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年逾七旬的丁则民依然精神矍铄，壮心不已，用自己的生命书写了其人生辉煌。首先，一直到去世前的12年间，他笔耕不辍，博览群书，科研成果的产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1965之前的14年间，他除编写教材和翻译美国学者的著作外，发表论文12篇，占毕生发表论文的28%。在1978年至1990年间，他发表文章13篇，占其论文总量的30%，而在1990年至2001年间发表论文17篇，占比达40%。换句话说，1978年至2001年是先生走完其人生的最后23年，其间发表的科研成果占比达72%。这一组数据折射出的结论是：随着他年龄的增大，学术成果更多。尽管丁则民科研成果的产出与其年龄并行不悖的特征有其时代不可复制的特殊性，但勇于攀登，笔耕不辍的精神却永远是不过时的。

从丁则民在九十年代发表的论文特点看可分为三类：第一，与八十年代以史学史为核心的成果相比，九十年代的成果中有10篇集中在美国移民史和族裔史领域，有5篇属于美国城市史领域，两篇属于中美关系史，说明丁则民试图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在美国移民史和城市史领域拓宽加深，遂成体系。第二，通过指导学生的论文写作，继续深化自己开辟的研究领域。例如，梁茂信的《美国移民政策研究》系统梳理了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戴超武的《美国移民政策与亚洲移民》则强调了美国移民政策与亚洲移民的关系，黄兆群的《纷然杂陈的美国社会》则揭示了美利坚民族多元化的趋势。^[29]第三，有5篇论文与美国西部史相关，是他在八十年代末承担的国家课题“美国西进运动史研究”的部分成果。^[30]

在学生培养方面，丁则民的执教生涯也进入从未有过的辉煌时期。在他培养的13名博士研究生中，10人是在1990年以后入学的。对于丁则民本人而言，这等于在其执教生涯中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这些学生在研究方向、治学原则和精神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先生的衣钵。当他们在国内学界崭露头角或成为学科带头人的时候，被认为是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学术力量，本质上也是丁则民学术生命的延续。对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而言，博士研究生培养在九十年代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作为衡量一个学科质量和水平的标志之一，是学科建设与评估中不可或缺的类项，与林志纯和朱寰先生培养的世界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博士研究生一起，在世界史学科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本、硕、博三级人才培养链，使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在人才培育方面达到了其创立以来从未有过的高度。

另外必须指出的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丁则民以特有战略眼光，与学校各部门合作，搭建起东北师范大学与国际学界交流的桥梁。这方面最有力的例证是在八十年代末，他先是“向美国有关方面申请将东北师大纳入富布赖特计划，申请获准”^[31]，接着与学校领导一起，在当时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完成相关手续。东北师范大学因此成为东北地区最早被纳入富布赖特学者计划单位之一。之后，他又利用与教育部相关人员的个人关系，竭力为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争取来华的美国富布莱特学者前来东北师范大学定期讲学。^[32]经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在1990年至2010年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2004年之后该系建院）美国研究所，先后接受了10位美方富布莱特学者，同期也向美方派遣了10位学者，加上其他院系的学者，东北师范大学累计向美方派遣学者23人，是东北三省派遣赴美富布莱特学者数量最多的单位。^[33]

此外，在1992年至1996年间，丁则民通过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合作，与美国各高校先后举行了五次电话会议，围绕美国的民族同化理论、双语教育、西部经济、城市化、外来移民以及模范少数民族理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虽然这种交流方式比较简单，参加的人数和讨论的范围比较有限，但它“信息快，内涵丰富，有助于我们及时掌握美国史学界有关前沿课题研究的动态和解决我们在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对推动我国美国史研究和教学具有积极的意义。”^[34]在九十年代国内史料奇缺，与美国学界交流比较有限的条件下，这种通过电话与美国学者交流的方式，至今是独特的、不多见的。(www.daowen.com)

上述对外交流活动的顺利开展，使东北师范大学美国史和世界近现代史两个二级学科得以共同发展。从历史的逻辑看，由于美国脱胎于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同时又因为它在建国后长期与欧洲乃至于全世界保持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因此，美国史与世界近现代史在教学与研究中，属于一种相互补充与交叉的关系，因而在学科建设中，美国史与世界近现代史互为依托，共同发展。例如，在前文述及的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赴美的10名富布莱特学者中，近半数就是世界近现代史的教师，有些学者回国后，对推动东北师范大学世界近现代史教学和科研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到2001年丁则民去世之前，这两个专业的王旭、于群和梁茂信等5名教师都获得了博士生导师资格，占当时整个世界史博士生导师的近一半。由于这支队伍的存在，在2000年之后的近20年间，东北师范大学的世界近现代史和美国史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35]

正是在丁则民和其他老一辈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世界近现代史和美国史两个专业，与以林志纯和朱寰等前辈领导的世界古代和中世纪史专业，一起托起了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在这样一个结构布局合理、各专业齐头并进的格局中，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古代中世纪专业作为基础，东北师范大学的世界史学科必然会“坍塌”；同样，如果没有丁则民领衔的世界近现代史和美国史，该学科也如同“断壁残垣”。正因为如此，东北师范大学的世界史作为一个强势学科，经与中国史各方向教师们的共同努力，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一系列平台建设的申报中捷报频传。例如，1995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成功申获教育部“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1996年被纳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单位；1999年获准设立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世界文明史中心”；2001年世界史再次被纳入国家重点学科；2003年获一级学科博士授权单位及设立博士后流动站资格；2004年世界文明史中心首次顺利通过教育部的考察验收；2005年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中获得优秀成绩；2007年，世界史又一次入选国家重点学科。

面对上述辉煌业绩，可以大胆假设：如果没有半个世纪以来丁则民领衔的美国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的学科建设，上述申报活动能否屡获成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还能否像“历史文化学院成立记”上写的那样“雄视中土焉”？能否在2000年以来历次评估中一次又一次取得国内前三甲的佳绩？当我们面对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史在2017年被列为“一流学科建设单位”的时候，我们是否应当饮水思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