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丁则民的人生与求学经历，前述成果中多有提及。需要补充的是，从1938年进入西南联大时起，丁则民选择学习美国史、第二外语，赴美留学以及毕业后报效祖国等一系列重大决定，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的哥哥丁则良影响^[3]。1949年回国后，丁则民依组织安排，于1950年2月起前往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联共（布）党史，同年12月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其间，他不仅开设了美国史课程，而且还尝试性地开设了世界现代史课程。^[4]从他个人的专业素养看，显然已具备了开课的条件。一方面，他在留学期间主修美国史，硕士学位论文的主题是晚清对欧美关系史^[5]；另一方面，他回国又学习了苏联史。这种兼具两大阵营发展史的知识结构基本上满足了当时开设世界现代史课程的需要。因教学和科研业务出色，他于195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被晋升为副教授。^[6]

1952年10月，丁则民按照教育部的调遣，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当时刚被更名的东北师范大学工作。此时，仍然处于草创时期的东北师范大学的世界史学科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缺陷。一方面，世界古代史、古代中世纪以及近现代史方向，不仅师资队伍阵营强大，学缘结构合理，而且拥有比较成熟的知识体系和可以参考的苏联教材；另一方面，世界现代史专业不仅师资队伍弱小，而且，因该学科内容主要限于苏联十月革命之后到新中国成立的世界历史。国内既无可资利用的现成教材，也没有可以借鉴的课程讲授体系。因此，相较于林志纯领衔的世界古代史、郭守田领衔的古代中世纪、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何基领衔的世界近代史相比，丁则民领衔的世界现代史面临的挑战更多，学科建设的任务更加艰巨^[7]。1987年退休的王贵正（1952年留校工作）当时作为一名助教，主要任务是为任课教师“配课”。^[8]在这种背景下，开设世界现代史课程的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到东北师范大学后立即被任命为教研室主任的丁则民身上。此后到1966年“文革”爆发，“他一直担任世界现代史教学工作，兼搞一些美国史研究”。^[9]

对于丁则民而言，课程建设中最大的挑战是在课堂讲什么。当时，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特别是世界现代史学科，与新生的共和国一样，万象更新，百业待兴，世界史学科建设等于从零开始。新中国成立前的“西洋史”教材、课程体系及讲授内容等，均无法适应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按照学科分段的划分，世界现代史覆盖了从十月革命到新中国成立的历史。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与十月革命之前的世界近代史相比，一是社会主义苏联的建立与发展，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蓬勃开展，中国和朝鲜也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其他国家也纷纷掀起了争取民族独立的反帝解放运动。三是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西方资本主义发起了遏制社会主义制度的冷战。相比之下，世界古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专业的境况好了许多，不仅其学科覆盖的历史早已“尘埃落定”，而且成说较多，国内外的教材和研究相对成熟，还可以借鉴苏联的世界史教材和教学经验。世界现代史除了缺乏上述优势之外，还面临着政治上的要求。在五十年代，由于国内的敌特分子尚未清除完毕，知识分子被认为是在“旧”的资本主义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及对社会主义的态度，都会对世界现代史的教学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按照学校的要求，讲授世界现代史的教师必须有较高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系统而深厚的专业训练，以及热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在这种背景下，世界现代史教研室的师资引进进展比较缓慢^[10]。在师资缺乏的背景下，丁则民一方面参考苏联的教材，另一方面吸收了西方特别是美国共产党人编写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形成了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苏联教材为主、兼容美国学界研究成果的模式。

为了“配合教学重点问题的需要”^[11]，提高教学效果，丁则民努力从事科研活动。他充分利用自己在美国留学期间积累的史料和知识优势，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科研成果，其研究内容不仅涵盖了美国史，而且还涉及欧洲史、美洲史和二战史等等^[12]。他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和性质”的论述具有独到的见解，认为这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矛盾日益尖锐化所引起的，但在战争性质上，与一战截然不同，它“一开始就带有反法西斯战争与解放战争的性质”。更重要的是，他将中国的抗日战争也纳入二战教学内容之中，因而关于二战爆发的时间比国际学界的学说提前了近十年，比国内学界关于抗日战争开始于1931年的说法提出早了几十年^[13]。毋庸讳言，在教学参考资料奇缺的年代，这些成果的面世对丰富课堂教学、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www.daowen.com)

当然，从长远看，在“文革”前的十多年间，最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是编写教材。其间，丁则民除了为配合抗美援朝而撰写的美国排华史之外，更多的是世界现代史教材的编写工作。1956年，他接受教育部的委托，在1957年完成了《世界现代史教学大纲》，接着又以此为基础，分别在1958年与人合编了1958年版的《世界现代史》（上册）和1961年至1962年合编的《世界现代史》（上、下册）。1956年又与人合作，完成了对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安娜·罗彻斯特的《美国资本主义（1607年—1800年）》的翻译工作。^[14]该书中的内容被吸收入上述教材后，就形成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学习苏联有关教材的基础上，参考美国历史学家著作为特色的教材。不同的是，1958年出版的《世界现代史》写到二战结束，1961年至1962年版的《世界现代史》增加了二战结束后到五十年代后期的世界历史。它们作为国内出版较早的自编教材之一，流行较广，对当时世界现代史教学起了一定作用。但是，正如丁则民后来回忆说，教材中的某些主要观点难免“带有时代的痕迹——单纯强调社会主义体系与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与斗争，忽视了第三世界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竭力突出资本主义各国的革命、特别是暴力革命，而根本否定改良主义在历史中的作用等”^[15]。

必须提及的是，丁则民在五十年代中国外交“一边倒”的背景下，敢于将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融入教材编写中，展示了他作为开创者所具有的勇气。而事后对自己教材缺陷的检讨，则表明了一位虚怀若谷的学者虚心接受学术批判的博大胸怀与严谨的科学态度。这种高贵的品质，与他在五十年代“低调”做人的风格^[16]，使他在1955年开始被学校任命为历史系负责教学的副主任，分管课程设置和教学安排等方面的工作。由于他是当时历史系领导班子中唯一从事世界史教学与研究的教师，其日常工作不可避免地引导着历史系世界史学科的整体发展。

总之，在“文革”前的十多年间，丁则民通过课程开设、配合教学需要的学术研究、教材编写、史料翻译以及担任行政职务等方式，完成了东北师范大学世界现代史学科的奠基任务，并且与林志纯和郭守田等人一起，将东北师范大学的世界史学科打造成为国内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丁先生领衔的世界现代史和美国史，东北师范大学的世界史学科是残缺不全的。一所高校残缺不全的世界史学科要想称雄国内学界无异于天方夜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