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世界史、美国史研究奠基人之一，丁则民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成就源于他在风风雨雨中形成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表现了中国学者特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他的青少年时代，中国内乱频仍、外敌侵凌、山河破碎，民族解放的呼声日益高涨。由于先生出生于书香世家，耳濡目染，自幼喜好读书。随着星移斗转，丰富而灿烂的中国历史与文化滋润了他的爱国热情并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日益强烈。抗日战争爆发时，正在燕京大学就读法律的丁先生，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不堪忍受做亡国奴的生活，参加了华北抗日工作，后赴西南联大历史系就读。其间，他亲耳聆听陈寅恪、钱穆和刘文典等学术大师的教诲。在他勤奋学习的同时，又积极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活动，搜集与编译日军的情报。1942年毕业时，多年来的学习和亲身经历使他的内心萌发出一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希望中国能早日走向统一和富强，自豪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怀着知识救国的理想，丁先生于1947年负笈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美国史。他认识到，美国作为一个年轻的国家，当时只有170多年的历史，却是个科学发达、繁荣昌盛的世界强国，二战结束后更成为世界头等强国，在国际事务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应该从各方面研究美国，探索其经验与教训，以便“为我们中华民族重新在世界上崛起找到一些可供借鉴的东西”^[2]。在异国他乡的岁月里，他深深地感到海外华人与祖国强弱的唇齿关系，理性的思考更加坚定了他学成后矢志不渝、赤心报国的决心。1949年当他获悉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激动不已。尽管他喜欢西雅图^[3]，可以说一口地道的英语，也可以在那里过上舒适的生活，但是，他义无反顾地放弃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计划，冲破美国政府的种种刁难和国民党军舰的重重封锁，取道香港，回到祖国。在此后半个多世纪中，尽管风雨沧桑，丁先生始终没有放弃对历史特别是美国史的研究，研究与现实相结合的情结始终贯穿于他的思想中，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点首先体现在他对美国排斥华人、美国对外政策、西部史和中美关系等方面的研究。

新中国建立后，中美关系因美国政府的敌视新中国的政策、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差距而导致双方断交并处于对峙状态，朝鲜战争的爆发又使中美关系恶化到极点。客观形势要求中国人了解和认识自己的对手，中国的学者尤其责无旁贷地加强了对美国的研究。作为新中国首批美国史学者之一，在强烈的爱国情怀的驱使下，丁先生把对美国史的早期研究锁定在美国排斥华人和美国对外扩张政策两个方面。

丁先生在留美期间，深切体会到华人对美国社会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和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尽管史料有限，丁先生却凭着在美留学期间积累的资料，并参照清朝以来的各种史志、游记，潜心研究，撰写了论文《美国迫害华工史辑》、“门罗主义与美帝侵略政策”和新中国第一部《美国排华史》^[4]，以大量具体史实阐述了1848年至1940年美国限制和迫害华侨的历史。《美国排华史》揭露了美国政府歧视旅美华侨的面目。尽管该书是为配合抗美援朝斗争而编写的通俗读物，但字里行间充满了史学家所必需的理性分析，饱含了一位曾经留美的中国学者的历史情感和民族情结，因而在史学界产生了良好的反响，该书也多次再版。此外，由于五十至六十年代中国与美、苏关系的恶化，中国与不结盟运动及整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空前加强，长期遭受殖民侵略的共同命运使亚、非、拉被压迫民族在反帝反殖民斗争中走到一起。丁先生以史学家特有的睿智，在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发表了一系列美国对加勒比海地区侵略扩张的论文^[5]，其中《1899—1923年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侵略政策》，洋洋洒洒，以两万多字的篇幅和大量确凿的史实批驳了美国不是殖民主义国家的论调。他明确指出，美西战争结束后，由于美国在古巴采取了“统治而不兼并”方式，“发展了一套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控制和奴役弱小国家的办法”，使形式上独立的古巴实际上成为从属于它的保护国。随后，美国将这种方式推及加勒比海地区和中、南美洲，形成一种具有美国特点的殖民侵略和统治形式。此种形式貌似“温和”，实则较之于赤裸裸的殖民侵略更狡猾，更持久，因而更具侵略性^[6]。尽管这篇宏论难免具有其时代的印记，但就其资料性、思想缜密性、分析角度和深度而言，国内能出其右者寥寥。

“文革”期间，先生因“留美”身份倍受冲击，研究资料被付之一炬，迫使丁先生中断了他珍爱的研究事业，然而，先生的爱国之情始终不变，史学家的使命感让他对美国史问题的思考从未停止。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丁先生迎来了他研究生涯中的第二个春天。他认识到，十年内乱在各个方面，包括史学研究，拉大了与国外的差距。这种紧迫感促使他只争朝夕，论著如雨后春笋，硕果日见。(www.daowen.com)

针对当时中国美国史学界若隐若现的“美云亦云”现象，丁先生再次将美国移民史作为研究重点课题之一。他主张从美、中两国历史和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探索美国对华人移民的政策，在研究中一方面牢记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有的民族情感，另一方面应该体现出中国人的研究特色。因此，他相继发表了《百年来美国移民政策的演变》《美国的“新移民”与文化测验——兼评本世纪初美国学术界限制“新移民”的观点》《外来移民在美国历史中发挥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族裔史学及其发展》和墨香尚存的《美国移民史中的排外主义》等系列文章，对移民、民族和族裔概念、美国的移民政策变化、外来移民在美国历史上的贡献、排外主义等历史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勾勒出美国移民史的基本轮廓，揭示了其中重大问题的实质^[7]。这些成果以大量的史实批判了美国政府和排外势力对少数民族的不公正态度，强调了移民对美国社会做出的巨大贡献，讴歌了美籍华人可歌可泣的经历及其在美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他再三告诫学生，美国不是移民的天堂，祖国才是我们真正的家。

在丁先生的心中，他始终期望自己的研究能够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以此报效祖国。他明确指出：“美国是个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它的历史、特别是十九世纪后期以来的历史，既经历了经济迅速发展的阶段，也包括了社会不断变革的丰富内容。许多历史问题的研究都可以作为我国当前改革的参考和借鉴。比如探讨美国城市管理体制的演变、垄断企业的经营管理以及美国西部的开发等方面的经验教训，都会给我们当前改革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启迪的。”所以，研究应体现学术价值与社会效益的统一，“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达到为我国现实更好服务的目的”。^[8]为此，他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潜心研究美国西进运动史。1990年先生在谈到美国西进运动史时指出：“主要内容涉及三个方面：即扩张、移民和开发。过去国内有些论著涉及这一历史问题时，多侧重揭露美国征服西部和土著居民的扩张活动，对移民和开发这两个方面则阐述不够。这表明我们对于持续百年的美国西进运动还未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而这种研究不仅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当代美国的历史由来，而且对我国当前的‘四化’建设也是不无意义的，特别是对我国当前开发大西北的巨大工作是不无参考借鉴作用的。”^[9]国内美国史泰斗之一黄绍湘先生评价丁先生在美国西进运动研究中所做出的贡献时指出：“在西部开发问题上丁先生特别指出：用十九世纪末美国西部开发模式来指导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西部开发是不可取的，因为时间、地点等都不同。特别是在生态恶化和对少数民族政策方面，美国历史给我们的警示大于指导。这是一个意义十分深刻的见解。”^[10]1999年，丁先生发表了《城市促进者在拉斯维加斯发展中的作用》^[11]一文后，将其寄给澳门特首何厚铧，希望能够对澳门的发展有所借鉴。管中窥豹，先生治学的现实关怀尽显其中。

在丁先生的心目中，他无时不关注中美关系的走向，即使暮年，也是如此。在他看来，两和则兴，反之则俱伤。因此，中国学者研究两国关系史，必须体现中国的特色并为两国关系的改善服务。他在《中美关系中值得注意的问题》中指出，由于中美关系中合作与冲突并存，使“中美关系具有曲折性和易变性”。由于美国公众对世界事务的了解陷入“非黑即白”的模式，加之一些美国人“总想找一个敌国来确定美国的外交方向”和美国媒体与学者的鼓噪煽风，影响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12]。《当代中美关系及其走向》是先生最后一篇论述中美关系的文稿，依然倾注了老人家的爱国情怀。这篇文章中，先生对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的基本走向、严重分歧及其重要性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后，满怀深情地呼吁：“让双方有识之士为增进中美之间的相互了解做出更多的贡献吧！”^[13]拳拳爱国心，山河可鉴，浓浓赤子情，日月可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