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研究对立地域力量的角度看，任何关于内战背景的研究还必须考虑到以地域紧张局势增长为特征的长期而连续的发展过程，它逐步加剧着，直至一八六〇—一八六一年联合契约突然中断为止。这些发展包括一八二〇年的密苏里争论、一八三二年的关税和州不遵从国会法令的原则的争论、一八三六年至一八四四年间争夺兼并得克萨斯的领土、关于从墨西哥夺得的领土中奴隶制地位的斗争（它起于一八四六年的威尔莫特但书，终于一八五〇年的妥协案）、北部反对逃奴追缉法、一八五四年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废除了密苏里妥协案、以流血的堪萨斯而出名的长期暴力行为、德雷德·司考特判决案、林肯与道格拉斯的辩论、约翰·布朗袭击哈普斯渡口、林肯当选为总统、下南部的脱离、南部同盟的组成和萨姆特堡战事的爆发。

所有这些事件都被细致地研究。其中有些在许多年前已被十分彻底地调查研究过，以致在近二十年中再没有增加多少有意义的东西，例如对约翰·布朗的袭击的研究就是这样的。而另外一些则成为新的研究对象——有时做出了给以极端不同解释的成果。

格洛弗·穆尔首先对密苏里争论做了重新调查^[72]。穆尔除了做出比以前通常的叙述更为详尽的叙述外，他还说明大多数的南部国会议员并未投票赞成在购买来的路易斯安那中以三十六度三十分作为划分自由州与奴隶州的界线。争夺的双方没能找到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那么确切地说，也就没有妥协方案。因此，说三十四年后撤销三十六度三十分时违反了一个“神圣的契约”是不尽准确的。

关于密苏里妥协案后与一八五〇年妥协案前这一时期地域间的竞争，也许最有意义、最新近的论述都出现在传记中。其中不仅包括威尔茨关于卡尔霍恩和贝米斯关于J·Q·亚当斯的权威性研究，而且包括一部萨姆·豪斯顿的生平，它第一次充分论述了豪斯顿在得克萨斯吞并后的经历；还包括一篇关于约翰·泰勒的完整作品和关于塞拉斯·赖特、米勒德·菲尔莫尔和约翰·贝尔的详尽而博学的描述。查尔斯·G·塞勒斯发表了第一卷关于詹姆斯·K·波尔克的生平，对他的经历叙述到一八四三年。有两本关于扎卡里·泰勒的生平，它们出自布雷纳德·戴厄和霍尔曼·汉密尔顿之手（下文还要谈到汉密尔顿）；两本关于托马斯·哈特·本顿的生平，它们出自威廉·N·钱伯斯和埃尔伯特·B·史密斯之手，在这两本书中前者关心得较多的是本顿的时代，而后者则较多地描写其个人。安德鲁·史蒂文森、乔治·班克罗夫特、威廉·L·马西和约翰·比格洛的传记在许多情况下正如那些重要人物的生平一样具有历史意义。分别由格林顿·G·范杜森（1937年）和克劳德·费厄斯（1930年）写的关于亨利·克莱和丹尼尔·韦伯斯特的较早而完整的传记，仍然是权威著作，不过克莱门特·伊顿和理查德·柯伦特也写了很有价值的解释这两个人生平的概要，而且经詹姆斯·F·霍普金斯编辑，肯塔基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最后一版克莱的作品。但是，尽管罗伯特·V·雷明尼对一八二一年至一八二八年间范布伦所经历的关键时期做了详尽的论述^[73]，还是没有好的范布伦全传。对这个时期和一个著名政治人物的最新总结，是格林顿·G·范杜森写的关于《1828年—1848年杰克逊时代》（1959年）^[74]的历史。

关于使美国成为横贯大陆的共和国的扩张主义趋势——一种把地域对抗引入尖锐的冲突焦点的趋势——有意义的新作一直是有限的。最重要的一篇是诺曼·A·格雷厄伯纳的《太平洋帝国》，它通过论证说东部商业利益集团企图控制太平洋沿岸港口的欲望是“天定命运”的重要因素，对长期的土地扩张主义的传统提出了异议^[75]。在重要性方面次于这篇文章的大概可推詹姆斯·C·N·保罗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谈到在一八四四年巴尔的摩大会上，扩张问题在造成民主党的波尔克派和范布伦派分裂——这一分裂后来被掩盖了，但是绝未愈合——中的作用^[76]。

在扎卡里·泰勒就职后的第一次国会会议上，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所有地域摩擦已到了紧要关头，那时北部与南部为墨西哥割让地中奴隶制的地位问题而争执不休，结果产生了一八五〇年妥协案^[77]。到一九四〇年时，妥协的这段历史已经获得了精细的研究并且又被修正了；历史学家们认识到了斯蒂芬·A·道格拉斯而不是亨利·克莱在使妥协案获得通过中的重要性；赫伯特·D·福斯特写的论文使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信服，在颁布妥协案时，分裂确实即将发生^[78]。但是，就像妥协案本身的结局一样，这些结论的结局被过早地大肆宣扬。从那以后，霍尔曼·汉密尔顿在一系列重要的刊物论文中以及在他写的关于扎卡里·泰勒的传记中，都重新讲述了关于妥协案的情况^[79]。他的杰出分析证明了两个重要事实：第一，由于妥协案是由特殊措施混合拼凑而成的，因此并不是大多数人都支持这样的妥协案，它只是少数人通过从北部各阶层或南部各阶层有选择地收集选票才使其正式通过的；第二，在采纳妥协案的过程中，得克萨斯债券持有者的利益集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汉密尔顿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他认为南部在一八五〇年并不愿意脱离联邦，而扎卡里·泰勒的强硬政策比妥协案更好。如果汉密尔顿的陈述不能证明这个论点，那么它一定会重开争端。

一八五〇年妥协案签署后不到四年，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又激起了地域的愤怒。这个插曲还引起了大笔战。到一九四〇年，在这个经年不断的争论中，历史研究的趋势逐渐变得有利于斯蒂芬·A·道格拉斯。为道格拉斯辩护的人否认当总统的野心是其动机，他们强调他开发西部的目的的重要性以及他建议用人民主权的原则解决那些领地内奴隶制地位的真正的民主性质^[80]。自一九四〇年以来，关于道格拉斯的论战连续不断。艾伦·内文斯在《联邦的严峻考验》一书中，对以前有关道格拉斯动机的种种解释做出于极好的评论。他自己强调道格拉斯的魄力和才干，但却把他描写成是伪善的、粗俗的和诡辩的人^[81]。但是，这个判断并未比以前那些意见更为普遍地被接受，一九五九年杰拉尔德·M·凯珀斯在一本新的道格拉斯传记中，把这个“小巨人”描写成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而他却一直是那些反奴隶制运动伪善的领导者进行人身攻击的历史牺牲品^[82]。同时，詹姆斯·C·马林提出假定说，在广义上道格拉斯和他的地方主义的人民主权原则是在同实行中央集权的工业化力量做斗争。马林还坚持认为，各种发展使密苏里边远地区的奴隶制争端早已过时，道格拉斯也是力求回避这一争端的，但是地域主义者热衷于争斗，因此把这一争端强加进道格拉斯的议案中^[83]。罗伊·F·尼科尔斯写的一篇尤为出色的史学文章进一步论证了道格拉斯是怎样完全背离了他自己最初的意图的^[84]。这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道格拉斯现在是以采纳一八五〇年妥协案的关键人物出现——这被传统地认为与克莱是一致的，而不是以其名字总是与之联系着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真正创立者出现。

随着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而来的堪萨斯冲突展现出一段混乱的和大量争论的历程。最近的学术成果提出，在新领地中的大量侵略活动都是由土地竞争造成的，移居者们的动机并不单单在于他们反对判定奴隶制问题有罪——这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是个极端抽象的问题^[85]。在经常反映这个问题本身的混乱的文献中，有两篇最近的著作却以其明晰透彻而著称。塞缪尔·A·约翰逊写的一部历史著作，第一次写出了处于亲奴隶制的控诉与反奴隶制的托词间关于新英格兰移民救助会在堪萨斯讨伐运动中作用的真实情况^[86]。詹姆斯·C·马林在《布朗和五十六人传奇》中，用历史方法这把精确的剪刀剪除了大量未经证实的有关布朗在堪萨斯的臆断^[87]。

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通过后三年，最高法院在德雷德·司考特判例中宣布，密苏里妥协案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既然最高法院的法官们认为司考特无论如何没有资格向最高法院提出诉讼，那么很清楚，他们就没有必要考虑密苏里妥协案对司考特判例的适用性。因此，从那时起，历史学家一直在仔细思考这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最高法院的法官们要故意——假如他们确实是故意——对爆炸性的问题做出裁决。反奴隶制的传统把他们的行为简直看成是南部奴隶制统治集团进行侵略的又一例证。但是，在一九三三年，F·H·霍德提出了后来被普遍接受的论点，他说最高法院的两个北方法官麦克林和柯蒂斯试图通过写下他们最终断言一八二〇年的密苏里妥协案是符合宪法的这个有争议的意见，来强迫不甚愿意的南部人们接受一项宽大的判决^[88]。但是在一九五〇年，艾伦·内文斯在他的《林肯的崛起》一书中，对德雷德·司考特判例做了严密的分析。他在评论中提出了强有力的证据说，最高法院的南部法官们在麦克林和柯蒂斯采取他们的立场之前就已经为宽大的判决做了准备。内文斯还指出，尽管在判决中没有像共和党人当时所断言的那种串通的证据，但是在判决做出之前，詹姆斯·布坎南与最高法院成员之间的通信中却有明显的不正当行为的迹象^[89]。

对于从德雷德·司考特判决到萨姆特要塞危机这一时期，一些优秀的研究充实了历史的描述，但是没有大量修改流行的解释。保罗·M·安格尔出了一版林肯—道格拉斯辩论的全文，并附有极好的编辑背景^[90]。

关于约翰·布朗的袭击，没有对布朗本人新的认识能像艾弗里·克拉文关于这次袭击在突然激起南部地域情绪中的心理影响的论证那样重要，这种地域情绪绝不像南部地域主义者所希望的和北部地域主义者所担心的那样“团结一致”^[91]。关于林肯的当选，雷哈德·H·卢辛的《林肯首次竞选》和奥林格·克兰肖的《一八六〇年总统选举中的各奴隶州》（1945年）都取代了埃默森·D·菲特所写的较早的论文^[92]。

关于下南部的脱离，绝大多数的政治记录至少在二十多年前已被整理出来了^[93]。但是，关于北部对脱离的反应，兴趣还相当浓厚。霍华德·C·珀金斯的两卷《关于脱离的北部社论》^[94]揭示北部对分裂问题反应的广度和复杂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晰。珀金斯的材料还没有被充分地使用过，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出现脱离危机期间林肯政府的政策上。林肯要与南部打仗吗？他认为战争是必要的吗？或者他希望防止战争吗？这三种观点都有人坚持。一九三七年，查尔斯·W·拉姆斯德尔出色地论证了第一种观点，而在一九四一年这种观点又被蒙哥马利的一位律师约翰·希帕利·蒂利用一种显然是荒谬的，可能遭到反对的方法加以夸大了^[95]。一九五〇年，肯尼思·M·斯坦姆帕在他写的《战争来临》一书中支持了第二种观点^[96]。一九四二年，戴维·M·波特在一项研究中论证了第三种观点，这篇论文认为北部抵制妥协既部分地产生于一种不符事实的信念，以为脱离的威胁并不严重，同时也部分地产生于一种十分现实的看法，认为南部是不团结的（在南部同盟成立后两个月，八个奴隶州仍然留在联邦内）^[97]。波特认为，林肯打算避免摊牌，并且等待南部联邦主义者的反应，但是未曾预料到的供给萨姆特要塞安德森少校驻军以粮食的必要性，却使他的计划失败了。

在危机最后阶段的历史中，也正像在整个这一时期的全部记载中一样，大部分最有价值的历史著作都以对一些特别人物的研究问世了。关于林肯尤其如此，他的生平一直是研究联邦危机的一个焦点。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有了令人惊愕的一大批关于林肯的文献，而现在又增加了另外四部极为重要的著作。一九三九年，卡尔·桑德堡出版了他的巨著《战争年代》，这是一部气势磅礴、想象力丰富的著作，顺便提一下，它与更早的《草原年代》一起，是所有美国人的传记中最长的一部^[98]。一九四五年，詹姆斯·G·兰德尔出版了四卷研究项目的头两卷，这两卷第一次对林肯直辖的决策机构的问题和政策做了充分而又有学术价值的描述^[99]。一九五二年，本杰明·P·托马斯出版了一卷本的传记，这本传记在历史叙述方面的简洁与均衡都是典型的^[100]。一九五三年，鲁特杰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罗伊·P·巴斯勒的八卷的林肯的作品——它较尼科莱和海以前的版本大有进展，尼科莱和海的版本很不完全也很不准确^[101]。在南部方面，这一时期的其他传记包括罗伯特·D·米德的关于贾达·P·本杰明的研究，鲁道夫·冯·艾贝尔的亚历山大·H·斯蒂芬斯生平和赫德森·斯特罗德的缺乏批判和过分颂扬的杰斐逊·戴维斯生平^[102]；在北部方面，有格林顿·G·范杜森写的特劳·韦德生平和霍勒斯·格里利生平，弗雷德·H·哈林顿写的纳撒尼尔·P·班克斯生平，托马斯·G·比尔丹和玛瓦·R·比尔丹，写的萨尔蒙·P·蔡斯及其家族的生平，弗莱彻·普拉特写的埃德温·M·斯坦顿生平，弗兰克·B·伍德福德写的刘易斯·卡斯生平，唐·爱德华·菲兰贝彻写的约翰·温特沃思生平和杰特·A·艾赛莱写的一部关于格里利和共和党的研究项目^[103]。

关于所有直接或间接与内战有关的种种问题的文献是那样繁多，以至于简直怎样都不可能将其集拢到任何一个集中点来加以观察。也许这些文献所共有的最普遍的特性就是它们将继续明显地或者含蓄地引起争论。历史学家们不仅在关于究竟是奴隶制为战争提供了基本的动机，还是奴隶制为掩盖基本的动机提供了烟幕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而且在关于内战前南部的社会性质、奴隶制的性质、反奴隶制运动的动力和特性以及对引起最后危机之前的一系列地域冲突中每个环节的解释也都意见不一。这种争执的讽刺意味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面对着大大增多了的真实知识和不断加强了的学术研究，它却继续存在。的确，这种差异之大足以造成一种显而易见的历史现实，这种历史现实很少像它在这个问题上那么不言自明：也就是单单掌握真实的资料不一定就能在历史真实情况的广泛问题上取得一致。它一定要在争论继续盛行的两种意见之间缩小抉择的范围，而这种抉择范围的缩小本身就是客观进步的一个重要证明。但是，在抉择的范围内，事实真相的确定或许更多地依靠用于解释资料的基本的哲学假定，而不是依靠资料本身。在这个意义上，资料仅仅是历史解释的原始材料，而不是解释过程中的决定因素。这就是为什么关于内战爆发的艰难的研究领域仍然存在的原因，而且看起来很可能永远存在下去，并有待于我们称之为的重新解释——我们所说的重新解释，指的就是把个人的哲学观点应用于过去的史料之中。

[译自威廉·H·卡特赖特和小理查德·L·沃森合编《解释和讲授美国历史》（华盛顿D.C.，1961年）的第七章：《内战的背景》，第87—119页；丁则民校。]

【注释】

[1]原文标题为《内战的背景》，为了更加明确地体现本文所阐述的内容，译者把标题作了改动。

[2]根据历史条件来解释内战的各种努力早在1861—1862年就开始了，做各种解释的有约翰·L·莫特利、乔治·班克罗夫特、弗朗西斯·帕克曼和爱德华·A·波拉德。对内战历史编纂学做一般性讨论的，也有这些作者，参见托马斯·J·普雷斯利：《美国人解释他们的内战》，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1954年；霍华德·K·比尔：“历史学家所谈及的内战起因”载社会科学研究会公报第54号，《历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纽约：社会科学研究会，1946年。

[3]《从一八五〇年妥协案到一八七七年南部自治最后恢复的美国史》，纽约：麦克米伦，1893年—1906年。

[4]“脱离联邦的伦理道德观”，1902年发表的演说，刊登在《军事和外交研究，1775年—1865年》中，纽约：麦克米伦，1911年，第208页。

[5]查尔斯·比尔德和玛丽·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纽约：麦克米伦，1927年。

[6]克劳德·G·鲍沃斯：《贝弗里奇和进步时代》，波士顿：霍顿·米夫林，1932年，第561—579页。

[7]《林肯传，1809—1858》，2卷本，波士顿：霍顿·米夫林，1928年。

[8]纽约：阿普尔顿—森杜里。

[9]吉尔伯特·巴恩斯：《反奴隶制的冲动，1830年—1840年》纽约：帕特南·约翰逊的小册子在普雷斯利的《美国人解释他们的内战》一书中根本没有被提到，普雷斯利的这本书是一本全面评述历史编纂学的大部头著作，它对一些不太重要的项目也有详细的论述。

[10]乔治·福特·密尔顿：《冲突的前夕》，波士顿：霍顿·米夫林。

[11]《南部历史杂志》，1936年8月号，第2卷，第303—322页。

[12]巴吞鲁日：路易斯安那州大学。

[13]纽约：斯克里伯纳，第2版，芝加哥：芝加哥大学，1957年。

[14]巴吞鲁日：路易斯安那州大学。

[15]《正在酝酿中的内战，1815年—1860年》。

[16]詹姆斯·兰德尔：《内战和重建》波士顿：D. C. 希思。

[17]载《密西西比流域历史评论》，1940年6月号，第27卷，第3—28页；《南部历史杂志》，1940年11月号，第6卷，第439—457页；《林肯季刊》，1940年3月号，第1卷，第3—42页。三篇论文中的第一篇和第三篇作了一些修改后，重新发表在J. G. 兰德尔的《林肯，自由主义的政治家》中，纽约：多德，米德，1947年。

[18]詹姆斯·兰德尔：《林肯：自由主义的政治家》纽约：多德，米德。

[19]兰德尔：《林肯，自由主义的政治家》，第88页。

[20]兰德尔：《林肯，自由主义的政治家》，第88页。

[21]纽约：麦克米伦。

[22]纽约：帕特南。在普雷斯利的《美国人解释他们的内战》中提到过这些书，参见该书第285页。

[23]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引自第432—433页。

[24]“内战的起因：对历史感伤主义的评论”，见《党人评论》，1949年，第16卷，第469—481页。

[25]同样的观点在同年也由戴维·M·波特提出，参见戴维·M·波特和托马斯·G·曼宁的《1775—1877年美国的民族主义和地域主义：在历史解释中精选问题》，纽约：霍尔特，1949年，第215—216页。

[26]这篇论文的一部分的译文以“美国内战和必然发生的问题”为题发表，参见《新英格兰季刊》，1951年6月号，第24卷，第147—168页。在盖伊尔的《同历史学家辩论》中重印，格罗宁根：J. B.沃尔特斯，1955年，第216—235页。

[27]伯纳德·德沃托：“易得的席位”，载《哈珀杂志》1946年2月号，第192卷，第123—126页；同上，1946年3月号，第192卷，第234—237页。

[28]对内文斯的《林肯的崛起》的评介，载《民族周刊》1950年12月2日，第171卷，第512—513页。

[29]哈里·V·杰法：《房子裂开的危机：林肯—道格拉斯辩论问题的解释》，纽约：道布尔戴，1959年。

[30]唐·E·费兰巴彻：“林肯的房子裂开之演说的起因和目的”，载《密西西比流域历史评论》，1960年3月号，第46卷，第615—643页。

[31]书名分别为：《联邦的严峻考验》（2卷，1947年）、《林肯的崛起》（2卷，1950年）、《为联邦而进行战争》（1959年）。均出版于纽约：斯克里伯纳。

[32]《联邦的严峻考验》，第1卷，第9页；《林肯的崛起》，第2卷，第470页。

[33]《林肯的崛起》，第2卷，第463页；《联邦的严峻考验》，第1卷，第8页。

[34]《林肯的崛起》，第4卷，第468—471页。

[35]梅里尔·詹森编辑的《美国的地方主义》，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1951年，其中包括富尔默·穆德和弗农·卡斯坦森朗西斯·B·西姆金斯写的论“南部”的文章，参见第147—172页。

[36]哈里森·A·特雷克斯勒：“密苏里的奴隶制，1804年—1865年”，见《历史与政治科学研究》，第32卷，第2期，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914年；罗塞·H·泰勒：《北卡罗来纳的奴隶占有：一种经济观点》，查佩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1926年；拉尔夫·B·弗兰德斯：《佐治亚的种植园奴隶制》，查佩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1933年；查尔斯·S·赛德诺：《密西西比的奴隶制》：纽约：阿普尔顿—森杜里，1933年；查尔斯·S·戴维斯：《亚拉巴马的棉花王国》，蒙哥马利：亚拉巴马州档案和历史部，1939年；罗杰·W·舒格：《路易斯安那州阶级斗争的起因》，巴吞鲁日：路易斯安那州大学，1939年，第1—5章；约翰·温斯顿·科尔曼：《肯塔基的奴隶制时代》，查佩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1940年。

[37]《脱离运动，1860年—1861年》，纽约：麦克米伦。

[38]菲力普·M·海墨：《南卡罗来纳的脱离运动，1847年—1852年》，艾伦镇，宾夕法尼亚：H·R·哈斯，1918年；乔恩西·S·波克纳；“南卡罗来纳的脱离与合作运动，1848年—1852年”，圣路易斯：《密苏里：联合或脱离》，纳什维尔：乔治·皮博迪师范学院，1931年；克拉伦斯·P·丹曼：《亚拉巴马的脱离运动》，蒙哥马利州档案和历史部，1933年；亨利·T·谢克斯：《弗克尼亚的脱离运动，1847年—1861年》，里士满：加里特和马塞，1934年；珀西·L·兰沃特：《沿密西西比，脱离风潮的中心，1856年—1861年》，巴吞鲁日：奥托·克莱特，1938年；威利·马温·卡斯凯：《路易斯安那的脱离和恢复》，巴吞鲁日：路易斯安那州大学，1938年；约瑟夫·卡莱尔·西特森：“北卡罗来纳的脱离运动”，《詹姆斯·斯帕鲁特历史和政治科学研究》，第23卷，第2期，查佩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1939年。

[39]纽约：阿普尔顿。

[40]《内战前南部的生活与劳动》，波士顿：利特尔，布朗；以及为数很多的论文。

[41]2卷。出版物第430号。华盛顿：华盛顿卡内基协会，1933年。

[42]巴吞鲁日：路易斯安那州大学。

[43]奥尔登，《革命中的南部》第2页。

[44]西德诺，《南部国家主义的发展》第32页。(www.daowen.com)

[45]弗莱彻·M·格林：《南大西洋各州的宪法发展，1776年—1860年》，查佩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1930年；“内战前南部的民主制”，载《南部历史杂志》，1946年2月号，第12卷，第3—23页。

[46]福兰克·L·奥斯莱和哈丽特·C·奥斯莱：“内战前南部后期社会的经济基础”载《南部历史杂志》，1940年2月号，第7卷，第24—45页；“农业田纳西的经济结构，1850年—1860年”，同上书，1942年5月号，第8卷，第161—182页。布兰切·H·克拉克：《田纳西的自耕农，1840—1860年》，纳什维尔：范德比尔特大学，1942年。小哈里·L·科尔斯：“对路易斯安那的奴隶所有制和土地所有制的一些评论，1850年—1860年”，载《南部历史杂志》，1943年8月号，第9卷，第381—394页。赫伯特·威弗：《密西西比小农场主，1850年—1860年》，纳什维尔：范德比尔特大学，1945年。福兰克·L·奥斯莱：《内战前南部的普通居民》，巴吞鲁日：路易斯安那州大学，1939年。

[47]费宾·林丹：“蓄奴南部的经济民主制：对最近一些观点的评价”，载《黑人历史杂志》，1949年4月号，第31卷，第140—189页。詹姆斯·C·邦纳：“内战前社会后期的形象”，载《美国历史评论》，1944年7月号，第49卷，第663—680页。这两篇论文都介绍了说明非民主社会结构的材料。

[48]弗农·路易斯·帕林顿：《美国的主要思潮》，3卷，哈考特，布拉斯，1927年—1930年，第2卷，第1—179页；威廉·E·多德：《棉花王国》，载《美国编年史丛书》，，纽黑文：耶鲁大学，1919年，第48—117页；威廉·S·詹金斯：《内战前南部的亲奴隶制观念》，载《社会研究丛书》，查佩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1935年。

[49]达勒姆：杜克大学。

[50]“来自蒙蒂塞洛的铁路：关于1832年弗吉尼亚奴隶制争论的研究”，载《三一学院历史学会历史文集》，第24号，达勒姆：杜克大学，1941年。这篇论文指出，废奴主义者攻击奴隶制在引起南部转而保卫奴隶制方面的作用比人们料想的要小。

[51]坎布里奇：哈佛大学贝克内帕分校。

[52]哈维·威希：《乔治·菲茨休：内战前南部的宣传员》，载《南部传记丛书》，巴吞鲁日：路易斯安那州大学，1943年；路易斯·哈茨；《美国的自由传统》，纽约：哈考特，布拉斯，1955年，第4部分，“南部的封建迷梦”；阿诺德·B·利范尔和托马斯·I·库克：“乔治·菲茨休和美国保守主义的理论”，载《政治杂志》，1945年5月号，第7卷，第145—163页。

[53]“约翰·C·卡尔霍恩，统治阶级的马克思”，见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的政治传统及其创造者》，纽约：克诺夫，1948年；查尔斯·M·威尔茨：《约翰·C·卡尔霍恩》，3卷，印第安纳波利斯：鲍勃斯一梅里尔，1944年—1951年；玛格丽特·L·科依特：《约翰·C·卡尔霍恩，美国的肖像》，波士顿：霍夫顿·米夫林，1950年。还可参见理查德·N·卡伦特：“约翰·C·卡尔霍恩，反动的哲学家”，载《安蒂奥克评论》，1943年夏季刊，第3卷，第223—234页。拉尔夫·H·加布里埃尔：《美国民主思想的发展过程》，纽约：罗纳德，1940年，第103—110页，“关于约翰·C·卡尔霍恩的注脚”。路易斯·哈茨：“南卡罗来纳对合众国的起诉”，见丹尼尔·艾伦编辑的《危机中的美国》，纽约：克诺夫，1952年，第73—90页；奥古斯特·O·斯佩思：《约翰·C·卡尔霍恩的政治理论》，纽约：书人协会，1951年。一部新版本的《约翰·C·卡尔霍恩文集》已在编辑，第1卷由已故的罗伯特·李·梅里韦塞负责编辑，已在1959年出版（哥伦比亚：南卡罗来纳大学，为南卡罗来纳会社出版），随后的数卷将由W·埃温德·海姆菲尔编辑。

[54]《南部的精神》，纽约：克诺夫，1941年。

[55]《内战前南部的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纽黑文：耶鲁大学。

[56]杰伊·B·休贝尔：《美国文学中的南部，1607—1900年》，达勒姆：杜克大学，1954年；休贝尔：“内战前南部文学上的民族主义”，参见戴维·K·杰克逊：《美国纪念威廉·肯尼思·博伊德论文集》，达勒姆：杜克大学，1940年；柯蒂斯·卡罗尔·戴维斯：《骑士史学编者：弗吉尼亚小说家威廉·A·卡洛瑟斯博士生平》，里士满：迪厄茨，1953年。在南部文化史上有地位的还有玛丽·C·西姆斯·奥丽芬特、艾尔弗雷德·T·奥戴尔和T·C·邓肯·伊夫斯合编的《威廉·吉尔莫尔·西姆斯书信集》，5卷，哥伦比亚：南卡罗来纳大学，1952年—1956年。

[57]达勒姆：杜克大学。

[58]《詹姆斯·斯帕兰特历史和政治科学研究》，第32卷，查佩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

[59]J·H·伊斯特拜编辑的《罗伯特·F·W·艾尔斯顿书信文集中揭示的南卡罗来纳稻种植园》，芝加哥：芝加哥大学，1945年；J·卡莱尔·西特森：《糖业之乡：南部的蔗糖工业，1753年—1950年》，列克星敦：肯塔基大学，1953年。还有在一九三八年约瑟夫·C·罗伯特发表的《烟草王国：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的种植园、市场和工厂，1800年—1860年》，达勒姆：杜克大学。其他关于南部经济制度的重要的新近著作有阿伯特· V· 豪斯编辑的“内战前佐治亚的种植园主经营和资本主义：种稻人休·弗雷泽·格兰特的日记”，载《美国农业史研究》，第13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54年；约翰·希伯朗·穆尔：《内战前密西西比的农业》，纽约：书人协会，1953年；刘易斯·E·阿瑟顿：《南部的乡村商店，1800年—1860年》，巴吞鲁日：路易斯安那州大学，1949年。

[60]詹姆斯·B·塞勒斯：《亚拉巴马的奴隶制度》，尤尼弗西蒂，亚拉巴马：亚拉巴马大学，1950年；蔡斯·C·穆尼：《田纳西的奴隶制度》，载《社会科学丛书》，第17号，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1957年；奥维尔· W·泰勒：《阿肯色的黑人奴隶制》，达勒姆：杜克大学，1958年。

[61]《从奴隶制到自由：美国黑人史》，纽约：克诺夫，1947年；第二次修订版，1956年。

[62]肯尼思·M·斯坦姆帕：《特殊的制度：内战前南部的奴隶制度》，纽约：克诺夫，1956年。发现奴隶制合情合理地有利可图并不是始于斯坦姆帕，他也没做这样的要求。自从一九三〇年以来，刘易所·C·格雷和其他一些人已经承认了这些事实，但是斯坦姆帕在指出这个制度不会听任其自行消灭时，发挥了奴隶制有利可图的重要性。

[63]芝加哥：芝加哥大学，1960年。

[64]主要的研究有罗伯特·罗亚尔·拉塞尔的“南部地域主义的经济状况，1840年—1861年”，载《社会科学研究》第11卷，第1和2号，厄巴纳：伊利诺伊大学，1924年；约翰·C·范杜森的“南卡罗来纳分裂的经济基础”，载《历史、经济和公法研究》，第305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28年；约翰·G·范杜森的《内战前南部的商业会议》，达勒姆：杜克大学，1926年；赫伯特·温德的“南部商业会议，1837—1859”，载《历史和政治科学研究》，第48卷，第4号，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930 年。

[65]向太平洋扩张伴随着一场长期的竞争，它部分在地域之间，部分在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商业中心之间，目的是为了控制陆路的东部终点站或者通向太平洋沿岸的铁路。这场竞争是地域史和经济史的一个重要阶段，罗伯特·R·拉塞尔的《1783年—1864年美国政治中的一场争端：改善到太平洋海岸的交通》，塞达拉皮兹：托奇，1948年，一书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

[66]纽约：莱因哈特，1951年。

[67]纽约：阿普尔顿—森杜里。

[68]泰勒：《自由的萌发：1860年前美国社会史的各阶段》，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1944年；德雷克，载《耶 鲁历史出版物》综合集，第51号，纽黑文：耶鲁大学，1950年；贝米斯，纽约：克诺夫，1956年；丰纳，4卷，纽约：国际出版社，1950年—1955年。

[69]奈：《被束缚的自由：公民自由权利和奴隶制争论，1830年—1860年》，东兰辛：密执安州立学院；霍夫施塔特：《美国的政治传统》，第112页；弗纳斯，纽约：斯隆，1956年；德丹：《詹姆斯·谢泼德·派克：共和党的政策和美国黑人，1850年—1882年》，达勒姆：杜克大学，1957年。

[70]戴维·唐纳德，“对废奴主义者的重新考虑”，见《重新考虑林肯》，纽约：克诺夫，1956年，第19—36页。又参见罗伯特·A·斯考塞姆，“关于历史方法的注解：戴维·唐纳德的‘废奴主义者的重新考虑’”，载《南部历史杂志》，1959年8月号，第25卷，第356—365页。

[71]除了前面提到的关于道格拉斯的著作外，反奴隶制运动的文献还包括一些传记形式的有价值的著作，如：拉尔夫·V·哈洛：《加里特·史密斯，慈善家和改革者》，纽约：霍尔特，1939年；福雷斯特·威尔逊：《穿裙子的斗士：哈丽特·比彻·斯托的生平》，费城：利平科特，1941年；弗兰克·弗雷德尔：《弗朗西斯·李厄伯，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巴吞鲁日：路易斯安那州大学，1947年；拉尔夫·科恩戈德：《人之二友：威廉·芳埃德·加里森和温德尔·菲力普斯的故事》，波士顿：利特尔，布朗，1950年；本杰明·P·托马斯：《西奥多·韦尔德：争取自由的战士》，新不伦瑞克：鲁特杰斯大学，1950年；拉塞尔·B·奈：《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和人道主义的改革者们》，载《美国传记丛书》，波士顿：利特尔，布朗，1955年；贝蒂·L·弗拉德兰德：《詹姆斯·贾尔斯皮·伯尼：从奴隶主到废奴主义者》，伊萨卡：康奈尔大学，1955年。

[72]《密苏里争论，1819—1821年》，列克星敦：肯塔基大学，1953年。

[73]莱雷纳·弗兰德：《萨姆·豪斯顿，伟大的设计者》，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1945年；奥利弗·P·奇特伍德：《约翰·泰勒，内战前南部的斗士》，纽约：阿普尔顿一森杜里，1939年；约翰·A·加雷蒂：《塞拉斯·赖特》，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49年，罗伯特·J·雷贝克：《米勒德·菲尔莫尔：一位总统的传记》，布法罗历史学会，第40卷，布法罗：斯图尔特，1959年；约瑟夫·帕克斯：《田纳西的约翰·贝尔》，巴吞鲁日：路易斯安那州大学，1950年；查尔斯·G·塞勒斯：《詹姆斯·K·波尔克，杰克逊的信奉者，1795年—1843年》，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1957年；布赖纳德·戴厄：《扎卡里·泰勒》，载《南部传记丛书》，巴吞鲁日：路易斯安那州大学，1946年；霍尔曼·汉密尔顿：《扎卡里·泰勒》，2卷，印第安纳波利斯：鲍勃斯一梅里尔，1941年—1951年；威廉·N·钱伯斯：《来自新西部的参议员“老金块本顿”：托马斯·哈特·本顿》，载《大西洋每月推荐的一书》，波士顿：利梅尔，布朗，1956年；埃尔伯特·B·史密斯：《伟大的密苏里人：托马斯·哈特·本顿的生平》，费城：利平科特，1958年；弗朗西斯·F·韦兰德：《安德鲁·史蒂文森：民主党人和外交家，1785年—1857年》，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1949年；拉塞尔·B·奈：《乔治·班克罗夫特，文人造反》，纽约：克诺夫，1944年；艾弗·D·斯潘塞：《胜利者和战利品，威廉·L·马西生平》，普罗维登斯：布朗大学，1959年；玛格丽特·A·克莱帕：《被遗忘的第一流公民：约翰·比杰劳》，波士顿：利恃尔，布朗，1947年；克莱门特·伊顿：《亨利·克莱和美国政治的艺术》，载《美国传记丛书》，波士顿：利梅尔，布朗，1957年；理查德·N·柯伦特：《丹尼尔·韦伯斯特和国家保守主义的兴起》，载《美国传记丛书》，波士顿：利特尔，布朗，1955年；罗伯特·V·雷米尼：《马丁·范布伦和民主党的形成》，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59年。

[74]《新美国国家丛书》，纽约：哈珀。

[75]《太平洋帝国：美国大陆扩张之研究》，纽约：罗纳德，1955年。

[76]保罗：《民主制的分裂》，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1951年；也许理查·R·斯坦伯格是波尔克政府扩张主义政纲最严厉的批评家，例如见他的“吞并的阴谋”，载《西南评论》，1939年10月号，第25卷，第58—69页。埃德温·迈尔斯的“‘五十四度四十分或者战争’——美国政治稗史”中，对一八四四年的选举作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注脚，他说这个口号并未用在竞选运动中，实际上它“直到波尔克就任总统后大约一年才流传开来”。这篇文章刊登在《密西西比流域历史评论》，1957年9月号，第44卷，第291—309页。

[77]关于墨西哥战争本身而不是它的起因，有三项新近的论述，它们是伯纳德·德沃托的《决定之年》，波士顿：利待尔，布朗，1943年；阿尔弗雷德·霍伊特·比尔的《冲突的演习：与墨西哥之战，1846年—1848年》，纽约：克诺夫，1947年；罗伯特·塞尔夫·亨利：《墨西哥战争的故事》，印第安纳波利斯：鲍勃斯一梅里尔，1950年。关于皮尔斯政府期间阻挠国会议事的后阶段和南部的扩张主义，在近二十年里没有更多的著作，但是下列著作在“天定命运”方面增加了重要的资料：奥林格·克雷肖的“黄金集团的骑士”，载《美国历史评论》，1941年10月号，第47卷，第25—50页；C. A. 布里奇斯的“黄金集团的骑士：阻挠国会议事的幻想”，载《西南历史季刊》，1941年1月号，第44卷，第287—302页；罗伯特·F·德丹的J. D. B. 德鲍：“一个奴隶制扩张主义者的纠缠”，载《南部历史杂志》，1951年11月号，第17卷，第441—461页。巴兹尔·罗奇：“美国在古巴的利益，1848—1855年”，载《历史、经济和公法研究》第537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48年；以及C·斯坦利·厄班在各种期刊里发表的一系列关于南部的态度和与阻挠国会议事有联系的各种活动的文章。

[78]乔治·D·哈蒙：“道格拉斯和一八五〇年妥协案”，载《伊利诺伊州历史学会杂志》，1929年1月号，第21卷，第453—499页；密尔顿：《冲突的前夕》，第75—78页；弗兰克·H·霍德：“一八五〇年妥协案的原作者”，载《密西西比流域历史评论》，1936年3月号，第22卷，第525—536页；赫伯特·D·福斯特：“韦伯斯特的三月份第七次大演说和脱离运动，1850年”，载《美国历史评论》，1922年1月号，第27卷，第245—270页。

[79]“民主党的参议院领导地位和一八五〇年妥协案”，载《密西西比流域历史评论》，1954年12月号，第41卷，第403—418页；“‘观察形势者’和一八五〇年妥协案”，载《南部历史杂志》，1957年8月号，第23卷，第331—353页；“得克萨斯债券和北部的收益：妥协案、投资和院外势力的研究”，载《密西西比流域历史评论》，1957年3月号，第43卷，第579—594页。对于妥协案中关于奴隶制规定的精确分析，许多历史学家却未严格处理，见罗伯特·R·拉塞尔的“一八五〇年妥协案是什么？”，载《南部历史杂志》，1956年8月号，第22卷，第292—309页。

[80]弗兰克·H·霍德：“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铁路背景”，载《密西西比流域历史评论》，1925年6月号，第12卷，第3—22页；贝弗里奇：《阿伯拉罕·林肯，1809—1858》，4卷本，第3卷，第187页；密尔顿：《冲突的前夕》（1934年），第114—154页；克拉文：《内战的爆发》，1942版，第328—332页。

[81]《联邦的严峻考验》，第2卷，第11、101、102—106、143—144、422—423页。

[82]《斯蒂芬·A·道格拉斯，联邦的保卫者》，载《美国传记丛书，波士顿：利特尔，布朗，1959年，第72—77、231页。

[83]马林：《内布拉斯加问题，1852年—1854年》，劳伦斯，堪萨斯：作者，1953年。

[84]“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一个世纪的历史编纂学”，载《密西西比流域历史评论》，1956年9月号，第43卷；第187—212页。

[85]见克拉文的《内战的爆发》一书第362—365页的讨论及其引证保罗·华莱士·盖茨和詹姆斯·C·马林的分析。

[86]《自由的战斗口号：堪萨斯讨伐运动中的新英格兰移民救助会》，劳伦斯：堪萨斯大学，1954年。

[87]《美国哲学学会回忆录》，第17卷，费城，美国哲学学会，1942年。

[88]弗兰克·H·霍德：“德雷德·司考特判例的一些方面”，载《密西西比流域历史评论》，1929年5月号，第16卷，第3—22页。

[89]《林肯的崛起》，第1卷，第9—118页；第2卷，第473—477页。

[90]安格尔编辑的《生而平等吗？一八五八年林肯—道格拉斯辩论全文》，芝加哥：芝加哥大学，1958年。

[91]克拉文：《南部民族主义的发展》，第303—311页。一般来说，约瑟夫·C·弗纳斯的《到哈珀斯渡口之路》，纽约：斯隆，1959年。是关于反奴隶制运动并对布朗尤为注意的一篇叙述。

[92]卢辛，坎布里奇：哈佛大学，1944年；克兰肖，《历史和政治科学研究》，第63辑，第3号，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945年；菲特：《一八六〇年的总统竞选运动》，纽约：麦克米伦，1911年。

[93]参见拉夫尔·A·伍斯特在各州刊上对南部脱离会议成员的分析，这些都概括在他的“下南部脱离会议成员的分析”一文中，载《南部历史杂志》，1958年8月号，第24卷，第360—368页。也要注意舒尔茨和考琛的研究项目的参考资料。参见哈罗德·S·舒尔茨：《南卡罗来纳的民族主义和地域主义，1825—1860年》，达勒姆：杜克大学，1950年和《詹姆斯·斯帕兰特历史和政治科学研究》，第32卷，查佩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

[94]纽约：阿普纽顿—森杜里，1942年。

[95]拉姆斯德尔：“林肯和萨姆特要塞”，载《南部历史杂志》，1937年8月号，第3卷，第259—288页；蒂利：《林肯取得统帅权》，查佩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1941年。

[96]斯坦姆帕：《战争来临：北部和脱离危机》，巴吞鲁日：路易斯安那州大学，1950年。

[97]波特：“脱离危机中的林肯及其政党”，《耶鲁历史出版物》第13号，纽黑文：耶鲁大学，1942年。

[98]《阿伯拉罕·林肯：战争年代》，4卷，纽约：哈考特，布拉斯，1939年；《阿伯拉罕·林肯：草原年代》，2卷，纽约：哈考特，布拉斯，1926年。

[99]参见本文（一）修正论者的后半部分。

[100]《阿伯拉罕·林肯：一部传记》，纽约：克诺夫。对林肯作历史解释的另外两本非常重要的书是唐纳德的《重新考虑林肯》，纽约：克诺夫，1956年和理查德·N·科伦特的《无人知晓的林肯》，纽约：麦克格劳—希尔，1958年。

[101]《林肯文集》，新不伦瑞克：鲁特杰斯大学为阿伯拉罕·林肯协会出版的书籍，8卷，1953年；索引卷，1955年。

[102]米德：《贾达·P·本杰明，南部同盟的政治家》，纽约：牛津大学，1943年；冯·艾贝尔：《亚历山大·H·斯蒂芬斯》，纽约：克诺夫，1946年；斯特罗德：《杰斐逊·戴维斯》，已出版 2 卷，纽约：哈考特，布拉斯，1955年、1959年。

[103]范杜森：《特劳·韦德，院外活动集团的术士》，波士顿：利特尔，布朗，1947年；范杜森：《霍兰斯·格里利，十九世纪的斗士》，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1953年；哈林顿：《好战的政客：陆军少将N·P·班克斯》，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1948年；贝尔丹夫妇：《如此堕落的天使们》，波士顿：利特尔，布朗，1956年；普拉特：《斯坦顿，林肯的陆军部长》，纽约：诺顿，1953年；伍德福德：《刘易斯·卡斯，极端的杰斐逊信徒》，新不伦瑞克：鲁特杰斯大学，1950年；菲兰贝彻：《芝加哥巨人：“长约翰”温特沃思传记》，麦迪逊，威斯康星：美国历史研究中心，1957年；艾赛莱：《霍勒斯·格里利与共和党，1853年—1861年》，《历史研究》（Studies in History），第3卷，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