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贻

自从客岁听到老友丁则民教授的病情比较严重的时候起，我就一直放心不下。20余年的交情，使我深深感到他是一个人品、学识都值得敬爱的朋友。我一直希望他吉人天相，贵恙早痊，继续为我国美国史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甚至在明年美国史研究会年会上再次相遇，同室畅叙（以往年会期间，则民有打鼾习惯，我能睡，会议秘书处常将我俩安排在一个房间住）。不期造化不仁，乱点生死簿，让本应寿享期颐的一位优秀学者过早地离我们而去。噩耗传来，至感悲痛，也引起我深切的怀念。我是1979年4月下旬在武汉大学召开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筹备会上初识丁则民教授的。同年12月初，我们又在武汉市举行的世界史学术交流会暨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和美国史研究会成立会上相遇，并同被选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和副理事长（我还兼任秘书长）。自此以后，我们一直合作得很和谐、愉快，而且是很有成果的。据我所知，这22年来丁则民教授在美国史研究工作中做出了三大重要贡献。首先是逐步建立起一个有相当规模的、能够出人才和成果的研究机构。在他的倡导和主持下，1979年1月成立了吉林师范大学（后改为东北师范大学）美国史研究室。在他的领导下，这个研究室不断发展，增添了图书资料，提高了研究人员水平，出了成果，在国内甚至美国的美国史学界逐步扩大了影响。于是，到1986年至1987年间，水到渠成，又在他的主持下，美国史研究室升格为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成为我国高等学校少数几个重要的美国研究机构之一。其次是在美国史研究工作中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美国史研究是很薄弱的，尤其是对美国专题史的研究，更是薄弱。丁则民教授带领他的研究生重点研究美国西进运动史（西部开发史）、十九世纪后期史（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史）、西部以至全国城市发展史，取得了显著成绩。不仅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还出版过很有分量的著作，比如丁则民主编的《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王旭著《美国西海岸大城市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黄仁伟著《美国西部土地关系的演进》（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3年版）等等。这些著作不仅独树一帜，而且对我国的现代化和西部大开发事业也是很可借鉴的。第三是培养了一批有水平的、有些还是高质量的研究生。据统计，丁则民教授一共培养了13位博士生、约20位硕士生。在博士生中，黄仁伟、王旭、戴超武、黄兆群等教授都是很出色的，不仅都有像样的著作出版，而且都是我国美国史学界的骨干，潜力很大。丁则民教授之所以能取得这些重要成绩，和他做人、为学的态度有关。他热爱祖国，总把自己的教研工作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对祖国繁荣富强的希冀中，为自己的事业汲取了无穷的力量。他的学风师道，严肃正派。重视学术规范，反对轻率虚假。他的这种优点，从他写字的态度很好地反映出来。他无论写什么东西，都用正楷，一笔不苟。我保留了他几乎所有给我的信件，都是如此。他的学生也告诉我，丁老师决不宽容他们潦草的字迹。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丁则民教授对他的学生是很爱护的，他和学生的关系是很融洽、亲密的，简直像一家人一样。根据以上情况，所以我认为，国家教育委员会授予丁则民教授全国优秀教师称号，他获得曾宪梓教育奖，都是名实相符的。除以上所述外，在我们20余年来的交往中，有两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历久难忘。第一件事是曾在我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长期间，他对我和研究会的工作的支持是诚挚无私的。凡是研究会倡导的活动，比如编写美国通史丛书、编写《美国史论文集》［（一）、（二）］、出版《美国史译丛》、为编写美国历史协会和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历史系合编《1945-1980年美国以外世界各国美国史研究指南》中国部分收集资料、制定美国史图书目录等等，他都尽可能保质保量地带头完成任务，使新成立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能比较顺利地开展工作。第二件事是，在一次通信中，我对“规律”一词的表述不准确，他不是明哲保身地打圆场，而是坦率地提出纠正意见，使我感到他不是一位泛泛之交，而是一位值得深交的海友。当然，除这两件事以外，若干年前他请我到东北师范大学讲学并参加博士论文答辩那一次，他和他的学生对我亲切而温情的接待，也是令我难以忘怀的。安息吧，好友！我们将永远记住你。(www.daowen.com)

（原文载于《美国史研究通讯》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