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先生孜孜以求，博览群书，笔耕不辍，虽未著作等身，亦硕果不断。他一生撰写和参编的著作6部、与人合作翻译4部，论文40余篇，其中不乏传世之作。从这些著述发表的时间和覆盖面来看，具有“宽—窄—宽的特点。第一个“宽”是指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在着力于美国史研究的同时，更多地着眼于世界近现代史问题；所谓“窄”是指1978年至1990年间集中于美国历史某些具体的微观问题的深度研究。在九十年代丁先生的研究又回到了相对意义上的“宽”的层面，他的研究仍集中于美国史，但研究的领域大为拓宽，涉及西部史、移民史、民族史、城市史、妇女史、区域史、环境史等领域，且在宏观视域下展开研究。这样，丁先生学术研究的三个时期形成鲜明对照，后期的“宽”是前期的“宽”与“窄”的发展和继续，从而形成了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并重的整合性研究体系。据此，笔者将丁先生的成果分为三类：

第一类就是前文中所提到的第一个“宽”，即在宏观视域下，为推动世界史学科建设而编著的教材、译著和论文等，涉猎二战史、欧洲史、拉美史和美国史。在这一类成果中，按照其内容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面是世界近现代史教材的编撰。在史学传统丰厚的中国，有关外国史的记载在历史著作中屡见不鲜，而且其地理范围遍及亚非欧。应该说，1949年以前的史学主要囿于中国史，世界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体系尚未形成，相关研究处于准备阶段。同时，无论是教学上还是研究上，许多成果深受西方学者的影响，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外国史的人很少。因此，建立我国自己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就成为新中国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有鉴于此，丁先生于1956年受教育部委托，主编了《世界现代史教学大纲》，供各高等师范院校历史系试用。在此基础上，他于1957年至1958年与人合编了《世界现代史》（上），1961年至1962年又出版另一部《世界现代史》（上、下册）。前者叙述了俄国十月革命到“二战”结束时的世界历史，后者增加了战后到五十年代后期的历史，两者是国内出版较早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自编教材之一，在高等学校广泛使用，影响了一代甚至两三代人。尽管这些教科书中难免带有时代的痕迹，单纯强调现代世界两个体系——社会主义体系与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斗争，而忽略第三世界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竭力突出资本主义各国的革命，特别是暴力革命，而根本否定改良在历史中的作用等，但毕竟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为建立和完善新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1979年至1980年，先生还积极参加了王荣堂、姜德昌主编的《新编世界近代史》的编写工作，该教材后被国家教委推荐为高等院校通用教科书^[14]。

第二层面是为配合教学而进行的重点问题研究，先后发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性质和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革命等论文^[15]，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和性质》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认为它与“一战”一样，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矛盾日益尖锐化所引起的；但在战争性质上与“一战”根本不同，它“一开始就带有反法西斯战争与解放战争的性质”。1941年苏联的参战更加强了这种反法西斯的性质。文中还指出，在苏联参战前，还“存在着另一种性质的战争，那就是1939年9月初开始的英、法政府对德国的帝国主义战争”^[16]。这里有两点需要指出：第一，丁先生在五十年代中期就指出了苏联参战前的民族解放和反法西斯的性质，不能不说是一个贡献，因为在当时能够提出这种观点的学者寥寥可数；第二，八十年代末，以治学严谨著称的丁先生曾指出，在当时把英、法对德战争定性为帝国主义战争是否合适，需要重新认真探讨。这既反映了先生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又为新一代学者提出了老题新作的要求。

第三层面是翻译国外学术成果。在这方面，丁先生首先翻译了美国学者安娜·罗切斯特的《美国资本主义（1607—1800）》。该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系统阐述了十七和十八世纪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及美国人民争取独立和民主的革命斗争，对了解当代美国历史很有帮助。1974年从农村调回学校后，丁先生投入很大精力与人合译了罗杰·威廉斯的《欧洲简史：拿破仑之后》和亨利·赫坦巴哈的《俄罗斯帝国主义：从伊凡大帝到革命前》等书。《欧洲简史》是关于欧洲史的教学参考书，其特点是用较大篇幅阐述欧洲文化和科学的发展及其历史作用。《俄罗斯帝国主义》是关于十五世纪中叶以来沙俄对外扩张史的论文集，探讨了俄帝国主义的起源及其对周围地区的侵略^[17]。尽管这些著述的作者都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但对当时了解国外研究动态，推进国内世界史研究和教学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类是所说的“窄”，即1978年至1990年间丁先生对美国史学史、移民史和断代史等领域具体问题的微观研究。这实际上是先生对自己在五十至六十年代的研究和对中国美国历史学的发展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所做出的选择。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弥补国内关于美国史学史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可以产生点面结合、凸显历史整合性的效用，从而在推进自己研究生涯的同时，也为他视如己出且日益增多的研究生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这一时期，丁先生的研究成果，无论其质量还是学术水平，均达到了他事业的顶峰。研究中的客观性、缜密性和系统性特点也更加突出。

关于美国史学史，丁先生认为，把握其发展与演变是追求学术真谛的前提。美国的历史并不悠久，但史学发达，流派林立，其中有些往往可以主宰美国史坛几十年。如果不弄清其来龙去脉，研究中就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国相关的研究比较薄弱。为此，丁先生博览群书，广集资料，条分缕析。在研究中，他始终坚持两个原则：（一）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美国学者的观点。因为他相信，多数美国史学成果深受资产阶级史观影响。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去伪存真，洋为中用；（二）由于中国人研究美国史学史时在资料上不占优势，所能做的是在对其加以鉴别和研究的基础上，力争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舍此难有突破，更谈不上在国外史学界获得一席之地。

从先生的研究成果看，他系统研究的首要对象是以弗雷德里克·J.特纳为首的“中西部学派”和以查尔斯·A.比尔德为代表的经济学派。关于特纳及其流派，丁先生主要发表了5篇论文，重点阐述了边疆学说和地理决定论的基本立论及其在美国历史上的影响，批判了这两种理论中的扩张主义思想和地域决定一切的错误论断^[18]。丁先生认为，边疆学说的创立正值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其中鼓吹的扩张主义适应了美国向海外扩张的需要，所以这一学说受到了当时美国的扩张主义者布鲁克·亚当斯、亨利·洛奇、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等人的一致赞扬，因而对美国的海外扩张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19]。此外，先生特别强调，在二十世纪的美国学术界，一度出现了贬低和忽视奴隶制问题在美国历史中的地位，与特纳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在特纳看来，向西部扩张在美国历史中具有独特的决定性意义，而“关于奴隶制的斗争”只是美国历史中的“偶然事件”。因此，他极力避免“达半世纪之久”的奴隶制问题，力图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奴隶制转移到边疆问题上^[20]。关于比尔德，丁先生围绕美国学术界对其关于美国宪法的经济观所提出的批评和质疑进行了评述。由于比尔德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特别强调了经济因素在美国历史中的决定作用。比尔德在1913年出版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观》就是运用经济决定论揭示美国历史的典型，也是美国学术界第一部探讨美国宪法制定过程的权威性著作，支配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历史的教学与研究，许多美国历史教科书和研究成果在论述美国宪法时都以他的著作为依据。但在“二战”后，比尔德的观点却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丁先生认为，这种现象既说明了比尔德的学术影响和美国学术界对史学的重视程度，也反映了美国学者们追本溯源的精神，这是学术研究中应该称道的好事^[21]。另外，先生对美国革命史观做了较系统的评述。在先生主持编译的第1期《美国史译从》中，还刊载了当代美国进步史学家菲利普·丰纳的“美国史学家论美国南部黑奴制度”以及埃德蒙·摩根“对美国革命不断变化的解释的评论”等论文，介绍了美国史研究动态和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和比尔德的生平和治学经历等^[22]。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索，丁先生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体系。

关于断代史，先生倾力于十九世纪后期美国发展史的研究，完成了国家社科“六五”科研项目《美国通史》第三卷《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人民出版社1990年）的撰写任务。在丁先生的主持下，该书几易其稿，历经八载，由数人分工合作完成，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十九世纪后期美国历史发展的力作，代表了我国学术界对这一时期研究的最高水平，是丁先生治学风格和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www.daowen.com)

十九世纪后期是美国的社会转型时期，它经历了由近代向现代、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等方面的过渡。为了全面而准确地把握这一时期的历史进程，探讨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发展规律，先生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原则，充分利用国内外的资料，在博采众家之长的基础上，对其经济结构、区域开发、城市化模式、外交政策和文化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实事求是地评价“镀金时代”的历史，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提出了独有的见解。他在总结“镀金时代”的时代特点时指出：第一，美国工业高速发展并走向集中和垄断，而极端的自由放任政策又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美国成为典型的托拉斯帝国主义国家。第二，奴隶制度废除后，开始了工业资产阶级独揽大权的时代。第三，正当西部迅速走上“美国式”的发展道路时，南部却走上了“缓慢而痛苦的‘普鲁士式’发展道路，使南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美国闭塞落后的地区（见该书第2页）”。在此，先生高屋建瓴，将列宁的“美国式道路”的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关于美国生产力迅速发展的表现及原因，他指出，美国资本主义的广度发展突出表现为西部的开拓和移民洪流的涌入，而与之同步进行的深度发展表现为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他认为，政府积极扶植的政策和科技革命是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而工业城市群和制造业带的崛起，商品流通领域的变革，交通运输的空前发展和技术市场的开拓，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此外，丁先生博采众家之长，在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抒发己见。当然，这部力作中的真知灼见不啻如此。如在阐述西进运动的历史作用时，除了论述其在经济发展和版图扩大等方面的作用外，还着力分析了西进运动对美国民族性格和政治制度的影响，并得出以下结论：形成了民族进取和求实的精神，助长了民族流动迁徙的传统，养成了民族讲求速度与效率的作风，滋长了铺张浪费的恶习，促成了民主制度的发展（见该书第141—145页）。在分析移民洪流起伏变化时，他介绍了英美两国史学家关于两国在移民问题上的“推”和“拉”的作用的观点，指出，这种观点只是以英美两国经济的盛衰为前提的“而没有对美国与移民离去的国家进行比较分析，因而不能说明其他国家移民去美国的原因和演变情况”。在以德国和匈牙利两国为例，考察了两国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移民美国人数的情况后，他得出结论：移民美国的移民洪流的起伏与美国经济发展的繁荣和衰退无直接关系。“它取决于移民离去的国家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丁先生的论述不仅言之有据、极具时代感，而且使人读后既在专题史研究上获得启迪，又在整体理解上深刻认识了镀金时代。此外，在结构上，正如相关的书评中所指出的那样，该书“打破时间界限，以专题为章。各章既自成体系，又互相联系，互为补充，不失整体内容和逻辑上的衔接。而在每章中，从多方面、多层次对每个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层层剖析，溯本求源，解释了事物的内在联系及其相互作用”^[23]。总之，《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是我国美国史领域的第一部美国十九世纪后期史，代表了我国学术界在此领域的最高研究水平和成果，也是丁先生治学风格和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

值得提及的是，在撰写该书的过程中，先生仍然没有停止他多年来所从事的美国外来移民问题的研究。不同的是，在新的时期，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美国移民政策体系。对于二十世纪初美国学术界限制移民入境的观点，先生予以无情地批判，并强调了外来移民对美国的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他指出，美国的移民政策是与它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的需求相适应的。在美国经济迅速发展而劳动力缺乏的时期，它“采取来者不拒的政策”，一旦美国人口激增到不那么迫切需要劳动力时，就实施了选择和限制性质的政策。在此前提下，美国移民政策也取决于其国内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战后难民法的实施就是明显的例证^[24]。总之，细读先生的文章，不仅论述言之有据、极具时代感，而且使人读后既在个案研究上获得启迪，又在整体理解上深刻认识了美国移民政策的实质。

第三类是在前期基础上的“宽”，即拓宽美国历史研究的宏观视域和微观视域相结合的研究。这表现在：一方面丁先生自己研究美国历史的领域大为拓宽。他在继续研究移民史和史学史的同时，又涉猎城市史、西部史和族裔史学的研究。从中央太平洋铁路的修建到美国内战与加州的发展，从亚洲移民政策到中美关系，从西雅图精神到拉斯维加斯的城市促进者，许多研究领域都留下先生的足迹。另一方面，由于从八十年代末开始是丁先生培养博士研究生的高峰期，他通过指导学生论文，先后步入了美国民族史、城市史、妇女史、环境史、区域史、西进史等领域。

这一时期，丁先生的学术思想突出地体现在他本人及学生对美国西部史和移民史的研究。虽然丁先生对西部史的研究源于《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的撰写过程，但绝大多数相关成果是在九十年代发表的。在此问题上，他仍然没有忘记先从其史学研究入手^[25]，然后再由史学而历史，从十九世纪美国西部的开发逐渐迈入对整个西进活动史和二十世纪美国西部发展史的研究，并指导学生对西部史的重大问题——西部土地开发、铁路建设、摩门教、采矿业、畜牧王国和西海岸城市化等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26]，不仅形成了比较可观的研究规模和完整的研究体系，而且使东北师大美国研究所的西部史研究在全国独树一帜^[27]。其中，王旭博士撰写的《美国西海岸大城市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得到中国美国史学界的高度肯定，代表了中国学术界研究美国西部史和城市史的最高水平。

此外，丁先生多年来在移民史领域的研究到九十年代结出了更为丰硕的果实。他的三位博士毕业生先后写出了近年来中国美国民族史、移民史研究领域的三部佳作，即黄兆群的《纷然杂陈的美国社会——美国的民族与民族文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梁茂信的《美国移民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和戴超武的《美国移民政策与亚洲移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黄兆群不仅勾画出美利坚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全貌，而且突出地论述了白人、黑人、印第安人、亚洲人和拉美人五大民族集团在美利坚民族一体多元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少数民族与主流社会的认同和矛盾冲突，剖析了美国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演变。梁茂信系统考察了美国建国以来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移民政策的发展变化，重点论述了移民限额制度的产生和变化，深入剖析了全球限额制的形成及其影响，为我国提供了一部系统、完整的美国移民政策史的专著。戴超武则系统考察了美国对亚洲移民政策的变化，深刻揭示了其政策变化的原因以及这种变化对亚裔群体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影响，重点分析了中国人和日本人在美国的遭遇及其处境变化，可看作是梁氏著述的姊妹卷。三本书的共同特点是，基本论断大都是根据新资料经过独立研究的成果，它们都蕴含着难得的理论创新勇气和科学精神，都试图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方面、多视角来考察美国的民族问题、移民政策和移民在美国历史中的地位，对美国民族史、移民史加以全景描绘。由于它们都是在丁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部分地反映了丁先生的研究成果。

为了扶持、激励学生的史学研究，丁先生分别为上述四部佳作撰写了序言。丁先生作序与常人不同。他不是简单地对著述加以褒贬，溢美之词甚少，而是首先对作者探讨的问题进行一番历史的考察，阐述自己的见解，而后加以简要评述，指出其长短。例如，在《美国移民政策研究》的序言中，先生开宗明义，指出“迁徙和流动是美利坚民族的一个重要特点，美利坚合众国史就是在它的人民不断迁徙和流动中发展起来的”。在扼要地回顾美国外来移民潮以后，丁先生根据美国建国以来移民政策的演变，以1882年排华法的实施为标志，将美国接纳外来移民的历程划分为自由移民时期和限制与选择时期，先生对每个时期重大的移民政策都进行了分析。在序言的最后，先生从方法论和现实意义的角度对《美国移民政策史》进行了评述。综观全篇，先生作序是建立在对美国移民政策史全面了解和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是有的放矢、认真负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