二分校，晋西北七分校，延安三分校，与总校合并，学员统称第八期。

1942年5月，日寇对太行山进行大扫荡，为了能使抗大学员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学习环境，总校奉命向后方转移。经整训后，先头部队于同年冬从邢台陆续出发，由晋东南经交城、孝义一带进人晋西北，在山西临县西渡黄河到佳县、米脂。1943年1月至3月陆续抵达绥德。总校到达绥德后，与先期抵达绥德县城的抗大七分校、延安军事学院及随后到达的抗大二分校整合为新的抗大总校。总校下属各大队分住各地，校总部设在绥德城外的西山寺，校卫生部驻城西五里湾，一大队驻城北十多里外的延家岔、徐家坪等村，二大队驻清涧县城，三大队驻子洲双湖峪，五大队及校部部分师生驻城北落雁砭村。此处还有抗大印刷厂（抗大来绥前属绥德地委）、文艺团体等附属机构。

到达绥德之初，抗大总校各级领导缺位较多，中央委派徐向前代理抗大校长。1944年初，任命李井泉为抗大总校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44年10月调离），何长工、彭绍辉任副校长（彭绍辉后去陇东华池任新组建的抗大七分校校长），政治部副主任徐文烈，教育长陈奇涵。

抗大学员为来自抗日前线、各抗日根据地及敌占区的部队骨干及从地方干部选送的武装专干。在绥德抗大一面建校，一面陆续接收学员，当期共招收学员约6000余人。至1944年春，晋察冀边区二分校的部分学员返回总校，招生工作才告结束。抗大学员的出身、年龄、经历、文化等各不相同，但只要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抗日政策并能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都可以成为抗大学员，成为抵抗日寇的中坚力量。

根据中央指示，抗大总校回到后方的任务是“培养军政干部，准备战略反攻”，并提出办学中的几项具体要求。其在绥期间的主要工作任务，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3年2月至6月，中心任务是整编机构，整顿学风，建家立业。

整编机构依据“精兵简政”的原则和当时教学实际需求，统一编制并配备干部。校本部机关力求短小精干，除政治工作专设政治部，下属组织、宣传、干部、保卫、总务5个科外，教学工作设军事教育科、政治教育科；后勤工作设供给处、卫生处，直属总校领导。学员以原建制为基础，编为5个大队和校直属队。大队设大队长、政治委员、政治处，中队设队长、指导员，教员分编在各个大队。一大队大队长韩先楚，政治委员高朗亭；二大队大队长罗华生，政治委员李呈瑞；三大队大队长赖光勋，政治委员雷钦；四大队大队长王泮清，政治委员许凤翔。后来又组建了五大队，大队长丁国钰，大队和中队的领导干部，均一身二任，既是领导，又是教员。当时干部和教员十分缺乏，除了从学员中选用一些外，又从延安编余干部中调来部分教员，缓解了缺额。

端正学风，严明纪律，树立“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是抗大的一贯作风。初到绥德，一些学员思想较为混乱，有的认为前方打仗光彩，在校学习没啥意思；有的犯过错误，是准备来“挨整”的；有的看到新校一无校舍，二无教材，三无毕业期限，无心学习。针对这些现象，学校从加强思想教育人手，要求学员端正学习态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意识。强调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加强团结，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同时，学校加强管理，严格规章制度，一切行动参照正规部队建制，实行军事化管理。

建立革命家务，艰苦创业，自力更生。总校确立了“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建立革命家务”的建校方针。几个学员大队分驻绥德、清涧、瓦窑堡、子洲等地，窑洞自己打，课堂自己盖，粮食蔬菜自己种。各大队由首长负责，组织学员边建校舍，边搞生产，掀起了建校和生产热潮。全校共挖大小窑洞260多孔，建简易课堂480多间；开荒种田，办作坊，捻毛线，养猪养羊，开办合作社，当年收入近300万元（边币），办学条件得到了初步改善。

1943年6月，蒋介石电令胡宗南等部，尽撤河防兵力，向洛川、邠州（今彬县一带）一线集结。中央决定调晋西北四个主力团来边区策应。全区军民也一齐动员，加强自卫战备，随时准备迎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在绥德办学期间，正值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的高峰。抗大的全体教职员工，投入到紧张的自卫战备中。联防司令部分配抗大的任务是对付北线榆林方向的国民党部队。抗大及时制定了作战方案，学员都配发了枪支，分一线二线防守，米脂为一线，绥德为二线。时隔不久，第三次反共高潮被中共中央领导的人民军队所击退，抗大遂转入整风学习阶段。

第二阶段整从1943年8月至1944年12月，中心任务是整风审干和开展大生产运动。

全党整风始于1942年，尽管环境恶劣，但抗大还是遵照军委要求和统一部署在全校进行。总校结合校方实际，制定了整风的目标和措施。整风工作以学习文件，对照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学员的马列主义水平、改造世界观和思想方法为主。结合整风对全体干部学员进行政治审查，弄清一些人的是非问题，保证各级党组织的纯洁性。经中央批准，总校设立了总学习委员会，成员由校领导和各大队政委组成，徐向前任总学委会书记。日常学习领导工作，由何长工、李井泉、徐文烈等负责。1943年8月14日，总学委会做出《关于学校整风学习的决定》，要求把“清算思想，清算历史，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四项工作有机结合、紧密配合”。各大队，各支部深入动员，整风审干运动，在全校展开。(www.daowen.com)

整风开始后，抗大组织学员学习《整顿党的作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性的决定》等文件，使广大学员摒弃在整风运动中存在的思想顾虑，提高认识，增强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和整顿，总学委会认为绝大多数学员是好的，有问题的只是极少数。在此基础上，再转入对照检查，清算错误思想，人人书写自传，交代历史问题。各单位对重点审查对象，进行摸底排查，比例不超1%－5%。

10月中旬，康生派整风审干工作组进驻绥德抗大，指导运动。工作组抛开抗大学委会，在抗大搞起了“抢救运动”。10月下旬，徐向前应中央电召回延安后，一时间抗大被康生派驻的工作组弄得乌烟瘴气。工作组大搞“逼、供、信”和“和车轮战”、居然在党员中搞出了各种特务及嫌疑分子602人，占全校排以上干部总数的57.2%。干部队共有496人，特务和嫌疑分子竟多达373人，占75%。一时间恐慌四起，人人自危。

1943年底，中央发现了抗大整风审干中的扩大化倾向，发出了纠偏指示，“抢救运动”逐渐缓和，但留下了大量冤假错案。1944年7月，徐向前写信给李井泉、何长工等，向他们讲明了延安甄别平反工作的基本情况，同时也指示抗大的纠偏工作要实事求是，消除顾虑，放手纠正，做好善后工作。因此项工作牵连面广且涉及个人名誉和前途等问题，故持续了很长时间，影响了当年的教学和大生产运动。

在开展整风的同时，抗大积极响应党中央“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号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当时绥德城内居民不多，当地政府和周围村民给抗大提供的耕地有限，总校直属队和第五大队的学员，从将军沟、寺沟、白家湾及落雁砭、清水沟等地到离城较远的无人耕种的荒山陡坡，开荒种地。据统计，驻绥期间总校共开垦荒地2891亩，耕种山地2051亩，川地2036亩，水地454亩。1944年的生产成绩突出，共收入476187939元，比上一年度增长160倍。

第三阶段从1944年12月至1945年8月，中心任务是转人正规学习至毕业分配阶段。

抗大总校在绥德办学期间遵照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办学方针，十分注重对广大学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明确学习的目标和任务。要求学员边学习，边生产，边实践，学以致用，学用结合。抗大培养学员的目的，就是为抗日战争服务，为准备抗日反攻的总任务服务。根据当时的国内形势及中央指示精神，预计在两三年内，全国的抗战形势会有较大的变化，所以在制定学制时，暂定为两年：预科一年，本科一年。考虑到学员文化程度普遍低下的实际情况，预科以学习政治、文化课为主，占70%，军事课占30%。本科则是军事课为主，占70%，政治、文化课占30%，体现文化基础知识与军事技能并重和全面发展的教学特点。

抗大的教学方式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教学工作主要采取启发式、研究式和实验式，反对注入式。根据教学的不同内容、不同对象，采取灵活多变的方式，启发、引导学员开阔视野，勤于思考。许多进入抗大的青年学生，是第一次接受最基本的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学习。抗大不仅是他们的启蒙老师，也是他们走向革命道路的第一站。为数众多的学员后来成为党和军队的优秀政治工作者、著名的军事指挥员，有的成为作家和艺术家。

抗大驻绥德期间，军政团结，军民团结，开创了军民一家亲的优良传统。落雁砭村驻扎着总校部分学员和第五大队所辖二、五中队，总校也经常在这里召开会议。建校之初，村民们帮助学员打土窑，砌炕灶，营造新家园。五大队刚到该村时，群众腾窑并房，将全村半数以上的窑洞让给五大队的师生居住，并积极地帮助学员们打土窑、修道路。至今，落雁砭村的半山上还遗留有当年抗大学员们居住过的几十孔土窑洞。在大生产运动中，群众让地、选址，帮助抗大师生办起了养猪场、铁俱厂、染坊、豆腐坊、制皂坊、纺线厂、织布坊等手工作坊。广大学员也积极帮助群众学文化知识，宣传党的抗日政策。驻扎在刘家湾村的四、六中队隶属第一大队，在建立家业及创办校舍之初，困难重重。刘家湾的群众尽了最大努力，给了抗大员工们热情的帮助和支援，让出空窑洞，拿出席子、铺垫、灶具，帮助修整房屋，清扫卫生，家家户户争着做，抢着干。看见战士们穿戴破烂，妇女们主动给他们缝补衣服，做鞋送袜。在大生产运动中，群众争相献出土地，让抗大的同志种粮种菜。整风期间，村民空出井湾与赵家圪崂两处数十孔窑洞，便于中队学员们集中活动。而中队的学员在学习和训练的间歇里，尽力帮助群众春播秋收，学习文化，并与村民一起开展文体活动，向群众宣传抗日形势和政策。逢年过节，学员与群众一起演节目，闹秧歌。抗大学员与群众相处融洽，军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45年抗大撤离时，驻地群众为抗大师生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许多群众跟着行进的队伍，直送至城外很远的地方。

抗日军政大学，名义上称为大学，由于当时的环境和条件所限，无论在设施、办学条件，还是在培养对象、教学等许多方面都无法与现代甚至是同时代国统区的大学同日而语。抗大从诞生起，就没有固定的校址，甚至没有教室，没有统一的课本。它是一所流动的大学，哪里需要，就到哪里，走到哪里，哪里便是学校。土窑、农舍、帐篷就是校舍，田野、院落、野外、操场就是教室；上至校长，下至伙夫，同一伙食，同一住宿。学校所用一切物品，除枪支外，几乎全是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抗大是学校，也是部队；抗大是一个生产队，也是一个宣传队，它走到哪里，便把党的抗日政策带到哪里。纵横古今中外，再难找出这样一所大学，然而就是这样的一所大学。八年间抗战，抗大培养了20多万军政干部。抗大学员毕业后，迅速分赴抗日最前线，成为领导抗日的骨干力量，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

1945年8月下旬，抗大师生获悉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和前线不断胜利的消息后异常兴奋，各大队分别在住地举行盛大的军民联欢庆祝活动。9月，抗大第八期部分学员奉命提前毕业。抗大总校在副校长何长工、政治部副主任徐文烈等同志的率领下，于9月下旬从绥德陆续出发，至10月下旬全部撤离，奔赴东北解放区，迎接新的光荣使命。

驻绥抗大总校领导人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