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耘

2019年是丁则民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字本该由东来执笔，可是东来性急，早早地到另一个世界与先生们“聊天”去了。今年2月，厦门大学的韩宇老师来函询问是否存有丁先生的信件，我十分肯定地说有。五年前，在整理东来遗留的信件时，丁先生工整的笔迹甚是醒目，令我过目不忘。我打开整理箱，小心地抽出信函，先生娟秀整齐的手书映入眼帘，一笔不苟，如字帖一般，尤其是以圆珠笔书写的两封信函，力透信笺，印痕在纸背微微凸起。我轻抚印痕，心中暖流涌过，那个高大的身影顿时浮现在脑海。我虽然只见过先生三次，但是先生是我们口中经常的话题。每当受某个细节的触动，东来就描述当年丁先生如何如何，同样的故事即使被多次重复，我们也不厌其烦，有关先生的点点滴滴总是让人感动。丁先生对东来的恩泽，惠及于我，他也是我极为爱戴的师长。

1978年夏，东来考入东北师大历史系，是全年级120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和其他同学相比，他唯一的优势是在宁波的中学学过四年英语，这一优势助他顺利通过了丁老师的英语翻译测试，加入了美国史兴趣小组。在丁老师的指导下，东来开始阅读美国史论著。1970年代末，美国史的中文论著资源十分有限，大约只有十本左右。东来读完了有限的中文著作，便开始阅读一本英文论著，碰到不懂的地方就记录下来，定期向丁老师请教。虽然我并未亲历他讨教的情景，但我了解他好奇的天性和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同样地，也能够想象丁老师极好的耐心。据东来回忆：“丁老师总是不厌其烦，给我解释一些语法和知识点。有时请教时间长了，到了午饭时间，丁老师和师母许老师还留饭，我也不知道客气。”

一个国内知名的大教授，在家里义务辅导本科生，若放在今天，实属罕见。甚至我们会听到这样的报道，某某导师利用手中特权，把学生当长工、当劳动力。每每读到此类新闻，我便格外怀念丁先生那样关爱学生、提携学生，为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老一辈学者。值得安慰的是，弟子们没有辜负老师的培养，在各自的岗位上，传承了他的为人和为学。

1982年秋，东来考入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跟随杨生茂先生读美国外交专业硕士。当时的研究生院条件非常简陋，东来有些沮丧，在给丁老师的信中，不自觉地流露出失落情绪。丁老师及时回信，引导他关注事物的积极面，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传递了“满满的正能量”。丁老师条理清晰地分析了在京学习的优越之处：

“一是见多识广，不像地方上那样闭塞，像去北大听美国专家的讲课，地方上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二是结识同行的机会亦较多，便于了解情况和互相学习；三是书刊资料比较丰富，查找与借阅都比较方便，出售旧书的书店也比较多，看来价钱也很便宜。加上你有杨先生这样学识丰富、热心指导的导师，我想只要从实际出发，尽量利用北京所具有的优势，勤奋学习，定会有很大收获的，你也逐渐会适应新的环境的。”

丁先生循循善诱，谆谆教导，化解了东来的沮丧。东来如先生所愿，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性格也更加豁达乐观。在我们共同生活的二十四年中，东来从不抱怨生活中的磕磕绊绊，始终以乐观向上的态度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无论陷入怎样的山穷水尽，他总能看到柳暗花明。每当我为琐事烦扰，他只用三言两语便能化解我的焦虑，让我安心。

东来进入研究生院后，丁先生的关心并未中断，不时来信给他指明学习方向。他在信中指出，当前学习的主要任务，是突破英语这一关，这是以后搞研究的基本条件之一。对如何提高英语水平也给出了具体的建议和要求：“只要有细心、耐心和‘敢’的精神，持之以恒，达到上述水平也不是很困难的，何况你还年轻，这是学外语的优越条件。你说对不对？”先生的殷殷之意，东来始终铭记于心，也努力去做。由于缺少语言天赋，也许不能达到期望的水准，但不论在国际研讨会还是社交场合，他都敢于用英文发表自己的观点，提出质疑。当然，对外语基础好的学生，他免不了心生羡慕和好感。几年后，他在法语课上注意到我，便是因为我的英语专业背景和比较标准的法语发音。(www.daowen.com)

1988年暑假，东来带我去拜见丁先生和师母。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丁先生在东北师大的公寓，那间简朴的客厅，没有铺设地板的水泥地面，装满了书籍的书柜。丁先生身形高大，却蔼然可亲，毫无居高临下的气势。他亲切柔声地唤我们“东来，小吴”，笑容里透着高贵和善意。东来搬了小凳坐在先生和师母中间，与他们合影，师徒开怀欢笑，十分温馨。

短短的几个月内，我沾东来的光，先后见到了杨生茂先生和丁则民先生两位大学者，两位老教授“爱屋及乌”，对我十分友善，我激动又骄傲。东来在求学路上，有幸获得两位学养深厚又平易近人的导师的指导，与他们结下深厚的师徒之情，让我羡慕不已。我第一次了解到，在大学校园里，还有这样一种师生关系，如父子、如友人、如同事。我对东来说：“你这个不谙世故的书呆子，这么幸运，遇到杨先生和丁老师这样有学问又关心你的老师。”他嘿嘿地笑，心里美滋滋的，“傻人有傻福呗。”

我们成家以后，除了一封涉及其他弟子的信件，丁先生都会在抬头写上“东来、吴耘同志”。1990年年末，丁先生自己刚出院不久，仍然关心即将生产的我，他在信中询问我的身体状况，嘱咐我产前要注意营养和休息，有了消息就通知他们。女儿出生后，丁先生与我们一同分享喜悦，称女儿长得很精神，很好玩。女儿起名“琬洁”，大部分亲朋好友，包括女儿的老师，都会把“琬”写成“女”子旁的“婉”，但是年逾古稀的丁先生和杨先生却从未写错。

1994年春节，我们带三岁的琬洁回长春探亲，再次去拜访丁先生和师母。琬洁活泼好动，先生和师母见了都很高兴，看孩子穿得单薄，还在咳嗽，便一再嘱咐我们天气冷，千万别让孩子着凉。但是我们没有经验，没给孩子准备厚实的棉衣，没过几天，女儿就因咳嗽转成了肺炎。

丁先生关注弟子们的学术，也惦记他们的生活，为其乐而乐，为其忧而忧。有一次，丁先生未及时接到弟子黄仁伟的消息，便在给东来的信中询问是否知道黄仁伟的近况。2000年12月，丁先生来信，信封上赫然写着“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交任东来主任啟”，信笺开头是一句喜气洋洋的贺语：“听说你升任南京大学霍普金斯研究中心的中方主任一职，特此祝贺。”东来从未担任过行政职务，想必是先生有日子没有东来的消息，向别人打听他的近况，引起了这场误会。

丁先生虽然不是我的老师，但他崇高的品质与纯粹的学者风范深深影响了东来，他慈父般的关怀，让我们倍感幸福和美好。此刻，当我敲击键盘，写下这些文字时，突然有种奇妙的感觉，先生就坐在他的办公桌旁，慈眉善目，对我颔首微笑。无论时光流逝，季节轮转，先生永远是那冬日的缕缕暖阳，穿透东来那扇明净的窗，洒向我的心房。

2018年9月12日于紫气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