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时提到的修正论者好像他们是一个“学派”，实际上所谓修正论者是一些有特色、有见解的学者，他们独立工作，时而意见分歧，只是为他们的怀疑而联合，他们怀疑奴隶制作为地域争端要害的作用，怀疑冲突不可避免。

这些怀疑就像内战本身一样年久了，但现代修正论可能始于印第安纳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马歇尔的传记作者阿伯特·J·贝弗里奇。大约在一九二〇年，贝弗里奇开始写林肯传。他是以传统的共和党的敬意对一个几乎是超人——反奴隶制戏剧性事件的必然主角——从事这项工作的。而在这场戏剧性的事件中又必须有一个对抗者或者反面人物，斯蒂芬·A·道格拉斯在其中则总是一成不变地充当此种角色。但是，当贝弗里奇开始研究后，他发现事实远比传说复杂得多，而谈到林肯—道格拉斯辩论时，他断定道格拉斯是做事正直的，而且道格拉斯阐述了一个十分值得尊重的观点，那就是各领地的奴隶制问题是杜撰的问题，不值得引起一场可能危及国家的危机。由于废奴主义者用这种方法“煽动”争端以致加速了危机，贝弗里奇得出了与废奴主义者相反的看法，并开始认为没有废奴主义者就可能没有战争——甚至于奴隶制那时可能在经济力量的压力之下最终和平消亡^[6]。

一九二七年，贝弗里奇逝世。他写的关于林肯生平的书在他死后第二年出版^[7]，这本书只写到一八五八年，而且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他还会提出什么广博而全面的解释。但是，他预示的某些思想在三十年代的十年中继续发展。一九三三年，吉尔伯特·H·巴恩斯出了一本叙述早期废奴主义者运动的书（《反奴隶制的冲动，1830—1844》）^[8]，在这本书里他突出了被忽视的西奥多·德怀特·韦尔德的形象，而贬低了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重要性，同时谴责了一般废奴主义者的狂热。在同一年，《巴尔的摩太阳报》的杰拉尔德·W·约翰逊出了一本解释性的小册子，名为《南部各州的脱离》，这本小册子十分出色地叙述这场争论说，反奴隶制的狂热分子如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萨姆纳和空谈理论的条文主义者如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C·卡尔霍恩两方面都武断僵硬地各执“己见”终至于演成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争，在这场不必要的战争中，“人人错，没人对”。也许因为约翰逊不是专业历史工作者，他的小册子被忽视了^[9]，但是这本小册子至今留下了一个修正论主要论点的最有力、最吸引人的论述。一九三四年《查塔努加新闻报》的编辑乔治·福特·密尔顿出版了一本道格拉斯全传，这本传记以大量新的手稿为基础，并题有意味深长的书名叫作《冲突的前夕：斯蒂芬·A·道格拉斯和不必要的战争》^[10]。同贝弗里奇一样，密尔顿认为道格拉斯尽量缩小地域争端的重要性是合乎政治家的风度的，并坚信不明智的政治领导对内战负有责任。

在这些开端之后，对修正论反应的浪潮贯穿于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初期，这主要是两个人——詹姆斯·G·兰德尔和艾弗里·O·克拉文工作的结果，他们是沿着有点平行的路线独自前进的。

一九三六年，克拉文在一篇名为《州与州之间爆发的战争：一种解释》^[11]的论文中，第一次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此后，他在一九三九年出了一本简要的解释性的著作，名为《可道制的冲突》^[12]，在一九四二年出了一本从一八三〇年到一八六一年的完整的历史著作，名为《内战的来临》^[13]。从那以后，他在一些著作中继续发展和修正自己的观点，这些著作中包括南部历史丛书中一本著名的《南部民族主义的发展，1848年—1861年》（1953年）和一本解释性的讲演集《正在酝酿中的内战，1815年—1860年》（1959年）^[14]。

克拉文解释的根本点也许在于，他深信南北之间基本的和本质的差别还未严重到非造成战争不可。南部的农业社会与东北部的工业社会之间的差异确实是不和与误解的肥沃温床，但是总的来说，这些误解并非现实的。历来强调的重大差别在于奴隶制这一点，但是，克拉文论证说，黑人作为一个不熟练的从事棉花种植的工人，他的经济地位在支配他的生活状况方面比起他作为一个奴隶的法律地位要重要得多。因为这些经济因素，即解放后的黑人地位，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棉花经济本身发生了变化时，它才稍有变化。克拉文还强调说，南部白人的四分之三不是奴隶主，也没有直接卷入复杂的奴隶制中。实际上，北部和南部并非截然不同。

可是，如果地域对抗不是由根本的差别造成的，那么又是由什么引起的呢？克拉文认为，它们产生于两个地域各为对方造成的错误形象，产生于用一种偏激的毫无理性的激动人的情节指控这些形象。他认为，这些旧框框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南北双方那些不负责任的政治家虚构出来的——也就是由一些“好斗的”脱离主义者和废奴主义者虚构出来的。换言之，这种解释与其说在于客观条件方面，倒不如说在于心理状态方面。根据这个结论，因此我们必须谨防任何所谓冲突不可制止的随意假定（虽然克拉文后来断定，相反的假定也应避免，因为问题实在难以确定）。因此奴隶制的重要性也应予以缩小：克拉文提出了“这种可能性，即在决心把奴隶制置于最终灭亡之途的背后，还可能有既同黑人奴隶制或美国南部很少有关的动力，也可能有成为奴隶制本身和所谓‘奴隶政权’的直接产物的其他动力”。因为按照他的看法，“大批美国人的态度是温和保守的（而且）……勉强才来到内战的边缘^[15]”可以真正被称之为战争罪孽的重大责任在于那些政治领袖（“极端主义者”）如理尔斯·萨姆纳和巴恩韦·雷特，他们利用公众的情绪，直到他们造成了一场形势并不需要的冲突，而且这场冲突既不是北部也不是南部大多数人所想要的。(www.daowen.com)

当克拉文正在芝加哥大学发展这些论题时，詹姆斯·G·兰德尔也正同时在伊利诺伊大学做出一种解释，对此他自己使用了“修正论者”这个字。他这种解释第一次明确的陈述出现在他一九三七年撰写的《内战和重建》^[16]中，不过并未着重强调。这种解释得到较详尽的阐述是在他一九四〇年发表的三篇重要的论文中，这三篇论文名为《铸成大错的一代》《内战再研究》和《一八六一年战争来临时》^[17]。最后，在《林肯这位总统：春田村到葛底斯堡》（1945年）中^[18]，他以完全成熟的形式陈述了自己的观点。

评论家们有时谈到克拉文和兰德尔好像他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并不难理解，因为他们两人持有着一些共同的主要见解：地域的差别并未严重到必须发生一场战争；情绪的煽动较之实际问题的冲击来说，更是造成危机的原因；两方面的极端主义者对这种感情的破裂都负有责任，而且北部的极端主义者（也就是废奴主义者）的责任比南部的极端主义者（也就是好斗的脱离主义者）的责任更需予以强调，但是北部极端主义者的责任却被许多历史学家忽视了，而南部极端主义者的责任却遭到历史学家过多的谴责；而最重要的是，战争既可避免又无必要，它的发生是领导失败的结果。但是，在主要方面一致的结构中，克拉文和兰德尔又各自发展了不同的侧重点。其中克拉文指出战争尤其不应发生，兰德尔则对战争本身的问题十分关心，并且是在世界正迅速失去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际联盟应该赢得的国际和平时进行写作的，他指出，这样的战争是应该被制止的，认为“基本的动机引起战争”^[19]是一种荒谬的见解。实际上，他坚持认为对战争起因的分析必定失败，除非把精神变态的因素也考虑进去。

因为兰德尔对引起战争的一般问题十分关心，因此他也比克拉文更关心驳斥经济决定论的观点，这种观点作为一种对战争的解释是属于比尔德的观念的。在兰德尔最出色的一些分析中，他指出经济决定论者有一种“正面我赢——反面你输”的程式。假如一个没有经济上差别的民族发生了战争，他们的好战性可以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需要来解释。而假如一个有这种差别的民族发生了内部战争，他们的倾轧又可用不同利益的冲突来解释。不论发生哪种情况，对战争都有现成的解释。按照兰德尔的看法，不同的特点可以导致相互间的依赖而不是战争，而经济上差别的存在也不能成为对抗必然随之发生的理由。哪里存在对抗，它就必须根据特定的原因加以解释^[20]。

兰德尔的侧重点与克拉文的第二个不同之处是，克拉文不全相信奴隶制作为一种制度的重要性，兰德尔则极端轻视奴隶制作为一种争端的重要性。他最有力的论点之一是，虽然自由对奴隶制的广泛争端可能值得打一仗，但是，敌对势力在一八六一年所详细阐明的争端并不那样广泛，也不值得打一场他们规定了形式的战争；因为在一八六一年共和党人并未打算解放奴隶，他们在一八六一年甚至同意担保蓄奴州的奴隶制度和送还逃亡奴隶。他们只坚持一点，那就是他们不承认任何新领地内的奴隶制度。但是，自从这些新地区的气候和经济变得无论如何也不适于奴隶制后，领土争端就被看成是一种抽象观念——争夺“幻境中虚幻的黑人”，不足以成为战争的起因。领土争端是虚构的争端这种意见并不是新的——詹姆斯·K·波尔克早已有力地表述过——但兰德尔在他关于战争起因的论述中又将这种意见加以新的运用。

修正论的第三种主要的表述出现于一九四八年，其时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罗伊·F·尼科尔斯出版了他的《美国民主制的瓦解》一书^[21]。与克拉文和兰德尔不同，尼科尔斯不是从总体上对地域危机做一般性的解释。相反他使自己从事更专门化的研究，他研究地域对抗在破坏一个全国性的政党——民主党过程中的影响。因此，他的著作是一种在制度方面的研究，它研究地域压力对美国政治机构的冲击，他的这一著作获得了普利策奖。但是，这种研究的结果与修正论的论点十分相宜，因为尼科尔斯说明了政治制度的缺陷（过多的地方主义、为了在不断的选举中刺激选民而对煽动的需要等等）是怎样在地域压力的影响下促成全国性政治组织分裂的。 此外，尼科尔斯还用明确的言辞表明，他相信当时的“极端情绪”使“地方政治机构中那些不负责任的和盲目的操纵者”有可能利用极易爆发的争端，而正是这种争端导致了战争。

将近四十年代末，修正论主要控制了内战文献的领域。除了艾伦·内文斯的《联邦的严峻考验》（1947年）的一部分外，十年中论述内战的所有主要著作都反映了修正论的观点。修正论已深入到教科书中，并且被那些受人欢迎的作家们所采纳。威廉·E·伍德沃德的一部在一九五一年暂定名为《内战：一个全国性的大错》，最后以《疯狂的年代》^[22]为名发表的关于内战史的遗著，也许就具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