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华德·H·比尔

阿伯拉罕·林肯在他死前不久制定了一项迅速恢复南部各州的纲领。这个纲领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基础之上的：对已经战败的敌人实行宽大和公正的处理，将最有效地重新建立起联合的“正确的、实际的关系”，并保证黑人为其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权利。在这种政策指导下，任何脱离州或一个脱离州的一部分，只要有一八六〇年合格的选民的十分之一，并且他们做过忠诚宣誓而后建立起一个州政府，它就将恢复在联邦中的地位。到一八六五年四月，这样的政府已经在田纳西、路易斯安那和阿肯色履行职责，而弗吉尼亚的一个忠于联邦的留守集团也获得承认。林肯在组织这种政府过程中，在汉普顿—罗兹会议里，在他的第二次就职典礼上以及在一次经过认真准备的并在他被暗杀前三天所发表的一次演说中，都为他迅速重组脱离各州的愿望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安德鲁·约翰逊由于恢复工作的温和纲领的失败，一直遭到不公正的指责。激进共和党人靠中伤约翰逊的办法来攻击他的政策，而且他们竟干得这样成功，以致传给后代的只有关于约翰逊的讽刺描述。事实是，约翰逊具有高于一般人的能力，对职守和联邦具有高度的忠诚以及坚忍不拔的精神、勤奋、正直、不屈不挠的勇气。对于民主制具有几乎是宗教式的虔诚，对群众怀有善良的看法。在情绪激昂的时候，他仍保持着富有理解力的和冷静的判断力，以便制定和坚定不移地执行一项子孙后代都将普遍认为是明智的南部政策。他的最大的弱点是：他是一个不理解北部主张的局外人。他在一个居于统治地位的政党中没有掌握住控制权，的确，他甚至不是党员。甚至早在战争时期就曾激烈反对林肯的所有共和党人结成了反对约翰逊的联盟。林肯本来具有约翰逊所没有的品格和经验等非常有利的条件，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如果林肯还活着的话，那些败坏约翰逊的势力也可能毁掉林肯。

约翰逊遵循林肯制定的原则，于一八六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在两个公告中宣布了他的重建纲领。第一个公告规定，对于所列举的十四种人之外的所有南部同盟分子——只要他们宣誓今后忠于联邦——一律实行赦免，并恢复他们除了奴隶之外的一切财产所有权。对于规定不在赦免之列的人，如果需要的话，约翰逊就可以不受限制地给予他们赦免。在为处理各个州的其他公告而紧接着发表的第二个公告里，他任命了北卡罗来纳州的临时州长，并且把重新建立一个效忠于联邦的州政府及其在联邦中的正常关系的充分权力交给了那些已经宣过誓的一八六〇年选民。约翰逊拒不允许未获得赦免的叛乱分子参加选举或担任公职。他提出了三项明确要求：撤销分离法令；批准第十三条修正案；废除叛乱时期同盟和各州的债务。他要求各州保护黑人的公民权利，他本来赞成限制黑人的选举权，但是他拒绝把这些措施强加给违反他们意愿的各个州。为了恢复南部各州的地位，并保证它们未来的忠诚，他所任命的临时州长，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而他本人也在特殊困难条件下进行了孜孜不倦的、耐心的工作。

南部社会是一片混乱。整个社会和经济秩序已经崩溃。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曾经是南部的大多数领袖们所梦寐以求的——使南部陷于贫困和枯竭，使它的生产资料遭到了破坏。在这种形势下，它不得不对社会和经济进行整顿以适应新的秩序。这种整顿被南部的稳健派领袖（温和主义领袖——译者）与极端主义者之间的争吵破坏了。稳健派领袖想要承认失败和奴隶的解放，并尽可能快地使他们自己适应目前的形势。而极端主义者则不愿正视战败的结局。他们无视北部的要求和严酷的现实，力图恢复旧秩序。有很多州，往往在它们的旧领袖被赦免之前就选举他们担任公职，这是合乎情理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显然是愚蠢的。极端主义者反对撤销分离法令，而这种法令由于不可抗拒的战争结局也已被废除。他们反对废除同盟的债务。他们制定了“黑人法典”。这种法典看上去似乎是对黑人的重新奴役。这些法典，就像其他许多失策的法令、条例一样，部分地是由于顽固地要恢复原有状态的努力所造成的，而部分地则是由于一种正当的努力所造成的。这种努力的目的是要在黑人刚刚获得解放而又不习惯自由的特别难办的、不寻常的生活条件下制定出一种暂时的管理办法。但是南部的行动却把一件强大的武器交给了恢复工作的北部敌人。

北部的主张本身也是有分歧的。那部分曾经反对战争的宽大为怀的、但已丧失信誉的少数派，力图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立即恢复南部的地位。很多主战派民主党人和林肯的共和党人也赞成宽宏大量（的行为）和尽快恢复南部的地位，但这必须以约翰逊所提出的条件为基础。另一方面，激进的少数派则坚决要求把南部置于联邦之外或军事管制之下，一直到南部以剥夺白人选举权和给予黑人选举权的方式，能于“按着一种北部的模式得到改造”和激进派对全国的永久统治能够得到保证时为止。在林肯逝世的时候，大多数北部人都支持他和约翰逊的政策。激进派领袖由于看到他们甚至在他们自己内部也处于无望的少数地位，因而他们在“教育”人们采取极端措施的时候也力求缓进。他们取得了如此显著的成效，致使他们在一八六五年四月到一八六六年十一月之间能够争取到一大批拥护者，从而取得了控制国会所足够的三分之二的多数，并且强行把南部人排除于国会之外。这种公众心情的变化，是靠一种传布流言和诽谤的运动来实现的。这个运动使公众对全国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失去了判断力。

实际上，在激进派的大话的烟幕背后是一些隐蔽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将决定美国未来数十年的命运。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是否能够信赖南部人重新参加联邦。尽管许多北部人都真的认为农场奴隶主的本性就是凶恶的，允许他们重新掌握政权将会破坏联邦，但是激进共和党人是更加现实的。他们之所以反对顽固守旧的南部的恢复，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恢复可能使南部人与北部保守派共和党人联合起来以打破激进派对国会的控制。因此，广泛争论的关于随着南部的恢复而来的危险问题，实际上只不过是旨在保持激进派权力的一种政治策略而已。有关黑人问题也是如此。像查尔斯·萨姆纳这样的一些人，真诚地关心黑人的福利问题，并决心保护他们以免再遭奴役。可是，激进派之所以关心黑人，就其中绝大部分人而言，是因为黑人将会投共和党人的票。激进派领袖们决心从开头起便靠给黑人以选举权的办法来保住执政地位。但是，北部所存在的反对黑人平等的力量太大了，以致不允许这个问题成为一八六六年国会竞选运动中公开争论的问题。

第十四条修正案包括四项不同的措施，由激进派汇编并为一条（修正案）。第一项，保护黑人的公民权利。第二项规定，如果不给黑人以选举权，那么南部的代表名额就应根据黑人人数所占全体居民的比例核减之。第三项，剥夺所有下列人员担任公职的资格：凡曾在美利坚合众国或任何一州里担任过文武公职——无论职位多么低微——而后来由于自觉支持南部同盟而违背了该职务所要求的忠诚誓言的人们。但只有国会有权以三分之二的票数表决取消此种限制。第四项，废除同盟债务，保证联邦债务。

这个修正案的惩罚性条款打算使南部在它最困难的历史时期处于没有领袖的状态；它包括的内容使整个修正案对于南部人以及那些本来可能接受其他条款的北部约翰逊保守派来说，都成了不能忍受的，这是不可避免的。可是激进派拒不同意对修正案中的不同措施予以孤立的处理；这样，他们就能够声称，那些本来只反对那些惩罚性条款的保守派，也反对那些比较温和的条款。例如那些握有债券的人认为，只有选举激进派，才有可能防止拒付联邦的债务。由于提出一项保证恢复批准的法案，激进派促使温和派相信这个修正案体现了他们对于南部的最后的条件。然而，如果该项法案没有获得通过，当他们取得控制国会所需要的三分之二的多数时，他们就让完全征服南部各州的大门敞开着。这样，第十四条修正案在激进派夺取胜利的过程中就起了重要的，但又有意使之掩人耳目的作用。

经济问题——实际上是激进派真正攻击南部的问题——却被置于隐蔽的地位。来自“叛乱者权力的恢复”的实际危险并不是推翻联邦，而是由南部种植场主和西部农民之间重新建立起来的联盟剥夺新兴的工业力量对华盛顿的控制。当时仍旧有待于以永久形式决定的重大的经济政策是：国会的铺张浪费、征税的影响范围、通货紧缩还是通货膨胀、用黄金还是用贬值的纸币支付联邦的公债、新的银行的作用以及政府对待垄断活动和大企业贪污手段的态度以及对待掠夺公有土地以谋取私利的态度等等问题。关税问题具有特别重要性。在战前，主张高关税率的人们曾处于无望的少数地位。在南部人被排斥出联邦之后，他们就能够取得很高的关税率，这个高关税率不仅足以补偿对工业征收的巨大的战时税款，而且也足以提供额外的保护以抵制外国商品。于是，那些主张实行保护关税的人们，利用把南部代表排除出国会，并以一项羊毛关税率作为争取西部农民的手段，就能够在他们用以补偿的战前税款被废除之后仍旧保留战时税率。这些就是激进派不敢让“没有经过改造”的南部对之进行评判的经济问题。北部人对激进派立场的反对真是太强烈了，以至于把这些问题持续地排除在政治讨论之外。多年以来，对激进派纲领——它意味着政府对大企业的支持——的批评，是靠诉诸暴民的歇斯底里而被有效地压制下去的，这种诉诸暴民的活动诸如“挥舞血腥的衬衫”或乞灵于地域性的忠诚等。

激进派领袖们在领导才能方面比约翰逊更胜一筹。约翰逊认为无论在任何问题上的让步和妥协都意味着最后的失败。因而，在南部各州被允许参与它们的立法工作之前，他拒绝批准有关南部的重大决策。这一点说明了他为什么反对一般来讲他本来可以接受的法案，也说明了他为什么拒绝劝告南部批准第十四条修正案。但是，约翰逊犯了一个令人遗憾的大错误，当时他未能撤掉所有激进派的官员，因而使激进派能够用政治上的职务所拥有巨大的权力来反对他。约翰逊允许激进派搞乱和掩饰了当时真正的重大问题，因而犯了更深一层的错误。因为他自己在这些问题上，特别是在一些经济问题上的立场，就是在北部也会取得多数支持的。温和的第三党运动本来能够席卷整个北部，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一八六六年费拉德尔菲亚会议并没有建立起一个拥有党的机构和候选人的新党。因此，保守派共和党人的投票人在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在大多数场合都陷入了在激进派和铜头蛇之间进行选择的困境。尽管有这一切情况，一八六六年激进派在南方许多州也只是以微不足道的多数取得了胜利。因此，不能想当然地把这件事认为是赞成激进派重建的一种结论。不管怎样，正是这次选举使激进派在国会里获得了三分之二的多数。这就使他们能够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实现他们的南部政策。

体现着激进派纲领的重要的重建法案是在一八六七年三月二日通过的。这个法案把前同盟各州（除了田纳西而外，它已经批准了第十四条修正案，并已为联邦重新接纳。）分为五个军区，在各军区实行了军事管制法。它建立了临时州政府，而这些州政府可以根据联邦政府的意愿予以取消或改组。它要求由全体成年男子——不管什么肤色——参加选举制宪会议的代表，但被第十四条修正案剥夺了担任官职资格的南部领导人不能参加选举。根据制定包括给予黑人选举权的（州）宪法和批准第十四条修正案以及国会对这些新宪法的批准，各个脱离州准备重新加入联邦。但是，那些未能以“严格的誓言”——表明他从未反对过联邦、从未在南部同盟下任过公职、也从未以任何方式支持过同盟——进行过宣誓的任何人，都无资格被选入国会。到一八六八年，除了田纳西以外，又有五个州在接受了这些苛刻的条件之后被联邦重新接纳。

一直到一八六八年总统竞选运动，共和党人还不敢在党纲里提出给北部黑人以选举权。但是在这次选举取得胜利之后不久，他们就通过了第十五条修正案。修正案规定，选举权不应“因为种族、肤色或以前的奴隶地位”而被否定。到一八七〇年3月这个修正案获得批准。但它像第十四条修正案一样，除了靠强力统治南部以外，根本不能得到批准。由于南部人变得越来越难于驾驭，国会在一八七〇—一八七二年间制定了更为极端的措施：颁布强制执行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修正案的法律；保护黑人选举权免受个人和州的侵犯；授权联邦法院审理涉及种族平等的案件；规定由联邦监督选举；准予使用武装力量保护黑人；从法律上认可暂停实行人身保护法；严惩“三K党”的活动。在他们于一八七五年三月失去对众议院的控制之前不久，共和党人制定了新的民权法案。

但是，最后的结局已经临近了。那些自备毡囊者、南部的无赖汉和黑人——后者中的大部分人目前还不适于担任公职——统治的暴行，使整个南部面临完全毁灭的危险。滨海地带的旧统治阶级与内地的小农场主的关系在传统上一直是互相敌对的，现在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即被给予选举权的黑人和他们北部的自备毡囊者朋友而联合起来了。对（南部）全体人民所实行的军事专政也绝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一旦北部部队撤离，南部白人就会公然不顾法律和宪法的约束，利用对黑人的恫吓手段和暴民的暴力行动，把政权夺回自己手里。北部人对于企图用武力统治南部也感到厌倦了。他们急于解决为重建政治家们所一直回避的重大经济问题。因此，要动员公众舆论来支持对于保持南部共和制所必须的严厉措施越来越困难了。一八七一年，“严格的誓言”被废弃了；一八七二年，国会同意实行大赦；一八七七年，海斯总统撤走了联邦驻南部的最后一支部队。随着北部支持的消失，白人夺取了一些共和党人——黑人政府，而且在以后的五十年中，南部一直是支持民主党的。

宪法问题，在关于重建问题的辩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南部各州根据这样一个理论来为他们脱离联邦的行为进行辩护，即宪法乃是独立自主的各州之间的一项契约，当它不再符合先前制定它的目的时，任何一个州都可以废除它。北部则根据这样一种理论来为它利用战争迫使不满的南部人留在联邦里的行动进行辩护，即合众国乃是不再有独立主权的各州之间的破坏不了的联盟。既然每个州的每个公民同时也是合众国的公民，而且对合众国都怀有最高的忠诚，那么任何一个州都不能脱离它。随着战争的结束，约翰逊力图在破坏不了的联盟的理论基础之上恢复各个脱离州的地位。但是，这已经不再符合激进派的意图，他们当中有些人现在支持“被征服的省份”这样一个理论，而这个理论否认南部人除了那些战胜者愿意授予的而外的一切权利；另外一些人则把他们一八六一年的要求，即各州不能脱离联邦与他们一八六五年否认南部各州的州地位的愿望两者协调起来了，而他们否认南部各州的州地位的理由是他们强调南部各州由于叛乱已丧失了作为州的地位，而恢复到领地的状态了。另一方面，南部人为要求完整的州权而进行强有力的辩论。实际上，关于宪法问题的争论，只不过是决定各自有关纲领的经济和政治愿望的合理化的表现。因此，并不是宪法的判例，而是一种武装力量使最高法院在审理得克萨斯对怀特（市）的案件^[1]中做出了这样的判决：一七八八年对宪法的批准曾以庄严的仪式庆祝了不可破坏的联邦；国会有权批准或者否认南部各州的政府。(www.daowen.com)

在关于是支持还是否定南部各州的脱离权利或领地状态的宪法先例的辩论中，激进派废除美国政府的传统形式的企图经常被忽略。实际上，激进派是力图以严格的集中制代替现行的联邦制，把各州变成单纯的隶属的行政区划，并借此把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他们希望建立一种议会制来取代联邦的抑制与均衡。这种议会制将使行政权、立法权和宪法本身都从属于一个有最高权威的国会。在三年中，约翰逊的努力之所以徒劳无功，不仅仅是因为他面对着总能使他的否决权归于无效的三分之二的多数，而且也因为有了削弱他的行政权力的特定立法。这种立法甚至规定，不经国会同意不准他罢免自己所任命的官员。如果激进派在免除约翰逊的职务方面获得成功，总统就要变成国会手中的傀儡。最高法院就的确可能很容易地成为下一个牺牲品。事实正是这样，最高法院多年来受到威胁，要它撤销那些触犯了国会的决议。尽管米里根^[2]甚至在战时民政法庭还在起作用的时候，就确实片面地宣布过军事法庭是非法的，可是这项决议一直到内战完全结束二年后才宣布。当激进派重建法案是否违宪的问题被提到最高法院时，它竟然回避问题。而且在乔治亚对斯丹顿^[3]、密西西比对约翰逊^[4]等案件中，它找到了拒不承担裁判任务的理由。一八六九年，在得克萨斯对怀特的案件中，它只是登记了战争的结果和激进派的意志。一直到社会舆论改变了，而且激进派已丧失了对国会的控制，最高法院才敢于在合众国对克鲁克查克^[5]、合众国对里斯^[6]、公民权利案件^[7]以及合众国对哈里斯^[8]等案件中，把它的违反宪法的印章盖在激进派的重建（法案）上。

重建给南部留下了一份重要遗产。它给这里带来了许多苦难、旧的贵族统治的衰落、来自内地的白人群众权利的兴起以及社会和经济革命，这个革命创立了一个“新南部”。奴隶制被废除了，但是重建并没有解决，甚而实际上使得奴隶制下曾经存在过的愚昧、低效能和种族不和睦等社会和经济问题复杂化了。尽管轻而易举地施展计谋通过了内战后宪法修正案，但重建没有给南部黑人刚刚获得的公民权利提供适当的保证。他们实际上仍没有投票权，社会地位低下，经济上遭受剥削并且没有足够改善自身生活和社会地位的手段。国家从重建中继承了一个“传统上一贯支持民主党的南部”。对南部来讲，这意味着它对待全国问题的态度完全为保持一个反对黑人的联合阵线的必要性所左右；对民主党来讲，它意味着出现了一个保守派集团，其势力之大足以阻止该党成为一个真正自由主义的组织；对国家来讲，它意味着政治上的混乱，这种混乱是由于南部各个集团不能够与其他地域的类似集团同仇敌忾所引起的。

重建也给北部留下了一份重要遗产。第十四条修正案——可能是用来保护黑人——已经被最高法院用来阻止制定为财产利益集团所反对的社会立法和对政府对企业实际活动的管理（法）。此外，由于巧妙地使用了一种群众性特有的术语，北部工业家通过他们的同盟者——共和党的领袖们——进行工作，在差不多二十年中成功地把全国的注意力集中于重建这一个问题上。同时，由于防止了南部与西部结成联盟，他们制服了促进农民利益的势力，而这一势力乃国家真正的统治阶级。在一八六五年，新兴的工业力量本来很容易在选举投票中为对方所压倒。但是在长时间的重建过程中，一个新的经济与社会秩序，正在靠关税和政府的其他偏袒措施以及特权的培育下充分发展起来了。到重建结束以及南部与西部得到许可在政治上再次联合起来的时候，现代工业主义已经强大到不能加以控制的程度了。大企业的时代已经显露了曙光。激进派的重建并没有带来工业化。但是在企业未受任何干扰地控制政府的这些年里，却对工业化的进程产生了影响。

（田锡国译自《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7本第13卷，第168-172页，纽约，新发行版，1937。丁则民校。）

【注释】

[1]《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书（一八六九年）》，第74卷，第700页。

[2]《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书（一八六六年）》，第71卷，第2页。

[3]《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书（一八六七年）》，第73卷，第50页。

[4]《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书（一八六七年）》，第71卷，第457页。

[5]《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书（一八七六年）》，第92卷，第542页。

[6]《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书（一八七六年）》，第92卷，第214页。

[7]《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书（一八八三年）》，第109卷，第3页。

[8]《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书（一八八二年）》，第106卷，第6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