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超武

听到先生仙逝的消息后，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拿出先生过去所有给我的信件，拿出同先生的留影，拿出先生在我博士毕业时送给我的礼物——一支派克钢笔，看着先生留给我的“学海无涯”的赠言，往日与先生相处的景象，仿佛还是昨天的事。

先生是国内研究美国史的权威和前辈，一生学贯中西，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在美国西进运动史、美国移民史等领域更是独树一帜。先生在这些领域的研究中成绩斐然，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而且声播海外，使得先生所在的东北师范大学成为国内研究美国史的重要基地之一。我当初之所以报考东北师范大学，便是仰慕先生大名。在先生的主持下，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不仅完成了在国内非常有影响的《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而且还进行了国内具有开拓性的研究，即美国族裔史、美国城市史的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及博士生发表和出版了有关这一课题的相关论著，包括美国城市史研究、美国移民政策研究、美国对亚洲移民政策的研究、美国黑人的研究等，使得东北师范大学在这些方面的研究处于国内研究的领先水平。

先生在学业上对我们这些学生要求非常严格。由于美国史研究要涉及大量的外文资料，先生特别关注学生的外语水平的提高，尤其是那些不是外语专业毕业的学生。记得先生在我参加考试后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希望今后在听说读写等方面多下些功夫，特别是听说写三方面多做实际联系；暑假期间，也可多听听录音磁带，练习一些英文短信或信件。总之，要见缝插针，在青年时期多锻炼，以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我在先生门下读书三年，每年美国所都有来自美国的专家学者任教。先生一再嘱咐我们，不论多忙，都要去听这些外教的课，因为在先生看来，这无疑是提高我们外语水平的最佳途径之一。我记得在我最后一年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先生依然让我去听外教的课；我尽管去听了，但当时心里还是有些想法。现在看来，先生的要求无疑将使我们受益一生。我自己感到英语水平能有较大的提高，便是读先生博士的那三年。先生对我们在学业上严格要求，一再强调研究历史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我记得我刚入学时选了先生一门课，课程结束时先生让我写一篇列宁论述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课程论文。我当时感到这个题目很有难度，主要是涉及许多原著，有些畏难情绪。记得先生当时对我说，这些都是研究者必备的基本功，只有对理论有较深的了解，才能更好地研究历史问题。先生的这个思想后来是我进行学术研究的座右铭。先生对我们在学业上要求严格，特别体现在我们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从选题、体例的安排甚至遣词造句，先生都细加指导。记得我当时春节回家前，把论文提纲交给先生，先生在春节刚过就写信给我，对提纲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实在令我感动不已。先生虚怀若谷，平易近人，慈祥可亲。我记得自己在1993年初准备报考先生博士生的时候，面对这样一位国内外知名的大家，我诚惶诚恐地给先生写了一封信，询问考试的相关情况。说实话，我并没有期望先生能回信给我。但出乎意料，先生给我写了一封足有三页长的回信，详细回答了我的问题，并说明了一些必须注意的事项。先生的回信坚定了我的信心，也使我如愿以偿地受业于先生门下。先生课余之时常喜欢谈自己过去的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他谈自己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故事，谈自己在美国留学期间在葡萄园里打工的趣事，他知道我从南京来，还同我谈他自己在南京时的往事，说起在南京雨花台附近有一家专门经营鸭产品的饭店，并说那里的鸭舌非常美味。我记得我当时对先生说，雨花台附近现在已经没有这家饭店了，但南京的鸭舌有的卖，希望先生有机会再去南京。记得先生曾愉快地答应了。美国史年会在南京举行的时候，曾专门邀请先生来南京。我当时在电话里还对先生说，您来了以后我请您去吃鸭舌。至今，我还记得先生当时开心的笑声。

虽然先生在学业上对我们严格要求，但平时待我们亲如父子，我们也视先生为自己的父辈。先生1998年八十华诞时，我们这些学生说好要去长春给先生祝寿。我因事未能参加先生的祝寿活动，只好寄去一份小礼物，表示一下自己的心意。事后先生专门写信给我，先生在信中说：“部分毕业同学和在校美国史专业为我祝寿欢聚一堂，很是热闹。许老师和我也都非常高兴。返校的毕业同学有郭立明、袁鹏和他的爱人、孙群郎和他的女友以及张爱民等人……有的毕业同学因路途遥远或工作忙碌不能返校，还打来电报、电话表示祝贺，也使我们非常感动。”对我寄给先生的小礼物，先生甚至对我说，他真是感到有些过意不去。(www.daowen.com)

最令我感动的是在我博士毕业后申请中华美国学会的福特出版基金时，先生不仅为我写了热情的推荐信，而且还在我修改过程中对书稿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议和修改意见。当我向先生提出为我的书稿写一篇序言的时候，先生很干脆地答应了，只是要求我不要催得太急，因为先生当时极其繁忙。先生写的序言寄来后，更加令我感动的是，先生完全是用手写，在稿纸上一字一字为我写出来的，整整十九页。所有这些，无不体现了先生对我们的关爱和严格的要求。在先生门下的受业，将使我永远难于忘怀。记得我到北京交书稿的时候，责任编辑还对我说，序言写得非常精彩，你的先生真是大家手笔。后来，我将先生的手稿用电脑打印出来后，连同先生以往给我的来信，都仔细地放在我的一个特定的文件架里。现在读起先生的这些来信，看着先生那熟悉的笔迹，仿佛还像坐在先生在东北师大教舍的家里，听先生的课，与先生聊天，这些都仿佛还是昨天的事情。

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的逻辑，满脑子都是先生的影子和他可亲的笑脸。与先生相处的三年，是我人生中最为重要的时期之一。先生的教诲不仅使我在学业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同时我更从先生那里学到了许许多多做人的道理。现在，还是要从心里真诚地对先生说一句：谢谢您。

所有这些，永在心中。

（原文载于《美国史研究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