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撤系建院时，学院党政领导班子决定在学院门前立碑纪念，其中对每位前辈都有定性评价，而对丁则民的评价是“规矩正直”。这种评价基本上是正确的。最能体现这种评价的例子是他从不潦草的小楷钢笔字。笔者在整理丁先生的文书时发现，无论是给好友书信、给单位领导的报告，还是项目申报或者是自己备课，几乎所有的手迹（甚至草稿）都是用优美如画的小楷写就。即使是在他自己看来属于最潦草的字迹，在大众眼中一点算不上潦草。他每每写字，总是一笔一画，非常认真。每一笔画都不多不少，轻重衔接恰到好处，刚柔并济，横竖撇捺，莫不如此。

俗语讲，字如其人。从一个人的字可以判断其性格、心理与价值取向等等。心浮气躁的人不可能练就一幅备受公众认可的楷书。只有那些性格沉稳、虚怀若谷、一丝不苟、处事细致的人才能写出令人叫绝的楷书来。因此，写字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处世哲学与态度。字体的背后蕴藏着生命的灵魂。

丁则民一生行事，如同他写字一样，工工整整，从不潦草。这种秉性源于他成长的时代和接受教育的环境。在他的人生经历中，目睹了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走向民族独立和繁荣的剧变。从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和十年“文革”，多舛的命运经历让他认识到了生命的可贵和对国家发展贡献的价值。在西南联大读书时“老师的敬业精神”和名师出高徒的至理名言，使他看到，由于西南联大各位“大师的学术造诣是一流的，而且在培养学生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所以才造就了一些出类拔萃的人才”^[36]。这一段历史对他影响很大，并且深入到他的灵魂深处，构成了他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具体到处世和教书育人方面，有些原则是他矢志不渝的追求。

首先是爱国主义，这一原则贯穿他的一生。在他1937年考取燕京大学后，因北平被日军占领，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丁则民毅然南下，前往昆明，进入著名学府西南联大学习。1947年负笈美国华盛顿大学读书时，他要探索的问题之一是美国在新中国成立后如何从一个幼小的国家发展为一个“科学发达、繁荣昌盛的国家，并在国际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什么它会发展得这样快”。在美留学期间，目睹美国华人遭受歧视的经历不知不觉地增强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学成后回国的决心。1949年毕业之后，“为响应党对海外知识分子的号召，我中断了在美国的学习，决定立即回国为建设祖国的大业贡献力量……”^[37]回国后到“文革”前的十多年间，他以从未有过的饱满热情投身到高校世界史学科的建设事业中。他在五十至六十年代发表的文章，除满足教学需要之外，更重要的是“发挥了史学为现实斗争服务的需要”。在改革开放后，他以一名知识分子最朴素的方式表示，“想用过去所学的专业为繁荣祖国学术、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他在1979年建立美国史研究室的目的就是希望“为祖国培养人才、多出成果”^[38]。由此不难想象，丁则民在学术研究中总是带有一种强烈的现实关怀。1986年，他在中国美国史第五届年会上发言指出，“历史研究要联系实际，为现实服务”。他举例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目的就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他援引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的观点说：“每个时代都要根据其时代最主要的情况重新撰写过去的历史。”在“当前我国改革的汹涌浪潮中，美国史研究也要联系实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他在批评有些成果“偏重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而不大重视其社会效益”。“这种状况……难以适应我国‘四化’建设的需要”。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历史的价值之一，就是因为“许多历史问题的研究都可以作为我国当前改革的参考和借鉴”^[39]。在1999年他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写到，自己坚持的原则之一是“历史研究应为现实服务”。对于美国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主义政策与侵略行径，中国一方面应该团结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予以反对，另一方面，在学术上应“研究它的来龙去脉，以便从根本上进行揭露和批判，使它的倒行逆施站不住脚”^[40]。

其次，做好学术研究“首先是必须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这对研究外国问题的工作者来说，更为重要”。由于史料中线索扑朔迷离，纷繁庞杂，西方学者的成果中“既有治学严谨、论据充实的著述，也不乏标新立异、粗制滥造的作品”。因此，研究中“必须去伪存真，剔除其糟粕，切忌囫囵吞枣、全盘照搬”。当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是要“拘泥于经典作家的个别语句和具体论断”。因为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二十世纪的美国同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相比，各方面都发生了剧变。“这就要求我们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当代人类创造的许多新理论、新成果进行研究……把一切真正科学的、先进的东西学习过来，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坚持学术批判的原则。他举例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中“合理的内核”，创立了唯物辩证法。列宁在撰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过程中，也批判吸收了约翰·霍布森关于帝国主义基本特点和寄生性的论述。所以，“吸收外国新文化、新思想当然要筛选、要鉴别、要消化，切忌生搬硬套，更不应盲目崇拜”。^[41]当然，学术的批判并非是盲目地否定一切。由于研究的立场、观点不同，因而中国学者在美国历史研究中往往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现象。所以，研究中应该在严谨准确的基础上，兼容并蓄，“听取不同的意见，从中吸取有益的因素，以充实研究课题的内容和提高研究的质量”。同时，还应该积极吸收相邻学科的成果。因为历史学是一门知识密集、包罗万象的学科，它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统计学、地理学和某些自然学科都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随着不同学科间互相渗透和跨学科研究的兴起，“我们搞历史研究的也应注意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借助其他学科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对社会历史问题做综合性考察和多层次的探索”，唯其如此，才能写出高水平的学术论著。(www.daowen.com)

丁则民的学术批判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中，授课中也是如此。例如，关于汉密尔顿在美国建国过程中的历史地位，他不主张人云亦云。他指出：“评价历史人物，既要结合当时的历史实际来观察、研究历史人物，这里包括研究他代表的阶级利益，他的政治思想和主张及其所推行的政策，把他们剖析清楚，予以定性的评价；但也要结合后来历史发展的实际，对他推行的政策及其作用进行评价，主要是看它们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的需要，即使这些历史人物有阶级偏见，甚至遭到当时一般人的唾骂和抨击，只要是这些政策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需要，那他们的主要方面还是应予以肯定。”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他对美国学界和部分中国学者对汉密尔顿的指责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他要把美国重新变为英国殖民地，不仅不符合历史史实，而且是有意识地对他进行污蔑”。汉密尔顿是“美国资产阶级和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方面的第一位功臣；从后来美国历史发展来看，他是个有敏锐远见的，确定美国发展方向的历史人物”^[42]。关于西进运动一讲中，他要求实事求是，反对一刀切的方式盲目解释：“从表面上看，西进运动具有强烈的扩张性。”但是对美国的领土扩张要区别对待。例如，美国领土扩张中既有抢占印第安人的土地，也有明火执仗从墨西哥抢过来的。这些做法应当谴责。但对路易斯安那购买、佛罗里达购买，以及在俄勒冈问题上与英国的博弈，属于列强“争夺殖民地的性质”，在客观上用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代替英、法、西、俄的殖民地制度，乃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对封建君主制的历史性胜利，是当地居民摆脱殖民压迫、逐渐加入美国的过程，因而具有“非殖民地化”性质。^[43]

最后，在学生培养方面，丁则民将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以及学术批判中的学术民主原则，都应用于研究生培养之中。最有力的表现就是，1987年他致函正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王旭，建议王旭“以工作的需要为重”，放弃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回国，“从研究室最近几年的工作部署来看，非常希望你明年暑期回来”，丁先生提出这种要求的理由是因教学任务繁重，师资队伍不足，他常有力不从心之感。关于王旭的博士论文选题，丁先生建议“要符合国内的需要，对建设祖国精神文明有意义和作用”^[44]。在九十年代，凡有学生或青年教师赴美交流或深造，他都要在临行前叮嘱说：“我们的家在中国，我们的事业在中国。”学成后回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45]。对于有些以公派身份出国不归的教师，他嗤之以鼻，批评说“他不配做一名人民教师”。

在学习方面，丁先生要求学生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是远近闻名的。他经常对学生讲：“做作业、写论文主要是让别人看的。因此无论是汉字还是英文字母，都必须写得清楚、工整，使人看了一目了然。切忌字迹潦草，令人难以辨认。”对于书写潦草的作业，“我便把作业退了回去，要求重抄。再就是要他（她）们注意不要写错字或拼错英语单词。凡是发现这类错字，我都予以改正”在辅导学生作论文时，他不厌其烦地强调学术规范性，要求注明引文出处，标明著者、书名、版本、卷和页数等。“若是引用材料的来源不明，就在上面打个大问号，要求重新核实。在这样不断要求下，他（她）们都逐渐体会到写作业和论文都必须字斟句酌，做到确切、严谨，贯彻一丝不苟的精神。”当然，丁则民培养学生并非是只重技巧而忽略方法。

他教育学生的方法之一是采取“授之以渔”的方式，循序渐进，步步深入。为此，他在学生中间开创了学术沙龙制度，先由事先有准备的研究生做专题报告，接着大家就报告展开讨论。最后由教师针对讨论中的分歧和疑难问题进行重点讲解。对于条件成熟的学生，他就积极吸收他们参加某些实践工作（比如校对稿件、选购英文美国史图书和适当分担科研项目工作等）。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丁则民在承担《美国通史》第三卷的编写工作之后，从草拟和讨论编写大纲起，便吸收研究生一起承担一定的编写任务。^[46]正如王旭教授后来回忆说，在撰写该书相关章节的过程中，丁先生多次组织研讨，从概念到体系，几易其稿，反复修改，切身感受到了丁则民治学的严谨与认真。“正是这种严谨的治学精神，使我们的学术态度得到净化，进而形成了好的学风。凡出道于丁先生门下的学生，均以严谨自律，不仅做学问如此，为人处世也如此。之所以先生的很多弟子今天能够成为国内美国研究的中坚力量，与这种做学问、做人的严谨态度是密不可分的。”^[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