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城市职能的演变依据历史，可以分为5个时期：先秦到秦汉时期，隋唐到明清时期，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和改革开放后。

4.4.1.1　先秦到秦汉时期——军事职能

武汉的城市职能萌芽于军事职能。唐以前，中国处于军事分裂阶段，农业尚不发达，剩余产品有限，商业贸易尚未完全成型。长江作为“天堑”，在分裂时期，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因此，在农业经济与国家分裂格局的双重作用下，武汉在唐代以前是以军事职能为主的城市，3500年前的商代盘龙古城以及之后周、秦、汉、南北朝武汉周围的古城遗址多为军事城堡，可以证明这一点。

4.4.1.2　隋唐到明清时期——商贸职能

隋唐以来，随着国家的统一、农业的不断发展，剩余产品开始出现，武汉的商贸职能开始显现。随着长江和各河道水运网络的开通，加之各朝代多将汉口定为南方赋税、漕粮口岸，在明朝，武汉成为全国性水陆交通枢纽和中国内河最大港口，成为辐射长江中游与西南地区最大的货物集散和贸易中心。城市职能由单一的军事职能转变为交通转运职能和商贸职能[68]。

4.4.1.3　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综合职能体系初步构建

随着汉口的开埠通商，武汉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内地首要的经济中心，商贸职能和交通枢纽职能进一步强化，工业职能、金融职能和科教职能开始显现，城市综合职能体系初步建成。第一，商贸职能拓展至世界范围。《天津条约》的签订，使得武汉（汉口）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后，对外贸易更与上海并驾齐驱，成为“驾乎津门、直追沪上”的全国第二大城市。第二，工业职能逐步发育。张之洞主政时期，大力推行洋务运动，在武汉创建了一批钢铁、军火工业，武汉近代工业开始兴起。随着汉口的开埠通商，武汉共建有洋行和各类公司114家，开设外国工厂42家，武汉与上海、天津、青岛、广州等城市发展成为我国主要的加工业城市。第三，交通枢纽职能强化，随着水路的不断延伸、陆路的不断开辟和铁路的不断连通，武汉成为集水路、陆路、铁路于一体的内陆交通枢纽。第四，金融职能快速发展。随着商贸业和工业的壮大，与之配套的金融业得以兴起，至1948年，武汉的大小商业银行达47家，武汉成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金融中心。第五，高等教育职能开始形成[54]。在张之洞“兴学为求才治国之首务”的指导思想下，依托武汉强大的经济基础，武汉先后建立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湖北农务学堂（今华中农业大学）、湖北工艺学堂（今武汉科技大学）、文华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湖北省立教育学院（今湖北大学）等一批高等教育学府，武汉成为国家的高等教育基地。(www.daowen.com)

4.4.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综合职能体系弱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处于百废待兴中，经济建设成为国家的核心任务，工业则成为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根据国家计划经济的战略部署，钢铁、机械、化学等一大批工业落户武汉，武汉成为我国重点发展的工业城市。武汉的核心职能转变为工业职能，金融职能、商贸职能、交通枢纽职能被削弱，城市职能再次单一化。

4.4.1.5　改革开放后——城市综合职能体系的重构

改革开放后，国家开放国内外市场，以传统工业制造为主的经济发展策略发生了改变，国家开始走市场经济之路。武汉凭借优越的交通条件与良好的工业基础，其城市职能再次走向多元化。第一，武汉的商贸业再次繁荣，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武汉凭借良好的交通区位，逐步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主导的商贸流通格局，商贸业发展更具竞争力和灵活性。第二，工业职能进一步发展，工业结构和工业技术含量得到优化和提升，形成了一批规模化的城市工业组团。第三，科教职能进一步突出，随着国家高等教育资源的整合，武汉的高等院校和科教人才进一步集聚，武汉成为国家级的科教中心。第四，武汉的金融业开始崛起，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与之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和金融业也得到良好的发展环境。

纵观武汉的城市发展史，武汉在交通运输、商贸和制造业三个职能上具有先天优势，也是武汉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虽然近年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优势已经大幅减少，但武汉仍然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产业文化传统，在迈向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中，必须加以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