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文蕙

1986年8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五届年会在兰州召开。我有幸参加了这次盛会，并认识了与会的丁则民先生。当时我还在兰州大学任教，刚从中国古代史教学转向美国史不到两年。与我同系的頡普老师带我参加了会议，并在会议第一天的当晚，陪我拜见了丁先生。頡普老师是我本科时的世界现代史老师，在我任教时，曾给予我很多帮助，现已去世已近二十年了。他一直从事美国史研究，认识许多美国史研究的老前辈。

初见丁先生时，颇感局促，但先生亲切和蔼的态度很快便打消了我的不安。听了頡普老师的介绍，先生高兴地说道：“欢迎，侯老师！”我忙说：“不敢不敢，在先生面前怎称老师！叫我名字吧。”先生边笑边对当时在他身旁的学生说：“这是侯文蕙老师，她去年从美国访学回来。”从此，无论我怎么婉拒这“老师”之称，也只能“恭敬不如从命”了。先生询问了我赴美的时间、学校，进修的课程，及其他问题。我则尽量简洁地回答，但终因又有客人来访而中断。頡普老师和我告辞时，丁先生将我们送到门口，并对我说：“咱们找机会再谈。”

会议的日程安排很紧，实际上是难有机会单独去见丁先生了。第二天一早，在开会之前，我将自己近一年来发表的几篇美国史文章呈交丁先生，恳请他抽暇指教。未想到，就在那天晚上，在会议组织大家夜游兰山的归途中，丁先生的一位研究生告诉我，丁先生将在酒店门前等我，有话要说。果然，在我们乘坐的大巴停到酒店大楼前的广场上时，透过车窗，一眼就看到了站在台阶前的丁先生——他和其他老先生乘小车先到酒店。先生对我说，我的文章他尚未及细读，等回长春后会在信中与我商讨。接着，又和我谈到我眼下所做的课题，并提到我的家庭。其间，丁先生得知我还不是美国史研究会的会员，便说：“快加入吧，我可以做你的第一介绍人。”这次谈话时间不长，却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是那样的坦诚和善解人意，以致在瞬间让我忘记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专家和权威。面对灯光下的他，我甚至觉得，这是一位我早就熟悉的慈爱长者，而非昨日才相识的威严先生。顿时，一种信任感，伴随着一股暖流，油然而生。

两周后，我收到了丁先生来自长春的一封长信。信中说，他已读了我送他的文章，对选题、立意和论述都做了肯定，但同时也指出了需注意的问题。先生的点评从大处着眼，但也不忽略细节。至今我还记得，先生信中曾对我文章中的一个译名“美利坚大沙漠”提出异议，认为译作“美利坚大荒漠”要更确切。先生细致而中肯的分析，恳切委婉的语气，处处都流露着对一个后学者的关切和期望。作为一名初涉美国史的学步者，自始即能得到这样一位资深专家的指导，何其有幸！在此后的十多年里，我一直紧紧地把握着这个机会，从未停止过向先生的求教和学习。在每个关键的时刻，先生都会给我以有益的帮助和支持。

在刚认识丁先生的前两年，我的科研兴趣主要在美国的西部史和亚文化上，因此写作、译著也多是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但是随着学习的深入和学术视野的开阔，自1980年代后期，环境史逐渐成为我所关注的领域。这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刚兴起的一个学科，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尚鲜有人涉及。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是在孤军奋战。所谓“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鲁迅诗），似正对应了我当时的状态。在这种颇为艰涩和惨淡的时刻，丁先生是第一位对我的努力表示认可的前辈。他鼓励我说：“万事开头难。现在看起来冷清，只要你做起来，大家对它有所了解，就会有更多的人参与了。”他不仅这样说，还切实地支持我去做。每当我有新作送他，他都会通过信件进行评议，同时还极力引导他的学生关注这个新的领域。1991年，丁先生曾邀请美国环境史专家苏珊·福莱德教授赴东北师大讲学，专门为历史系学生讲授环境史；其后，他又两度安排我去他那里为研究生讲课和主持博士生论文答辩，目的都是为了拓宽学生的视野，活跃学术气氛。

丁先生弟子众多，而且个个出类拔萃。说起自己的学生，他总是喜形于色，一点也不掩饰对他们的喜爱。他了解他们，关心他们，对他们各自的特点、性格了如指掌。我曾和他谈起他的几位我比较熟悉的学生，如黄仁伟，他感叹道：“才华横溢啊！”如王旭，他称赞说：“深沉稳重！”如梁茂信，则说：“忠厚好学！”如胡锦山，他笑道：“这女孩啊，三快——走路快、说话快、做事快!”言语之间，流露着深深的爱意。他曾不止一次对我说：“我没孩子，但这些学生就和我的孩子一样。”而这些孩子，不仅在学业上发奋自强，而且也像对自己的父母一样，对先生怀着无比的尊重，并对其生活予以精心的照顾和关怀。日后，这些学生皆成为国内学界和政界的中坚。他们的成功，离不开当年先生心血的浇灌。(www.daowen.com)

在认识丁先生后的十多年里，和先生的多次通信和有限的面谈中，除了学问，也会涉及生活。有一次，在给他的研究生讲课期间，在先生家里，我们谈到中美文化的差异。我和他说及1994年在堪萨斯大学做洛克菲勒学者时的一次经历：一位住在底特律的美国朋友，听说我特别喜欢新西兰著名的女高音迪·卡娜娃，而恰巧这位女高音要在底特律演出，便特意为我买了飞底特律的机票，专程去听她的音乐会。打“飞的”听音乐会！——在二十世纪，是我连想也不曾想到的。丁先生听了，也很感慨，却不料，这个故事竟勾起了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和看电影《翠堤春晓》的回忆。原来他也喜欢音乐，并且特别喜欢斯特劳斯的圆舞曲。“到现在我还记得影片中的那首《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当我们年轻时》）。”他微笑着，脸上有一种我以前从未见过的神情——略带迷惘的甜蜜……

回青岛后，我托人给先生捎去了在美国购买的两盘盒带：《斯特劳斯圆舞曲集锦》和迪·卡娜娃演唱的意大利歌剧选曲。本想给他买CD，但他没有CD播放机。他来信说，音乐给他带来的不仅是听觉上的享受，还有难得的回忆和遐想。

2001年初春，先生去了另一个世界。我沉浸在回忆中，耳边似乎又响起那美妙的歌声：

“春天来了，大地在欢笑，蜜蜂嗡嗡叫，风吹动树梢多美妙；

春天多美好，鲜花在开放，美丽的紫罗兰焕发着芳香。”

滋兰九畹，溢香百园——伴随着先生的将永远是那充满欢笑和芳香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