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柯可

纪念丁则民先生百年华诞是我国美国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先生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眼前，我对先生的怀念和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我与丁先生分处两地，直接接触的机会并不多。但我始终把他视为我的恩师。在有限的来往中，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既是一位敬业的学者，又是一位慈祥的长者。

他待学生亲如一家，对学生们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他风趣幽默，平易近人，与他相处，感觉轻松和亲切。他的几位高徒现在都是著名的教授了，每每提起当年的师生情谊，总是流露出无限的快乐和幸福，让人羡慕。

第一次与丁先生见面，是1982年在苏州召开的美国史学年会上。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担心他会和我的苏联莫大老师一样严肃。没想到的是，先生的第一句话就解除了我的顾虑，他握着我的手，笑着说：“看你的名字以为你是一位男同志，没想到却是位漂亮的女士！”

记得这次会议期间聊天时，他告诉我他亲自为学生批改英文作业，我当时被惊呆了，因为这和我的经历反差实在太大。我高中毕业后，被国家派往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学习美国历史，由于没有学过英文，看资料成了问题。一次，我拿着搜集来的英文史料和我自己翻译的俄文稿去见论文导师，指望能得到帮助。结果，教授不客气地对我说：“英文的事情去找你的英文老师，不要和我讨论。”当时只觉得一盆冷水从头而下，无言以对。后来，我明白了，在莫斯科大学，专业老师是有身份的教授，而外语老师只不过是“教师”。难怪每天最早的课程全是外语（苏联学生首选法语、德语，其次是英语和西班牙语）。这就不难想见，我听到丁先生教学生英文的事有多么吃惊和羡慕了。记得当时我对丁先生说了一句心里话：“丁先生，我想做你的学生。”他回答：“好啊，欢迎你来长春！”

此后多少年，丁先生总是把我这个编外学生放在心上，利用一切机会指导我，帮助我。我的每一点进步确实得到了先生的有力助推。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外文资料匮乏，史学会号召各单位编印藏书目录，互通有无。丁先生竟然想到给我寄一份他们美国所的书目。对于现在使用网络的年轻人来说，无法想象这两本打印资料对我有多么珍贵。先生知道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有关美西战争，特地把他主编的《美国通史》第三卷初稿寄给我，要我提意见并去长春参加讨论。遗憾的是，当年遭家父病故，我没能成行，错过了当面向先生讨教的难得机会。(www.daowen.com)

丁先生多次要我书面评议硕士论文。每次先生必附一信，一字一格，一笔一画，笔迹认认真真，绝无潦草。信中，他不只介绍论文内容，还说明每位学生的学习情况。我通过这项工作，学习到了历史知识，还懂得了做人的道理。这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

有一年，丁先生约我去长春主持博士生答辩，其间，先生执意为我安排了一次讲座。由于我的疏忽，来前只专注学生论文，没有准备学术报告。为难之下，我只好就我参与主编的社科院重点项目“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化”，对英美德法四国的共性和特性，谈了些肤浅的看法。丁先生发现了我的尴尬，不时插话为我补漏。总结时，他强调了比较研究的重要性，鼓励我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

这次发言辜负了先生的心意，我深感内疚，课题的著作出版后，我重新认真阅读了全书，写了一篇论文，以美国为主，与其他三国进行相应的比较，提出我的看法。出乎意料，此文在世界史所和社科院两级评奖中，分别获得优秀论文一等奖和三等奖。我明白，这只是给丁先生交上的初步答卷，脚下的路还很长。

就在我打算把比较研究继续下去的时候，祸从天降，我突发眼底黄斑病变。这是一种世界性的不治之症，视力迅速下降。可是，祸不单行，治病期间，我在医院染上了病毒性角膜炎，两眼肿成一条线，视物模糊不清。不巧的是，这年我已经答应了丁先生再去主持答辩。学生临近毕业时，我的病情仍无好转，让我心急如焚。考虑到先生年事已高，恐难以经受突发事件，我决定给已经在厦门大学工作的王旭老师去信，请他先选好主持人，再替我向丁先生告假。没过几天，我意外收到了丁先生的来信，他只字未提答辩的事，全篇语重心长地安慰我要安心治病，并介绍了一些保健眼睛的方法。当孩子为我读丁先生的来信时，我的泪水不由自主地从小小的眼缝中流出，我被父亲般的温暖所打动。

要说起我开始对美国城市化问题产生兴趣，启蒙老师还是丁先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工作所属的西欧北美史室拿到了社科基金“欧美五国工业化比较研究”项目。因之前拜读过丁先生主编的《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一书，并受其影响，我选择了项目中“城市化”一章，想试一试这个新领域。此后，在丁先生的指导和王旭老师的帮助下，侧重探讨美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令我对城市化的研究起步还算顺利。

在今天，我们怀念丁先生，感恩丁先生，要说的话太多太多。我虽然在国内没有母校，但我自以为是丁先生的学生而感到自豪。衷心祝愿丁先生的治学精神代代相传，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