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海厄姆

查尔斯·A·比尔德是美国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教育家。从一九一二年左右到一九四一年，他是美国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想家之一。他促进了二十世纪初美国政治科学训练方法的改革，并且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接近于支配了美国历史的研究。当时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团体认为，在许许多多影响他们思想的作家当中，比尔德的地位仅次于索尔斯坦·维布伦^[1]。比尔德去世后不久，《展望》杂志举行过一次民意测验，一部分编辑和教育工作者投票推选了他的名著《美国文明的兴起》（一九二七年），认为它是本最充分说明美国民主制度的书。他总共发表过三百多篇论文，出版过大约六十部书。有的是同他的妻子玛丽·里特·比尔德合著，有的是和其他同事合著的。他撰写关于欧洲史、美国史以及美国政府的教科书发行了几百万册。作为一个变革时代产生的人物，比尔德是经常关心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学者，猛烈地抨击传统的神话和陈词滥调，不断地评论时政，并且多次致力于政策的制定。他那种品德的魄力不仅渗透在他著作的字里行间，而且贯穿于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因为他享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举止像个古代圣哲的权威。

比尔德是一位殷实的地主兼建筑承包商的儿子，他是在印地安那州奈特斯镇附近的一个在农庄中长大的。他的父母都是老式的唯理论者和教友会会员的后裔。这种精神遗产使比尔德终生保持在个人与思想方面同十八世纪美国密切的关系。他在家庭教养中所形成的那种朴实的富有人情味的性格，在德鲍大学通过阅读卡尔·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约翰·鲁斯金——他的肖像一直挂在比尔德的书房中——的著作之后，更加明朗了。在芝加哥的某一个夏天——其中一部分时间是在赫尔公寓度过的——比尔德直接卷入当时的社会动荡去了。一八九八年他从德鲍大学毕业后，到英国牛津大学攻读英国史和欧洲史。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些世界主义者和激进分子，而且在组织一个工人学院——鲁斯金学院方面出过很大的力。他的第一部著作《工业革命》（一九〇一年）向英国工人阶级读者阐明了当时一些社会问题。牛津大学的经历使比尔德对英国的文学修养有了相当多的了解，这在许多美国社会科学家当中是个明显不寻常的特征。

在牛津大学那种严格的科学研究方法训练下，比尔德的这些道义的和人道主义的热情逐渐增长。从牛津大学的教授们，如著名的弗里德利克·约克·鲍威尔教授那里，比尔德懂得了一个从事科学的人日益增长的抱负，即对人类事务提供经验主义的理解，而不把一些价值判断强加于人。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进一步深造，使比尔德对价值自由的社会科学的支持更加坚定了。一九〇四年，比尔德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从某种观点来看，可以把比尔德的一生看作是这样一场斗争，即：他坚持把他相信科学是一种严密地客观探究的信念与对道义行动的热忱支持两者间富有成效地结合起来了。在二十世纪初的哥伦比亚大学，坚持这种结合并不难。那时，经验主义是美国整个社会科学界的口号。在哥伦比亚大学，比尔德参加了一个由一些学者组成的著名的团体，他们确信民主制度的进展依靠社会科学，因为社会科学将以具体实用的专门知识和技术来代替教条的或纯理论的说教。这一观点既是科学的、功利主义的，也是“重视现代”的。它在哲学方面为约翰·杜威所阐明，在历史学方面为詹姆斯·哈维·鲁滨逊所阐述。鲁滨逊提出了“新史学”，它是一些更加专门化的科学研究成果的综合体，因此，它将涉及人类活动的全部来龙去脉，而不是详细阐述刻板的制度的缓慢演变。新史学家将研究进展的技术，并且一般地把注意力集中于与现在的重大社会问题最有关联的过去的各个方面。因而鲁滨逊的历史学强调变化而不是连续性，并且求助于科学的权威，以争取学术研究和社会的改革。这一切对比尔德都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因而他迅速地成长起来，从一个无名之辈一跃而与他的那些老师们并列。

虽然比尔德主要人接受历史方面的训练，但是一九〇七年以后，他却在哥伦比亚的公法系任教。在这以后的十多年里，他主要从事美国宪法史和公共行政方面的执教与著述工作。他始终强调在法律原则和政府体制背后能够发现社会与经济的“现实”。对比尔德来说，抛弃抽象的理论和大部分以前对于法律和统治权的分析，就能够使政治科学更紧密地考察动机、利益以及实际效果。在公共行政这个新领域中，比尔德的工作确实是注重实际的。他作为一位创建纽约市政研究局的领导人，曾对若干个主要州和城市的规划设计进行了指导，以便使行政机构合理化并建立一查明确的公共职责标准。后来，在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他担任了东京市政研究局的顾问，并且就东京大地震以后的城市重建问题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议。

比尔德对宪法史的研究出于一种同样实际的和现代的兴趣。最高法院所做出的一系列保守的、放任主义的裁决曾引起了对于它的合法权力的激烈争论。在《最高法院与宪法》（一九一二年）一书中，比尔德对开国元勋们关于司法复审的意图做了调查研究，它比以往任何人所写过的关于这方面的调查研究都更深入细致。比尔德得出的结论是，宪法制定者们企图让最高法院实行对立法的控制，而司法对立法的控制正是宪法制定者们保护财产权利不受好骚动的大多数群众侵犯这一更大目的的一个方面。然而，比尔德还是以对宪法制定者们所具有的那种不屈不挠的才能表示赞赏来结束他的结论，而宪法制定者们正是用这种不屈不挠的才能才把宪法建立在自身利益的牢固基础之上的。在别人仅仅看出理想主义的地方，比尔德却看到了更值得赞赏的现实主义。

比尔德最著名的著作《宪法的经济解释》（一九一三年）曾仔细地考查了开国元勋们的动机。由于部分地受到弗莱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生们正在从事的关于地域投票选举模式的定量研究的启示，比尔德考察了一七八七年美国经济权力的分布状况，并详细列出了那年制宪会议每一位代表拥有财产的状况。他断定，至少有六分之五的代表必定由于宪法的实施而获得了个人利益。这主要是由于宪法的实施将保护公债并提高他们所握有的公债券的价值。这部论著是一种令人注意的研究方法——集体纪传体——的楷模。而这种集体纪传体只是最近才普遍地应用于各种历史研究中。但是比尔德的分析同后来的精确的研究比起来同样似乎是粗糙的。好像以他意识到的私利是决定政治行为的唯一因素为出发点来进行他的研究，并以此来假定他所要论证的东西。此外，比尔德还把简单化了的社会二元论穿凿附会在他对于一些个人的研究成果上：他把宪法描绘成资本家债权人一致反对拥有土地的债务人的工具。比尔德在第三部有影响的专著《杰斐逊民主政治的经济起源》（一九一五年）中，进一步用文献记录来证明上述的分裂存在。在这部著作中，比尔德试图论证一七八七年的组合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的各政党中又重新出现了；杰斐逊的民主政治仅仅意味着联邦权力从流动资本占有者手中转移到经营农业者手中。(www.daowen.com)

在美国历史的写作中，比尔德的资本家—土地均分论者的两分法很快显示出无比的重要性。因为它断言，存在着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现实主义的”冲突模式，而这并不违背美国传统的政治修辞学。实际上，比尔德对美国历史的经济解释为美国的政治主要是杰斐逊民主政治与汉密尔顿特权政治之间的斗争这一老观念提供了具有实际内容的阶级基础。比尔德以两个由一些利益集团组成的联盟——一方为城市资本家所控制，另一方为小地主和种植园主所控制——的根本对抗为出发点，用灵活的二元论代替了比较复杂的马克思主义模式，而这种比较复杂的模式当时正在影响着欧洲历史的写作。

在二十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比尔德所写的优秀的著作连同几名著名学者如弗农·L·帕林顿、阿瑟·M·施莱辛格及霍华德·K·比尔的著作一起，扩大了这个概念的体系。为此，比尔德的《国家利益的思想》（约一九三四年出版）一书就把汉密尔顿派和杰斐逊派之间的外交政策传统的分歧解释成是由于经济利害关系造成的。并且认为资本家和平均地权派的斗争为《美国文明的兴起》（一九二七年）提供了根本动力。这部包罗万象的著作突出的特点，是把杰克逊的民主制解释为农工起义，把内战看成是“第二次美国革命”，在这次革命中北部的商人剥夺了南部种植园主贵族的权力。

然而比尔德的《美国文明的兴起》同他第一次大世界大战前的著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一九一七年他辞去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职务以抗议战时对学术自由的侵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深为现代战争对民主制准则所造成的威胁和当时蔓延于知识界中的对进步和人性丧失信心所困扰。比尔德不相信仅仅通过科学上的探究就可以解决社会问题，因而他直率地起而捍卫他的基本准则。他独自居住在康涅狄格州的山上时，在政治学方面日益摆脱了行为主义的倾向。他的著作具有了更加人道主义的特点。《美国文明的兴起》一书把他在第一世界大战前就已发展了的经济决定论和对美国人民的文明成就的公开赞美结合在一起了。书中还明确地赞扬了美国人民集体的力量和他们对于进步的坚定信心。

萧条和极权主义的蔓延更使比尔德加强了对一些准则的关切。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卓有成效的活动，是试图凭创造性思想在美国重新恢复科学和世界历史似乎不再保证的进步。在《国内门户开放》（一九三四年版）和其他著作里，他描绘出一幅计划经济的宏伟蓝图。他在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七年出版的十六卷《美国历史协会关于学校中进行社会研究的委员会报告》撰写中可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报告主张小学和中学教育应当同集体主义的民主制的进展相协调。他成了知识界主张孤立主义的主要代言人，并且他还开始研究历史哲学。

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各学科的美国学者中，很少有人重视史学思想的基本问题。讲求实际的美国人都认为掌握历史知识的关键是科学而不是哲学。当比尔德继续坚持认为历史学必定有用的时候，他也宣称，历史学不可能是客观的和科学的，并且历史学也不应该是宿命论的。他就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时所做的大声疾呼的演说宣称：“历史写作是一种信念的行为。”力促历史学家们认清历史的主观性，以便恢复人类研究中的社会准则的首要地位，从而引导正在形成的历史学。

比尔德对运用科学技巧来解决当时重大问题失去了信心，这激起了一场对符合科学规律的历史学的普遍反叛。他在历史学方面的新观念和卡尔·贝克尔所表述的类似观点一起，使美国历史学家们投入了一场关于相对主义的大辩论。这场争论一直贯穿于整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造成很大的混乱。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比尔德借鉴意大利和德国哲学家特别是著名的贝尼迪托·克罗塞的观点，其实比尔德从来没有真正地了解和接受他们的唯心主义认识论。最后，大多数历史学家断定比尔德在否定客观性方面走得太远了，从而使历史具有过分的“现代色彩”了。然而他的这种煽动却留下了持久的影响。它打乱了职业史学工作者自鸣得意的设想，而这种设想认为道义上的判断在他们的著作中并没有合法的地位。它也唤起了一种富于哲理性的意识，并使美国重新接受欧洲的史学理论。

比尔德在一九四八年的逝世，触发了一场对他关于美国历史解释的普遍反对。从那时起，许多最优异的研究成果已修正了他所强调的唯物主义因果论，并且修正了他强调冲突而不注意一致，强调国内而不注重国际事件来龙去脉的观点，他们的注意力已在很大程度上从利益集团转到政治地位集团，并从唯理主义的动机转到非唯理主义的动机上去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比尔德晚年的历史学著作中预示了这种世界观的变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又重新强调了思想和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他主要放弃了用经济观点解释历史的思想，然而一个仍然没有改变的特点是，他一生自始至终是个理性主义者，决心凭理性来控制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