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主义包含着多少有些对立的人群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人群在地理上分隔开来，但却在一个共同的政治组织之内进行活动。因此，对地域主义的认识涉及对卷入这种敌对关系中的各种力量的认识。这些力量在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六〇年间的美国，一方面是“南部”作为一个独特的自觉的实体的发展，它在一定程度上与联邦的其余部分有所区别，而另一方面是南部以外的力量的发展，这种力量反对南部所设想的其自身利益之所在，特别是把这些利益看作与奴隶制的建立相一致的看法。历史学家就南部到底是一个要保护它自身的自觉的少数，还是一个谋求控制联邦的富于侵略性的奴隶制的统治集团这一问题进行争论。对于北部反对南部到底是由于理想主义抵制奴隶制本身，还是由于更敏感的相互排斥和更鄙俗的地域利益的动机，他们也意见不一。但是，不管这些问题是怎样解决，对地域主义的认识必须首先取决于认识什么是南部固有的特性，南部的这种固有的特性又是怎样与它以外地区形成敌对关系的，而南部以外的这个地区又很难被看成是一个地域，因为它构成一个多数，因而它的利益能够被认为是与国家的利益一致的^[35]。

地域主义的重要性得到承认已有很长的时间了，而且它的某些方面许多年前在那些至今仍然是权威的研究中已经得到解决。譬如，关于奴隶制建立的问题，对密苏里、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密西西比、亚拉巴马、路易斯安那和肯塔基所做的重要研究还未失去其影响^[36]。同样，关于脱离的问题，德怀特·L·杜蒙德在一九三一年所做的全面论述^[37]，以及一些对诸如南卡罗来纳、密苏里、亚拉巴马、弗吉尼亚、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北卡罗来纳各州所进行的长期研究也都仍未失去其影响^[38]。关于南部历史的一些主要论题由威廉·E·多德和尤尔里奇·B·菲力普斯充分加以发展了，但多德的所有重要著作都是在一九二〇年前写的，菲力普斯则在一九三四年去世了。菲力普斯关于奴隶制的观点遭到肯尼思·M·斯坦姆帕（Kenneth M. Stampp）的尖锐批评，但是对于菲力普斯所写的《美国黑人奴隶制》（1918年）^[39]以及内战前的经济和社会的研究（1929年）^[40]的基本价值，甚至斯坦姆帕也是予以肯定的。刘易斯·L·格雷的名著《一八六〇年前的美国南部农业史》^[41]从来也没有被看成是内战前农业经济的最后的和全面的论述。

但是，如果不轻视那些较早而至今仍有价值的基本著作和解释，人们仍能注意到过去二十年里的巨大进展。没有什么能比一部规划为十卷、自一九四七年来已经出版了七卷的南部史这一事实更令人信服地说明这种发展了。这部巨著由温德尔·H·斯蒂芬森和E·默顿·科尔特负责编辑，它包括约翰·R·奥尔登的《革命中的南部，1763年—1789年》（1957年），已故的查尔斯·S·西德诺的《南部地域主义的发展，1819年—1848年》（1948年）和艾弗里·O·克拉文的《南部国家主义的发展，1848年—1861年》（1953年）^[42]。这些著作都提供了大量帮助说明地域主义的性质的新线索。奥尔登的著作指出南北间的冲突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出现的，那时海岸地区和边疆地区之间的东西轴线被认定为地域间唯一重要的划分。就奥尔登看来，说“在革命时代结束的时候……南部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部分，南部人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北部人的民族”^[43]，似乎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在杰斐逊的党派占优势的时期，这些早期的地域划分就趋于消亡了，而且西德诺认为地域因素直到1819年的时候还几乎是无足轻重的。他写到，那时南部还是一个“未开发”的地区，在那里“地区的差别还没有结出造成地域苦难的恶果”，而且在那里“也许还根本谈不上南部人”^[44]。然后，西德诺开始探测确实由来已久的地域主义的发展，这种地域主义是在密苏里争论到墨西哥战争结束期间逐渐形成的。西德诺论述他论题的方法有两点是特别重要的。其中之一是，他强调南部不是一个由专横的种植园主贵族控制的地区，而是一个其中民主的政治与社会的各种力量都在稳固地增强着它们优势的地区。在西德诺发表他的著作之前和之后，弗莱彻·M·格林也发挥了这种民主制的政治方面^[45]，而已故的弗兰克·L·奥斯莱以及他的妻子和学生则通过一系列人口调查的分析，特别强调了社会民主制这一主题，试图说明一般不占有奴隶的农场主在南部的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和受尊重的地位。这些早在一九四〇年以前就开始的研究，在奥斯莱的《内战前南部的普通居民》中得到了最详尽的说明^[46]，但是他的观点有点过分，结果惹起费宾·林丹的非难，一九四六年费宾·林丹在《黑人历史杂志》上连篇累牍地进行争辩^[47]。在经过许多学者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后，关于内战前南部社会的基本结构问题仍未解决，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

西德诺的著作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这本书用文化上的自我意识和脱离的心理感觉来探究地域主义的起源。这种观念当然不是他的创见，但是他异常有效地发挥和运用了这种观念。继西德诺之后，艾弗里·克拉文在他的著作中也用对一些严酷事件的心理反应来探寻地域主义的发展过程，比如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虽然南部的舆论相对来说似乎并不怎么关心它，但它却总是激起北部的情绪，而约翰·布朗的袭击对于使南部在感情上走向极端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随着对心理因素的强调，还不断增长着对地域主义诸方面的关注，而这些方面是能够通过对思想史的研究而得到启发的。这是南部历史发展得最快的一个方面。近如一九四〇年，最好的论述也许是帕林顿的《美国的主要思潮》中的一部分，多德的《棉花王国》中的三章和威廉·S·詹金斯所写的一部鲜为人知的论《内战前南部的亲奴隶制观念》的专著^[48]。但是，在一九四〇年，克莱门特·伊顿发表了他的《内战前南部的思想自由》^[49]，这本著作论述了南部从杰斐逊时代的自由主义到卡尔霍恩时代的保守主义的过渡。伊顿发现南部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守势根本上是这种保守主义的反映，他指出正是这种守势导致了利用“思想封锁”来排斥所有自由的或近代的思想。在伊顿之后仅仅一年，约瑟夫·C·罗伯特的《来自蒙蒂塞洛的铁路》通过对弗吉尼亚反奴隶制运动衰落的描述，发挥了这个保守题目的另一方面^[50]。更近的是约翰·霍普·弗兰克林的《好斗的南部，1800年—1861年》（1956年）^[51]，这本书还指出南部守势的另一个侧面——内战前南部的好斗特征。

对南部社会哲学的研究集中到了两个人的身上，他们是乔治·菲茨休和约翰·C·卡尔霍恩。菲茨休接受了在南部盛行的所谓“占有奴隶制”比“雇佣奴隶制”剥削要少的论点，并且通过争论说奴隶制对白人劳动者和黑人劳动者是同样可取的^[52]，而把这种主张推演到其逻辑上必然的结论。他的意见从未明显地为人所接受，但是这些意见在说明一个有阶层社会的典型的含义方面还是有些意义的。卡尔霍恩是这种观念的最主要的拥护者，他曾长期被看作是爱钻牛角尖的宪法理论家，但是近来他却被评价为重要的社会思想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写的一篇值得重视的论文和查尔斯·M·威尔茨写的一部很有影响的三卷本的传记，都尤其足以说明卡尔霍恩是一个有固定社会秩序的建制社会观念的辩护人^[53]。(www.daowen.com)

在这些作者强调南部人思想中的保守因素时，其他一些作者则强调浪漫主义在形成南部人精神中的重要性。一九四一年，威尔伯·J·凯什写了一部非常杰出的著作，这部著作在说明浪漫主义的边疆气质同上流社会的骑士气质是怎样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南部浪漫的生活形象方面给人以特别深刻的印象^[54]。一九四九年，罗林·G·奥斯特威斯发表了一篇论文，指出在某些方面浪漫气质已成为脱离联邦前十年南部民族主义的一部分^[55]。在文献方面，其他论文也强调了作为南部民族主义一个方面的文化民族主义的重要性。这些研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杰伊·B·休贝尔的不朽的南部文学史和柯蒂斯·卡罗尔·戴维斯所写的威廉·A·卡洛瑟斯的传记。前者是休贝尔写的一篇论南部的文化民族主义的长篇论文，而在后者中戴维斯说明卡洛瑟斯的小说是怎样促成南部本身的形象成为骑士传统的堡垒的^[56]。

虽然已有关于这些新的社会和文化题目的著作，而且它们较之关于奴隶制、脱离、党派关系以及较早一些作者的同样受欢迎的题目的著作更有意义，但是那些传统的研究领域仍然吸引着一部分有才干的解释者。南卡罗来纳的两篇杰出的论文已补充了较老的州关于脱离的专题论文，它们是哈罗德·S·舒尔茨的《南卡罗来纳的民族主义和地域主义，1825年—1860年》（1950年）^[57]和查尔斯·E·考琛的《南卡罗来纳参战，1860年—1865年》（1950年）^[58]。舒尔茨和考琛都论证说，在这个对全局有着重要意义的南部州内，联邦主义和反联邦主义并不是对联邦特别热爱或者缺乏这种热爱，而是它们的变化是与南部对反奴隶制的情绪将会支配北部的担忧是相称的。这就是说，联邦主义只有一种与奴隶制有关的偶然价值，而不具有只反映爱国热忱的程度的绝对价值。

关于稻和糖的大量新论文的增加，也更加丰富了年代较久的关于南部经济的文献^[59]。至于奴隶制的建立，已有三部较全面的关于亚拉巴马、田纳西和阿肯色三州奴隶制的专著^[60]，而其中之一，蔡斯·C·穆尼的《田纳西的奴隶制度》，运用计量统计的方法对奴隶占有怎样与土地占有和农业生产相联系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开辟了新的领域。约翰·霍普·弗兰克林也出版了非常令人满意的美国黑人通史^[61]。但是，奴隶制史学中的主要发展是肯尼思·M·斯坦姆帕的《特殊的制度》，它进行了全面的叙述，中心集中于这样一个问题：成为一个奴隶会是什么样的？斯坦姆帕认识到一些十分突出的严酷因素；他也相信奴隶制度比通常想象的要更有利可图，而且它不会像某些南部的历史学家所声称的那样会愿意降低自己的重要性^[62]。晚些时候，斯坦利·M·埃尔金斯的《奴隶制度，美国制度的生活中的问题》出版了^[63]。由于斯坦姆帕倾向于把黑人看作在文化上与白人没有差别，埃尔金斯写了一篇阐述自己主要论点的论文，他说奴隶制的环境促使黑人幼稚化，妨碍黑人个性的发展，有助于产生“吉姆·克罗”式的黑人，其特征是无所用心、谄媚巴结、不负责任。埃尔金斯的论述是有争议的，但是它涉及了意义深远的问题，而且是特别重要的。

内战后一个世纪，一些地域力量的发展得以被深入细致地考察。三十多年前，政治和宪法舞台中关于一些特定的地域争端的冲突已获得了非常充分的预期结果。更近些时候，南部人的文化和心理方面的特征又受到更大的关注。这样一来，最重要、最新的进展倒是出现在证实地域的特点方面，而不是出现在详细描述它的冲突方面。虽然所有的分析都深入到文化因素的解释，但是在关于内战前南部各州究竟是民主政权还是贵族式政权的程度上，巨大的分歧仍然存在。疑问还围绕在这么样一问题上：在造成南部团结的意识中，究竟是文化上的密切关系是主要的呢，还是在反对北部共同防御中所维护的共同利益是主要的？一方面，毫无疑问，生产大宗农产品的农业、双元种族主义和有阶层的社会使南部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是，另一方面，所谓南部的文化民族主义又有点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它暗示并不是与北部的摩擦可能产生了虚构的民族主义，而是真有一个南部民族主义与北部发生摩擦。在这个意义上说，关于利益冲突的题目有被文化史学家们所忽视的倾向，这也许是不幸的。几年前，在南部举行商业会议的研究项目和关于地域主义经济方面的研究都指出了南部在经济上的不满，而且随着南北经济差别的不断增长，南部人好战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64]。但是，除了罗伯特·R·拉塞尔写的一项关于因修筑太平洋铁路而引起地域冲突的研究外^[65]，许多年来还较少有对地域主义经济方面的分析。最近关于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综合性经济研究是乔治·R·泰勒的《运输革命，1815年—1860年》^[66]。这本书十分出色地描述了在损害南部的情况下加强东北部与西部间联系的经济变化，而且它实际上说明了经济基础的建立，其目的在于巩固联邦。但是，这本书却比较忽视地域对这些发展的反应，或者比较忽视在强调地域主义时考虑到地域发展速度不同的影响。不把这些因素包括到原因中去，就很难了解南部人的特性最初究竟是由于文化上密切关系的因素和感觉从内部产生的呢，还是由于共同的不利条件与危险的感觉从外部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