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校舍非常简陋，除了修建一些简易的平房作为教室、实验室和学生宿舍外，主要都是借用当地中学的空闲校舍（因日本侵略者飞机空袭频繁，当地中学都已迁往外县或郊区）以及会馆、庙宇的房舍。

那时联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都非常艰苦，住的宿舍是简陋而又拥挤的茅草房。在一间长方形的茅草房里，摆列两趟共30张双层木床，一般要住上30多名同学。实际上，那只是个睡觉的地方，因为宿舍内没有桌椅，根本没法看书写字。全校一千多学生，只有一座大阅览室，最多容纳200多人，所以课后同学去阅览室占位子、抢椅子的现象比现在一些大学严重多了。课后没地方学习，只得结伙去学校附近的茶馆，花上一两毛钱泡碗茶，便在那里坐一段时间，夜晚只能靠茶馆里一盏暗淡的油捻灯念点书。1939年至1940年期间，日本侵略者的飞机经常成群来轰炸昆明，造成巨大的破坏，不仅许多建筑、工厂和学校被炸毁，还造成断水断电，简直无法正常学习和生活。有一次，我住的新校舍区学生宿舍被日机投弹炸中，整个宿舍被炸成一个大坑，木床和学生仅有的衣物都被埋到坑里，同舍同学由于夜间没有住处，只得结伙点蜡烛去刨弹坑，直到午夜才刨出一些已被炸烂的被褥，经过缝缝连连，它们还可勉强供夜间睡眠御寒之用。

那时，联大许多同学都来自沦陷区，由于邮、汇都已中断，得不到家中任何接济和资助。国民党政府发给的贷金起初还勉强够伙食费，后来物价不断上涨，伙食的质量每况愈下。很多同学都不得不靠半工半读来维持生活，充当家庭教师，去中学兼课，还有少数同学组织起来，借（租）用小学校舍，办暑期补习学校，给学生补习语文、数学和英语等主科。这些工作我都干过，有时我还写些稿或翻译一些西方国家的时论文章，投往报刊，赚些稿费贴补零用。后来，昆明物价飞涨，日用必需品早晚市价都不一样，好不容易赚点零用钱也因法币不断贬值难以买到必需品，更谈不上买书了。

联大教授和老师的生活也很清苦，特别是家中未成年子女多的教授生活更是艰辛了。单凭工薪连个人生活都难以维持，更不用说养活家小了，所以不得不去兼差，甚至要兼好几个差，在当时物价暴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也难以维持。那时昆明社会有一套嗑说：“教授教授，越教越瘦。”情况确实如此。

闻一多教授的子女较多，养家负担很重。当时闻教授除在昆华中学兼教语文课外，还在报纸上登广告公开治印，因为他擅长刻番章，隶书、篆书都能刻，慕名而来求治印者很多，闻教授后来就靠这个专长来维持家庭生活。这既是自食其力的雅事，又可业余从事，但也很费工夫。为了按期交付印章，有时闻教授得夜间加工。那时，我也在昆华中学教书，与闻教授都住在该校职工宿舍，正好是楼上楼下，有时半夜醒来，常听见闻教授在楼上刻印章发出的声音。

尽管生活条件很艰苦，但联大始终弦歌不辍，许多师生都是抱着爱国和救国的志向来教书和学习的，因此他们都具有很强的敬业精神和求知精神，这种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贵的，是特别值得怀念的。

现在谈谈我在联大学习的感受。

联大专业思想教育的方式是新颖的，而且效果良好。各系对入学新生似乎都没有进行过巩固专业思想教育，而是鼓励新生（当然也包括老生）去参加专业报告会或辩论会，启发他们对所学专业的兴趣和爱好。校园内经常贴出各种报告会的海报，欢迎师生自由参加。专题报告讲完后，常安排短时间的自由讨论，在讨论时，学生可以自由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质疑，有时教授之间也展开辩论。我印象最深的是1939年历史系举行“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之比较”的学术讨论会，由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和雷海宗两位教授主辩。双方都认为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分别是东西方灿烂文化发展的高峰，但经过蛮族入侵（日耳曼蛮族入侵罗马帝国，中国则经历五胡乱华）后，两个帝国的境况却迥然不同：罗马帝国灭亡了，整个欧洲进入黑暗时代；秦汉帝国虽然消逝了，但中华文化却没有中断，仍在持续发展，到唐朝又出现太平盛世。为何会有这样的不同，确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当时钱穆教授把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不同结局，做了一个非常生动、形象之比较，令人终生难忘。他比喻说，这两个帝国就像两个灯火辉煌的大厅，厅内都装饰得富丽堂皇，非常耀眼；两个大厅中央各悬挂一只光芒四射的巨大吊灯，不同的是前者四周墙壁上都装有许多盏暗藏的壁灯，而后者却没有这种装置。因此，两个大厅的大吊灯被打碎后，后者就一片漆黑了，而前者虽没有先前那么亮堂，但仍有亮光，始终没有熄灭。这便是两者不同。这次辩论会使我们新生受到了启迪，对历史学更有兴趣了。

联大实行学分制，学生选课自由度较大，每个学生修满132个学分即可毕业。历史系必修课共有90多个学分，剩下30多个学分就可任选其他系的课程。当时，我主要选修两类课程。一类是外语课，除选了钱钟书教授开的大二英文外，还选修德语和法语，因为我想侧重攻读西洋史，而阅读西洋史原著就必须提高外语水平。学习两年德语后，也能借助字典，勉强读点有关专业书籍。另一类是选修其他系名教授的课程，如贺麟教授的哲学概论、潘光旦教授的优生学和陈岱孙教授的经济学概论等。再有时间，也偶尔去旁听其他名教授的课程：如陈寅恪教授的隋唐史，冯友兰教授的中国哲学史以及刘文典教授的庄子等课程。这里应特别提及的是旁听陈寅恪教授课程的感受。陈教授身体虚弱、怕风，课前学生要把门窗都关好，他坐着讲课，声音很小，有时也站起来在黑板上写几个字。前两排听课的大半是研究生和他的得意弟子，旁听生都坐在最后一排。陈教授讲到重要或精彩之处，前两排学生中有的就像听京戏似的，听得津津有味，不断点头，但是我们后排的旁听生却听不见，也听不大懂。陈教授家学渊博，学贯中西。听说他早年留学许多国家，掌握英、法、德、意、日等国语言，甚至还懂得一些已不通用的死文字。据称，有一位考古学家在中亚地下发掘出一块古碑，看不懂上面刻写的碑文，请教许多专家都不认得。后来一位日本学者建议他到中国找陈寅恪教授，果然陈教授给他翻译出来了。

联大许多教授，特别一些名教授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令人敬佩。那时，由于日本飞机空袭频繁，不少名教授如周培源、吴大猷、潘光旦和罗常培等都移居郊区，远离学校十余里，甚至数十里，但是他们为了同学学习效果好，从不采取连续数小时讲授的方式，而是按每次一学时每周三次来校授课。他们就是这样不辞辛劳，在郊区与学校之间奔波，并且视为理所当然。有一段时期，日机常来昆明进行疲劳轰炸，白天根本无法正常上课。为了少耽误课程和保证学习进度，有的教授（如社会系陈达教授）就事先与同学商量好，约定空袭时间在郊区某个山沟里或山坡上树林里讲课，而且坚持了相当一段时间。有些教授不仅在专业上有很高的造诣，而且学术思想也很活跃，常结合教学阐发自己的独到见解，从而启发了同学的学习积极性。在这方面，个人感受最深的是听雷海宗教授的课程。他是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讲授中国古代史课程时，从不带片纸只字，但却能出口成章，讲得娓娓动听而且记忆力——特别是记忆历史年代的能力——非常强。他在讲授历史事件时，不仅能随口说出它发生的时间——即中国各朝帝王年号和年代，而且还附加上以公元为主的西历年代。每堂课，他都要说出许多有关历史事件的年代，有时达十几个之多。有的同学对他顺口说出的这些中、西年代是否都准确，多少有些疑问，在课后将笔记记下的年代逐个与中、西历史年表之类的工具书对照，结果表明他所说出的中西历史年代完全准确无误，令人叫绝。

联大对基础课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各课学习成绩不及格者没有补考制度，如果一门课期末考试成绩在60分以下，那么这门课的学分就算丢了，若是必修课，就得来年重修。有些系还规定，一年级学生所修各课虽然及格，但某一两门基础课，成绩达不到某个标准（70分或65分不等）就不能读该系二年级。这时，系主任会劝你转系，如本人一定不愿意转，那只有来年重读，成绩达到标准时再来该系读二年级。在联大，各科考试比较频繁，要求也较严格。每次期末考试后，总有一部分学生的成绩不及格，听说理科各系课程考试的要求更为严格，往往一门主课有三分之一不及格，结果学生不是重修，就是转系，再不然就是休学不念了。

联大不仅在学术上兼容并蓄，而且政治上也是民主自由的。学校里，左、中、右三派学生都有，校方不加限制。校园内张贴各种各样的壁报，有学术性的、文艺性的，也有政治性的，由不同的学生团体主办。政治性壁报主要有三种：一是三民主义青年团主办的“青年壁报”，一是左派学生团体主办的“群声壁报”，再一是倡导中间路线学生团体主办的“自由论坛”。前者使用的纸张质量好，版面和装潢也较讲究，但很少人看，因为它的论述与官方报纸一个调子，没什么看头。后两者的纸张和装潢虽然都不及前者，但内容充实，论点新颖，与官方报纸的调子迥然不同，所以看的人较多，有时读者还在壁报前进行议论。每逢国内外发生大事，这三种壁报的报道和论述各不相同，孰是孰非，由读者自行判断。在这种自由讨论的气氛中，学生逐渐养成听取不同意见的习惯，而且也有助于他们提高思考、辨别的能力。(www.daowen.com)

在这种学习和政治环境中，联大在培养人才方面可说是成绩斐然，先后在校学习的学生约有8000人，其中正式毕业的约有2500人，抗战期间，投笔从戎或充当盟军的译员的有1000多人，1946年复员时，有1600多人分别转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继续学习。联大培养的这几千名学生，后来大部分在各自岗位上工作得很出色，其中不少人已成为我国教育、科技、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在我国“四化”建设中，起着带头人或骨干作用。联大培养了许多方面的出色人才，现就我所知，列举一些如下。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1942），李政道（1946）；两弹元勋：邓稼先（1945）；核物理学家：朱光亚（1945）；半导体专家：黄昆（1944研究生）；数学理论家：王浩（1943）。文科也培养了不少的杰出人才：中国语文方面有王瑶（1943）和朱德熙（1946）；外国语文方面有王佐良（1939，著有《英国诗史》）和许国璋（1939，编写各大学使用的英语教科书）；历史学方面有何炳棣（1938，曾任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座教授，著有《东方的摇篮》等）、刘广京（1943，未毕业，曾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英国剑桥《中国史》）和汪篯（1938，隋唐史专家）等等。

在抗日战争八年期间，西南联大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是非常困难的。为何在那样艰难的条件下，联大能取得如此突出的成绩，培养出那么多杰出的人才？这是国内外学者都感兴趣的问题，并且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和见解。对这一问题做出全面、符合实际的解答，还有待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最近北大出版社出版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书，就提供了不少宝贵的资料，对研究这一课题有很大的帮助。现在，根据自己亲身的体验和看到的一些有关论文和资料，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西南联大继承和发扬了“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爱国、民主和科学的传统，坚持了追求真理的精神。抗日战争开始后，联大师生都怀着一个共同信念，那就是同仇敌忾、抗战必胜的信念。许多老师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因陋就简为国家培养人才尽心尽力；学生们则立志为胜利后建设国家而努力学习。这种认识和信念就是师生克服种种困难的动力，也是在强敌深入、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弦歌不辍的思想基础。在联大师生中，由于爱国、民主和科学的思想深入人心，爱国民主活动又有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2]，加上中共地下组织的正确领导以及民盟、民青发挥的重要作用，西南联大遂成为中国著名的“民主堡垒”。抗战胜利后，联大师生对时局的发展忧心忡忡，在中共领导下，掀起了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斗争，并使联大成为这一斗争的先锋，闻一多教授和潘琰等四位烈士为此而英勇献身。

二、名师出高徒以及许多教授、老师的敬业精神。清华梅贻琦校长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西南联大虽无大楼，但有许多学贯中西、博大精深的大师。当时，联大师资阵容冠于全国，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灿烂。各院系都有一些学术造诣精深的名教授，如：历史系的陈寅恪和雷海宗、哲学系的冯友兰和汤用彤、中文系的闻一多和朱自清、外语系的吴宓和叶公超、经济系的陈岱孙和周炳琳、社会学系的潘光旦和陈达。理科各系中仅以物理系为例，就有吴有训、周培源、吴大猷等大师，他们既爱才，又有敬业精神，所以能培养出像杨振宁、李政道这样高水平的学生。后来，杨振宁说，那时他从周培源、吴大猷二位老师处学到的物理学问已能达到当时世界水平。比如说，“我那时念的场论比后来我在芝加哥大学念的场论要高深，而当时美国最好的物理系就在芝加哥大学。”他又说：“周先生是中国广义相对论研究的带头人；吴先生则是量子力学在中国的带头人，量子力学是20世纪物理最重要的革命性的新发展。没有量子力学，就没有今日的半导体元件，也没有今日的计算机。”这表明，这些大师的学术造诣是一流的，而且在培养学生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所以才造就了一些出类拔萃的人才。听说爱因斯坦见到杨振宁时，说他三十多年来从未遇到过这样好的学生。

同时，联大还有一批从外国学成归来的和学术上很有造诣的年轻教授，他们是外语系的钱钟书和袁家骅、历史系的邵循正和吴晗、物理系的孟照英和王竹溪、生物系的沈同和吴素萱等。他们都活跃在各自专业的科学研究前沿，使联大一些课程的教学内容与当时国际文化、科学技术最新的发展紧密结合，从而提高了教学质量。他们的敬业精神也是有口皆碑的。记得我曾上过钱钟书教授的大二英文，他对学生的英文作文不仅批改认真，而且针对作文中出现的问题，分析讲解也很细致、深入，每次听了都很受益。

第三是学术民主讨论风气。当时，校内各系和研究机构都经常举行学术讲座、专题报告会、座谈会和辩论会等，会前张贴海报，欢迎师生参加。有的大家感兴趣的报告会，往往是座无虚席，不少同学只得站在大教室外边听讲。在报告结束后，经常留一段时间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学生比较自由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或质疑，有时教授之间也进行辩论和交锋。像前面介绍的钱穆与雷海宗两教授的辩论会，其他系也有类似的活动，通过这些学术活动，不仅扩大了学生的视野，活跃了学术思想，而且还逐渐养成了民主讨论的学风，习惯于听取不同的学术见解，这对多角度、多层次考虑问题和促进学术发展都是非常有益的。

（原文载于《探究美国》，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注释】

[1]转引自朱光亚“在西南联合大学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97年4月27日），载《清华校友通讯》，复36期（1997年11月），第129页。

[2]云南省主席龙云对蒋介石消除异己的专制统治存有戒心，因而对当地人民的统治较为宽松，使得云南省成为国民党统治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