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籍福建省闽侯县，1919年7月生于北平市。1937年秋季，入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就读，1938年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历史系，1942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47年去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研究生院攻读美国史，1949年获硕士学位。新中国成立时回国，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讲师、副教授，从事世界史和美国史教学和研究工作。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被分配到东北师范大学工作，曾任历史系副系主任，现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史研究室主任、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副理事长（1980年—1985年）、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历史卷美国史部分副主编、吉林省史学会副理事长、吉林省社联理事会理事、长春市政协委员、民盟长春市委员会委员。

由于家庭的影响，我从少年时期起，便喜欢读历史和地理书籍，经常读些外国历史人物传记（如《凯末尔传》和《马萨里克传》等）和世界各国游记（如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等，因而接触外国人名、地名较多，并且不大费劲便把它们牢记住。后来，学了英语，就把这些外国人名、地名的英语拼法也记了下来。记得有一次中学地理科考试前，同学们都感到中美洲小国的名字（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很绕嘴，不大好记，我却能顺口说出，并背诵它们的英语拼法。这说明爱好与学习、记忆的关系：凡是爱好的东西，接触后便很容易记下来。由于爱好的缘故，我进了西南联大历史系。在旧中国，历史系毕业生的出路比较窄，不易找到工作。当时西南联大历史系主任刘崇鋐教授在新生入学时就对我说，读历史系，将来可不好找事，要慎重考虑啊！我因兴趣所在，学习历史的信念比较坚定，又没有社会阅历，所以当时也就没有做更多的考虑。大学毕业后，找工作确实不大容易，但我这一辈子基本上没有离开历史专业：新中国成立前出国留学学的是美国史，回国后一直在大学里教世界近代、现代史，最近六七年来又集中精力从事美国史教学和研究工作。

在昆明西南联大学习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那时大学生学习和生活都是非常艰苦的，住的宿舍是极其简陋和非常拥挤的茅草房，没有地方学习，只得结伙去学校附近的茶馆，夜间凭借暗淡的油捻灯读书。当时日本飞机经常出动轰炸昆明，每次轰炸都造成巨大的破坏，无法正常上课，自学时间也越来越少。到1940年，日本飞机改用“疲劳轰炸法”，即分批、轮番不断地轰炸，师生们被迫一早起便出城逃警报，直到黄昏才能回来，弄得精疲力竭，简直无法上课、学习。多数西南联大学生都来自沦陷区，由于邮、汇都已中断，得不到家中任何接济，而国民党政府发给的贷金仅勉强够伙食费，买衣服、鞋袜和日常零用都得自己想办法。因此，我和不少同学一样，只得靠半工半读来维持生活。这段时间，我既做过家庭教师，也去中学兼过课，但这类兼差既不稳定，也不好找。实在找不到，只好写些稿子或翻译些西方时论文章投给报刊，以赚些稿费弥补零用。当时，物价不断飞涨，生活必需品的早晚市价都不一样，好容易赚点零用钱也因货币不断贬值难以购置必需的衣着、用品，更谈不上买书了。

尽管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我还是坚持学习。由于想读外国史，除侧重选修一些西洋史课程外，还致力学习外语，先后选修了大学二年级英语、德语和法语。那时已认识到，攻读西洋史，就必须能阅读原著，而提高外语水平是阅读原著的必要条件。所以，尽管学业负担较重，我还是挤出时间，用于学习外语，并通过自学和练习翻译，提高了英语阅读和笔译的能力。德语经过两年学习，也能借助字典，勉强阅读有关专业的书籍。这为我日后学习、研究世界史、美国史准备了有利条件。那时，我之所以向往走治学的道路，是与西南联大学术环境的熏陶和老师的教诲分不开的。抗战时期，许多国内知名的学者教授云集西南联大，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校内学术思想非常活跃，争取民主的气氛也很浓厚，使联大成为抗战时期西南的民主堡垒。

1947年秋，我去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当时决定攻读美国史，主要出于两个方面考虑：第一，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家，从独立时算起，只有170多年的历史，但它却是个科学发达、繁荣昌盛的国家，并在国际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什么它会发展得这样快，成为这样富强的国家？想从它的历史发展中进行探索研究。第二，到了美国，学习美国历史就具有许多有利条件：有造诣的学者教授多，书籍资料丰富，接触和了解美国社会实际的机会也多；只要努力学习，就会取得比学习其他世界史专业更大的收获。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我经受了查找资料、参加讨论班、定期与导师交谈以及撰写读书报告和毕业论文等基本训练。在两年多这种科班训练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治学的基本途径和方法，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也有了较明显的提高。

1949年底，为响应党对海外知识分子的号召，我中断了在美国的学习，决定立即回国为建设祖国的大业贡献力量，以实现“振兴中华”的夙愿。回国后，先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从事世界史和美国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后来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被分配到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从事世界现代史教学工作。根据高等师范教学的需要，我于1956年受教育部的委托主编了《世界现代史教学大纲》，由各高等师范院校历史系试用。1957年―1958年我与人合编出版了《世界现代史》（上册），1961年―1962年又合编出版了一部《世界现代史》（上、下册）。前者叙述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的世界历史，后者增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部分，即从大战结束到五十年代后期的世界历史。这两部《世界现代史》教材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学习苏联有关教材的基础上，参考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论述和资产阶级著作编写的。《世界现代史》（上册）是国内出版较早的自编教材之一，流行较广，先后为本校函授教育和一些兄弟院校历史系所采用。尽管这本教材在当时世界现代史教学上起了一定作用，但它的某些主要观点不能不带有时代的痕迹：单纯强调现代世界两个体系——社会主义体系与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斗争，而忽视第三世界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竭力突出资本主义各国的革命、特别是暴力革命，而根本否定改良主义在历史中的作用等。

为了配合教学重点问题的研究，我撰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光明日报》的《史学》双周刊，195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和性质》（《历史教学》1957年，第4期）和《1936—1939年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民族民主革命》（《历史教学》1959年，第6期）等论文，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和性质》一文，根据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指出这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矛盾日益尖锐化所引起；但在战争性质上却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本不同，它“一开始就带有反法西斯战争与解放战争的性质”，1941年苏联的参战更加强了战争的这种性质，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一次反法西斯的、解放的战争。但是，该文也指出，在苏联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却存在着另外一种性质的战争，那就是1939年9月初开始的英、法政府对德国的帝国主义战争”。把当时英、法对德的战争定性为帝国主义战争是否合适，却需要认真加以探讨。

这个时期，在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方面，我撰写了《美国排华史》（中华书局，1952年）和七八篇论文，并与人合译了美国进步史学家安娜·罗彻斯特的《美国资本主义（1607年—1800年）》（三联书店，1956年）。《美国排华史》是为配合抗美援朝斗争而编写的通俗读物，其主旨在于以具体史实说明半个世纪来美国限制和迫害华侨的经过，从而揭露了美国政府歧视旅美华侨的真面目。有关美国史的论文集中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期美国对加勒比海地区（主要是古巴）的扩张、侵略，其中主要有《1899年—1902年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第一次军事占领》（《文史哲》1963年，第6期）、《1899年—1923年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侵略政策》（《吉林师大学报》1964年，第4期）和《一百多年来美国对多米尼加的干涉和侵略》（与姜德昌合写，载《吉林师大学报》1965年，第1期）等。《1899年—1923年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侵略政策》一文以大量确凿的史实批驳了似乎美国不是一个殖民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论调，明确指出美西战争结束后，美国没有直接兼并古巴，而是采用列宁所说的“统治而不兼并”方式，发展了一套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控制和奴役弱小国家的办法，使形式上独立的古巴实际上成为从属于它的保护国。后来，它逐渐把这种“统治而不兼并”的殖民形式扩大到加勒比海地区和中、南美各国，力图使它们也成为美国的保护国。1959年，古巴革命者经过武装起义，终于推翻了美国的御用工具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建立了人民政权。为了配合古巴人民的这一斗争，我撰写了《1868—1878年古巴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十年战争》（《历史教学》1964年，第7期）和“1933—1934年古巴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史学月刊》1964年，第7期），颂扬古巴人民争取独立的革命传统。

在工作之余，我还与人合译了安娜·罗彻斯特著的《美国资本主义（1607年—1800年）》（三联书店，1956年）一书。该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为指导，系统阐述了十七、十八世纪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美国人民争取独立和民主的革命斗争，对我们了解当代美国的历史来源是很有帮助的。

1966年“文革”开始后，我便失去了人身自由，除了写“交代材料”和接受批斗外，便是做些清扫等体力劳动，与书本可以说是绝缘了。1969年偕家属去农村插队落户，大部分时间是同社员一起劳动，兼做文化教育的宣传工作，自然无法读书和研究了，并且认为今后也不可能再搞专业工作了。因此，除了日常生活、劳动和农村工作外，也不大愿意再思考什么问题了。1974年从农村抽调回校后，没有开课，只是偶尔为学生讲些知识性的专题课。在系党组织安排下，我的主要精力用在与同志们合译了两本历史著作：一本是罗杰·威廉斯著的《欧洲简史——拿破仑以后》（吉林人民出版社，1978年），另一本是亨利·赫坦巴哈等著的《俄罗斯帝国主义——从伊凡大帝到革命前》（三联书店，1978年）。前者是1815年以来欧洲史的教学参考书，其特点是用较大篇幅阐述欧洲文化和科学的发展及其历史作用。后者是关于15世纪中叶以来四百年间沙皇俄国对外扩张史的论文集，作者都是美国和西方研究俄国史和东欧史的学者，他们在论文中探讨了俄帝国主义的起源，分析了促成俄帝国主义对外扩张和侵略的各种因素，分别论述了俄帝国主义对其周围各地区的扩张和侵略。尽管作者们都是以西方资产阶级观点论述沙俄扩张的，但这些论文所提供的资料和史实，对于了解沙俄对外扩张和侵略这部火与剑的历史，对于了解在沙皇压迫下各族人民的抗俄斗争，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时期来临了。随着科学春天的到来，我也想用过去所学的专业为繁荣祖国学术、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在学校党组织和行政领导的支持下，我同几位同志于1979年建立了美国史研究室，开展了美国史研究和教学工作，共同为祖国培养人才、多出成果而努力。这七八年，我集中力量进行了两方面工作：一方面是为大学本科开设选修课和培养研究生，另一方面是添置和建设英文图书资料，开展科学研究，撰写论文和著作。到目前为止，我们已为本科开设了三门美国史选修课：美国史学流派评介、美国近代史专题和美国现代史专题，我个人招收了两届七名美国史研究生，其中四名已于1984年底毕业，获硕士学位。通过校际关系的协议，去年夏季已送一名毕业的研究生去美国深造。在研究生的教学过程中，我采用了讨论班方式。实践表明，这种教学方式比单纯老师讲、学生听的呆板方式强得多，有利于调动研究生的学习积极性，既可以锻炼他们组织材料、分析问题的能力，也能通过讨论启发他们思考问题，提出独立的见解，因而收获较大。今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审组通过，我校设立美国史博士点，我被确定为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因此准备今后每年招收一两名美国史博士生。(www.daowen.com)

图书资料建设是美国史研究室的重点工作，因为它是开展美国史教学与研究的必要条件。近年来，我通过与美国学者和学术机构的关系，获得美国历史协会、援亚书社、加州北岭州立大学与美国学者赠送的七八批有关美国史的书刊，共有三千多册，其中既有近年美国出版的专著、丛书、工具书和历史文献，也有成套的期刊，如从1922年起到1982年的《美国历史评论》。有些美国学者还寄赠了我们研究课题所急需的图书，并为我们免费复制了一些必要资料。这些图书资料既为我们的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使我们得以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外汇。

这几年，在建设研究室和培养研究生的同时，我还致力于编写教科书和研究美国史一些专题。1979年至1980年，根据高等院校历史系教材建设的需要，我参加了王荣堂、姜徳昌主编《新编世界近代史》（上、下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1981年）的编写工作，承担了两章关于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编写任务。经修订改编后，《世界近代史》（上、下册）已被国家教委推荐为高等院校通用的教科书。

近年来，我对美国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史学流派，二是十九世纪后期美国史的一些专题。美国是个历史较短的国家，但它的史学发展比较迅速，史学流派（即按照某种理论或观点解释美国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学派）也较多。有些史学流派在美国学术界影响很大，往往在一个时期主宰美国史坛并支配美国历史写作。但是，我国史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发表的论文也较少。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欠，我致力于研究两个影响较大的美国史学流派：即以弗雷德里克·J.特纳为首的“中西部学派”和以查尔斯·A.比尔德为首的经济学派，连续撰写了八九篇论文，并受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委托，编译了第1期《美国史译丛》（1982年5月出版）。

《美国的“自由土地”与特纳的边疆学说》（《吉林师大学报》，1978年第8期）和《特纳的“地域理论”评介》（《吉林师大学报》，1979年第3期）两篇论文阐述了特纳的边疆学说和地域理论的基本立论及其在美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分析批判了这两种立论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比如作为边疆学说的基调的扩张主义思想和地域理论所宣扬的地理决定论等。边疆学说的创立正值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其中鼓吹的扩张主义正适应美帝国主义向海外扩张的需要，所以特纳的这一学说受到了当时美国扩张主义者布鲁克·亚当斯、亨利·洛奇、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等人的一致赞扬，并且后来被一些著名历史学家不断地加以引申和发展，因而对美国的对外扩张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边疆学说与美国对外扩张政策》（《世界历史》1980年，第3、4期连载）一文就着重地阐明了这一问题。《特纳与美国奴隶制问题》（《世界历史》1986年，第1期）一文指出，贬低和忽视奴隶制问题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作用这种现象之所以在二十世纪前半期美国史学界盛行起来，是与特纳著述的影响分不开的。在特纳看来，向西部扩张在美国历史中具有独特的决定意义，而“关于奴隶制的斗争”只是美国历史中的“偶然事件”。因此，他在著述中极力贬低作为“美国历史的动力”“达半世纪之久”的奴隶制问题的作用，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奴隶制转移到边疆问题上去。

查尔斯·比尔德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美国史学中经济学派创始人之一。他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二十世纪初期曾强调经济因素在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1913年出版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观》就是运用经济决定论解释美国历史的典型，也是一部探讨美国宪法制定过程的权威性著作。它对美国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它在美国历史研究方面几乎占有支配地位，那时许多美国历史教科书论述美国宪法都以他的这部著作为依据。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比尔德关于美国宪法的解释及其论据却不断受到了挑战和质疑。《查尔斯·比尔德与美国宪法》（《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2期）一文就是试图对美国史学界对比尔德关于美国宪法的解释和论据所提出的批评和质疑做一简要的评介。1984年，我还为《美国宪法的经济观》这部著作的中译本再版（商务印书馆，1984年）写了一篇序言，阐述了这部权威性著作的历史意义以及著者对美国宪法的解释所遭到的挑战和批评。十八世纪美国革命是世界近代第一次大规模的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也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场革命是美国历史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近年来，美国史学界关于这场革命的著作和论文可谓卷帙浩繁，出现了许多不同看法和争论。《关于十八世纪美国革命的史学评介》（《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一文就是对这场革命的起因、革命期间社会阶级的矛盾斗争以及1878年宪法与革命的关系三个主要问题做一较系统的评述。我们主持编译的第一期《美国史译丛》是个美国史学专号，刊载了当代美国著名进步历史学家菲利普·方纳的《美国史学家论美国南部黑奴制度》以及埃德蒙·摩根对《美国革命不断变化着的解释的评论》等论文的译文，介绍了美国史研究动态和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和比尔德的生平和治学经历等。这几年，我还应邀就美国史学流派及当代美国史学动态的某些问题，在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哈尔滨师范大学和牡丹江师范学院等院校做了专题报告或系统讲学，受到师生的欢迎。

其次是关于十九世纪后期美国史的一些专题研究。内战后直到二十世纪初期的四十多年是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的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垄断资本主义逐渐居于主导地位，成为美国经济生活的基础，从而使美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剖析美国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以及美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不仅能够揭示出十九世纪后期美国历史发展的趋势，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对当代美国的了解。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六五”期间科研重点项目的规划，我们被分配承担六卷册《美国通史》第三卷的编写任务，而这一卷所包括的历史时期——从内战到美西战争——基本上与我们所要研究的时期相吻合。因此，编书任务带动了我们对这一时期美国史某些专题的研究，而这些专题研究的成果又有利于提高编书质量。在编书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的原则指导下，我组织了室内教师和四名研究生参加编写工作，并指导他（她）们结合编写任务进行了一些专题研究。截至目前，已公开发表专题研究论文有十篇之多，其中主要有田锡国同志的《关于美国南部重建时期历史评价问题》（《世界历史》，1982年第5期）、游恒同志的《美国垄断组织形成史的分期及其特点初探》（《外交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黄仁伟同志的《向垄断过渡时期美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求实学刊》，1985年第6期）、卞历南同志的《论美国劳联的蜕变及其历史根源》（《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6期）、王旭同志的《十九世纪后期美国中西部城市的崛起及其历史作用》（《世界历史》，1986年第6期）和《美国城市史研究概述》（《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以及我撰写的《美国的“新移民”与文化测验——兼评本世纪初期美国学术限制“新移民”入境的论点》（《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和《百年来美国移民政策的演变》（《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等论文。

结合三十多年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实践，我在治学方面主要有三点体会。首先是必须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这对研究外国问题的工作者来说，更为重要。比如，研究美国历史就必须阅读大量美国出版的美国史论著和资料，也要涉猎这些论著所阐述的历史理论和史学思想；而这些论著中，既有治学严谨、论据充实的著述，也不乏标新立异、粗制滥造的作品。它们的作者解释历史的资产阶级观点也是形形色色的，试图用马列主义阐述历史的著作只占极少数。因此，我们阅读这些历史论著时，必须以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为指导，去鉴别、分析它们，汲取其中有益的论述和有用的资料，剔除其糟粕，切忌囫囵吞枣、全盘照搬，奉为解释历史的“新见解”。其次是论据必须确切。出于立场、观点的不同，对美国历史中同一问题的研究，我们往往会有与美国学者不同的看法，甚至得出与他们迥然不同的结论，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我们据以得出的看法或结论的依据，无论是英文的原始材料或是统计数字等，都必须确切。这就需要我们在译文方面下功夫，尽力做到用词得当，准确无误。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看法或结论站得住，从而具有说服力。再次是要习惯于听取不同的意见，从中吸取有益的因素，以充实研究课题的内容和提高研究的质量。在我们研究室中，每篇专题研究的构思形成后，作者都要在学术讨论会上向研究室成员和研究生讲一讲，然后就其中主要问题或分歧展开讨论，互相切磋琢磨，再由作者做进一步考虑。实践表明，在学术讨论中听取不同的意见，是促进作者思考问题和提高研究质量的一种有效方式。

目前，我在指导三名美国史硕士生的同时，正对《美国通史》第三卷进行最后统校定稿工作。书稿完成后，准备在“七五”期间组织力量研究美国西进运动史，计划撰写一部专著、一些专题论文和编译一本《美国西进运动史料选辑》。这个课题研究，前不久已被国家教委选中，列为“七五”期间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并在经费上予以资助。

美国西进运动史是美国历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它的主要内容涉及三个方面：即扩张、移民和开发。过去国内有些论著涉及这一历史问题时，多侧重美国征服西部和土著居民的扩张活动，而对于移民和开发这两个方面则阐述不够。这表明我们对于持续百年的美国西进运动还未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而这种研究不仅可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当代美国的历史由来，而且对我国当前的“四化”建设也是不无意义的，特别是对我国当前开发大西北的巨大工作是不无参考借鉴作用的。

（原文载于《治学之路》，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