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拉文和兰德尔吹响了明显的修正论的第一声号角后大约九年，小阿瑟·施莱辛格在他的《杰克逊时代》（1945年）中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在一次顺便举行的简短讨论中，施莱辛格肯定地说，他相信“最终把北部引向战场和流血的情绪是在道义上对奴隶制的憎恶”。他还否定了比尔德的所谓奴隶制遭到抵制是因为它成为工业资本主义的障碍的论点；相反，他说：“令人首先感到将遭受奴隶政权的威胁的那种抱负实际上是民主主义的抱负。”^[23]四年后，他在一篇论兰德尔论点的论文中，为了进一步展开论述，又讲到了这个题目^[24]。施莱辛格抨击修正论者用客观性的要求和自行发展的观念来作为回避奴隶制道义上的争端的手段，他认为奴隶制争端的焦点集中到领地上，并不是因为急求得利的工业主义者妄想夺取新地区的权力和不关心旧地区奴隶的困苦，而是因为美国人发现他们在道义上对奴隶制的犹豫与他们作为公民对服从宪法的踌躇是不能相容的，而恰恰是这一点保护了蓄奴州的奴隶制度^[25]。因此，这就使他们反对人类奴役的巨大冲动偏离了其必然的目标——各州的奴隶制度，而好像他们是被转化到各领地中奴隶制的非本质问题进行攻击。但是，尽管有这种目标的转移，施莱辛格仍深信不疑：奴隶制的道义问题是促使地域间冲突的根本原因。

在施莱辛格发表他后一篇论文的同一年，一位十分著名的荷兰历史学家皮尔特·盖伊尔也以荷兰文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评论兰德尔的所谓战争能够避免的观点。（这篇评论文章的一部分在一九五一年被译成英文出版）^[26]。盖伊尔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兰德尔的如下论点上，即因为大多数人不要冲突，战争就应该能够避免。他认为历史的过程并不像兰德尔假设的那样合理，地域意见分歧的一些问题不能与由它们引起的、并终至于无法控制的激动截然分开。他的评论必须与施莱辛格的评论并列，成为对修正论论点的两个主要的批驳之一，但其他的意见也提了出来。伯纳德·德沃托在《哈珀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很有影响的文章驳斥修正论者，这两篇文章以其既发表得早（1946年）又言辞辛辣而著名^[27]。一九五〇年，奥斯卡·汉德林在一篇对内文斯的评论中，哀叹因为废奴主义者和脱离主义者两伙都是狂热分子而把他们相提并论的习惯做法，他说：“在成为一个自由的狂热者与成为一个奴隶制的狂热者之间无疑是存在着差别的。”^[28]

哈里·V·杰法对修正论的大部分见解提出了重要而全面的批评^[29]。杰法否认奴隶制已达到它扩张的地理范围，并且否认政治限制是过多的。他还否认道格拉斯的人民主权论和林肯的限制主义两者能取得同一结果，那就是各领地的自主权；他也否认他们没有提出基本的争论点。相反，他认为道格拉斯是愿意为多数裁定的原则而牺牲自由和平等的原则的，而林肯虽然不是一个教条的平等主义者，他却要“能够得到普通（大多数）赞同的最高程度的平等”。就像杰法所强调这一差别一样，他对危机时期的情绪是被“煽起的”或与事实不符的观点则不予考虑。此外，唐·E·费兰巴彻说明了林肯怎样真正怕德雷德·司考特判例成为使奴隶制在全国合法化进程的开端，林肯自己又怎样有力地表明他的立场与道格拉斯的立场之间的根本不同^[30]。

也许因为许多历史学家对修正论的历史观点感到不满，并且欢迎对其挑战，致使对修正论的反击赢得了广大的拥护者。但是，修正论的评论家们却不是研究内战时期的专家：施莱辛格是研究杰克逊时期和新政时期的权威；盖伊尔是研究荷兰史的；杰法是政治学家。因此，他们虽然在自己的评论文章中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但是除了杰法外，都没有从历史叙述的角度来说明问题。比较起来，克拉文、兰德尔和尼科尔斯则曾研究危机时期各种发展，他们是那样勤奋的研究者和那样多产的作家，以致许多教师虽然可能不同意他们的解释，然而对他们讲述的历史内容还是信赖的。近二十年间绝大多数一般的历史评述都是修正论者写的，——艾伦·内文斯。

许多年前，内文斯就曾设想能够论述从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六五年地域危机及内战整个时期大段历史的计划。自从詹姆斯·福特·罗兹在上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出版了他论述一八五〇年至一八七七年这一时期的多卷本著作以来，还没有人著述过这样的历史，自然也就没有根据现代的历史学成果写出来的这样的历史。内文斯埋头于一项庞大的研究计划，并且在一九四七年出版了两卷包括一八五〇年至一八五七年这个时期的著作；一九五〇年出版的另外两卷叙述到一八六〇年；一九五九年出版的第五卷包括内战的爆发和到一八六一年末的战争本身^[31]。(www.daowen.com)

有些评论家抱怨说，内文斯在解释危机时没有始终如一的宗旨。有时他似乎像修正论者那样强调“不真实的狂热”；有时又认为，“虽然歇斯底里是重要的，但我们总要问究竟是什么基本原因促使激起这种歇斯底里的宣传成为可能”^[32]。他一方面似乎赞同修正论者的所谓“美国领导者的失败”促成了联邦的破裂，他甚至表示相信“战争应该予以避免”^[33]，这与说战争能够予以避免是完全不同的。此外，他还抛弃了所谓奴隶制作为一个道义问题是争论的关键这种旧的过分简单化的观点，而代之以这样的观点：即“冲突的主要根源（也有次要的根源）是奴隶制问题及其附加的人种调节问题……它是一场因奴隶制和黑色人种在北美未来地位而进行的战争”^[34]。但是，这种观点本身与修正论的见解相去甚远，而且内文斯在注意奴隶制更严酷的方面和谴责他所认为的斯蒂芬·A·道格拉斯在倡议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时在道义上的不够鲜明方面，甚至更为明显地抛弃了修正论。

根据内文斯的论述，人们可以推知，修正论就像历史上所有的矫正措施一样，它并不是靠说服别人采用其明确的观点，而是靠在传统的题目中强行修正去为其目的服务的。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决不能再光用经济决定论或者用对奴隶制进行道义上的讨伐求解释内战；他们决不能再以冲突不可避免的总定则排除领导者的责任和失败问题。而这些就使修正论具有持久的影响。

但是，领导者的作用、心理因素（“情绪”）的作用和最重要的奴隶制的作用问题，则仍然是或者将继续是争论的主题。阿伯拉罕·林肯——这个谈吐严谨的大师——在他第二次就职演说中说：“大家知道，奴隶制由于某种原因成了战争的起因。”最重要的词就是“由于某种原因”，围绕着这个词，历史上的争论连续不断地进行。

同时，内文斯的著作在历史评注非常高的水平上所做的叙述，在用新观点说明老问题上其内容之丰富和叙述之详尽都是无出其右的，这些著作在论述许多棘手的问题方面始终表现出高度批判性的优点，而且始终保持着极为丰富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