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艾伦·比林顿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一八六一—一九三二年），是美国历史学家、用“边疆学说”和“地域理论”解释美国历史的创始人，他出生于威斯康星州波特奇的半拓荒的环境中。他于一八八四年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又于一八八八年获得了硕士学位，并受到一位杰出的导师威廉·弗朗西斯·艾伦的影响，这位导师教他的这位年轻学生批判运用文献资料的方法，向他灌输科学方法和复杂的因果关系方面的信念，使他转而相信把社会看成是一种不断进化的有机体的社会观。特纳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一年（一八八八—一八八九年）中，虽然在经济史方面的志趣受到理查德·T·伊利的鼓舞，在国家主义方面的志趣受到伍德罗·威尔逊的鼓舞，但是收获不多。一八九〇年，该大学授予他博士学位。特纳对他的主要导师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的教导并无好感。亚当斯认为，美国的全部制度都是由中世纪德国的“生源论”逐渐演化而来。几年后，他写信给卡尔·贝克尔说，他从事历史专业工作，“是出于我对那种观点的义愤的一种极其强烈的反应”。（特纳书信集，亨利·E·亨廷顿图书馆，TU第34盒）。

特纳在思想方面造反的成果是他在威斯康星大学最初几年间所写出的三篇著名的论文。他于一八八九年在威斯康星大学继艾伦早亡之后任教授。在《历史的意义》（一八九一年写的第二篇论文，一八六一年出版，第11—27页）一文中，他阐明了他的历史信念，为运用科学的、各学科间的技术而辩护，坚持为有关当前的问题的“有用的”研究作品而辩解，用典型的方式阐明相对主义的学说，极力主张展开对人类行为所有方面的研究，而不仅仅限于政治一方面。在不多的篇幅中，特纳预先为“新史学”做了准备，并为从那时开始推广的大多数哲学和方法论的改革提出了充分的论据。他的第二篇论文《美国历史中的问题》（一八九二年发表，一九六一年出版，第28—36页）要求对美国历史的研究进行新的探索：历史学家必须考虑制度和宪法的形式的背后，从而发现那些“产生这些组织机构并塑造它们使之适应变化着的形势的生机勃勃的力量”；他们必须采用自然科学家的工具来确定自然条件对民族发展的影响；他们必须衡量在形成美国文明特点的过程中当地环境与欧洲的遗产的相互影响。

他的第三篇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中的意义》（一八九三年发表，一九六一年出版，第37—62页）是于一八九三年在芝加哥举行的美国历史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宣读的，这篇论文使他脱离了他过去选择的研究和分析的部分。他认为，在美国人性格和制度方面值得注意的许多明显的特点，都源于一种独特的环境，尤其是源于一个不断退缩的边疆的存在。他写到：“一片自由土地的存在及其不断地向后退缩和美国移民的西进，说明了美国历史的发展。”（一九二〇年版，第1页）。在拓荒者中间，文明不断地再生，他们的文化模式由于不断地在与未开化的自然的接触以及与来自不同背景的移民杂居而被破坏了，这些都有助于赋予美国人以不同于其欧洲祖先的特征和社会准则。在这些特征和社会准则当中，特纳列举了美国人的特性：粗犷而富有力量、一种有创造性的性格、自然、和社会的流动性、一种好动的活力、坚强的自力更生精神和显著的个人主义、强调实利主义，尤其是一种对民主制和国家命运的强烈信念。特纳坚持认为，在边疆发生了人和制度“美国化”的过程。

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边疆学说支配了美国的史学思潮。特纳的追随者们并不像他们的师傅那样谨慎地解释从文学到政治的美国历史各个方面，作为开拓经历的结果，他们把“美国历史协会”改变成为一个巨大的“特纳协会”。特纳本人被推任其同行中最高的职位——各大学都力求聘请他去任教，他的同行历史学家选他作一九一〇的美国历史协会主席。那年，他终于离开了威斯康星大学去哈佛大学，他这样做只是作为对威斯康星大学的某些董事们反知识分子的倾向的抗议，因为这些董事们似乎正以纯理论的形式来威胁学术成就。(www.daowen.com)

与此同时，他的兴趣转到了对美国历史独特性的第二种解释，即地域假说。他推论说，随着人口的西移，一个接一个的地理区域都被占据了，每一区域都和其他区域的气候、土壤、地形以及其他自然条件有所不同，并且，随着这些“地域”各自发展了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事业，它就力求使国家的立法符合其本身的利益。特纳认为，美国政治的历史只能被理解为各地域之间利益的一系列调整与和解的历史。这就是他在两部著作中所强调的观点，一部是他毕生所完成的著作：《新西部的兴起，一八一九——一八二九年》 （一九〇六年出版）；另一部是他晚年撰写，死后才出版的著作：《一八三〇——一八五〇年的美国，这个国家及其地域》（一九三五年出版）。

一九二四年，特纳从哈佛大学离职，以便腾出充足的时间致力于上述研究，最初住在麦迪逊，一九二七年前往亨廷顿图书馆任高级研究员。一九三二年他去世了，这使他免于知晓对他的理论的攻击，而这种攻击在三十年代有了扩展趋势并且持续了二十年之久。年轻的历史学家们强烈地反对在机械化、国际主义时代强调田园风味和民族主义的思想，指责他过分地强调美利坚民族历史上的独特性而歪曲了美国的社会准则，因而称他为一元的宇宙因果论者和地理决定论者。这一反特纳主义浪潮在五十年代自然地发展起来了。紧接着这种浪潮而来的又是一个新的时期，在此期间，几个学科的学者们开始检验他的边疆假说的各个方面；看来，在能够对开拓的经历的确切作用予以评价之前，注定需要一个持续多年的过程。

今天，边疆学说已被美国历史学家所接受，他们把它看作仅仅是对美国文明发生影响的诸多因素之一，对于这一评价，特纳会完全赞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