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从历史上理解内战前的许多发展已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这很难说它们已明显地使我们更接近于这一点，即一个历史学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似乎很可能做出裁决，从而解决关于起因的争论。实际上，争论中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也就是那些反对奴隶制问题重要性的问题已复而再起，而且看起来现在解决这种争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

到一九四〇年为止，关于内战的文献已经积累了八十年^[2]。在这八十年间，对内战的解释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在战争刚结束的年代，有内战的参与者和党派人士撰写的文献，他们都力图证明自己的行为方针是正当的，因此不是竭力辩护就是拼命控诉。两方面都诉诸绝对的社会准则：如果他们是联邦党人，他们就用奴隶制和分裂来解释这场战争，并要求人类自由和国家统一在道义上的至高无上；如果他们是同盟党人，他们则以脱离问题来解释这场战争，并要求在州主权的理论方面合法的绝对的固有性质和自决权在道义上的至高无上。

第二，在战争创伤开始恢复的时期，有一种国家主义的解释，詹姆斯·福特·罗兹（1893—1906）的七卷本的历史著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本书有意回避责任的归咎，而强调南北两方的诚意和高尚的动机^[3]。罗兹自己曾明确说过，奴隶制是内战的起因，但他又认为，国家而不是南部，应对奴隶制负责，而且假如他要为脱离而谴责南部的话，那么他也要为重建而谴责北部。在这样的解释中，冲突不可避免或“无法制止”的概念就十分合宜了，因为如果战争已不可能被制止，那么就没有人能因为不能制止战争而受到谴责，这样也就没有人有罪了。一九〇二年，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把这种观点推到了它逻辑上必然的极限，他宣称：“简言之，人人对，没人错”^[4]。(www.daowen.com)

第三，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开始在美国知识分子中间广泛流行后，比尔德夫妇在他们合著的《美国文明的兴起》^[5]一书中，对内战发表了一种很有影响的解释。比尔德夫妇把这场历史的剧烈抗争看作是权力之争而不是原则之争，认为道德和法律的论据只不过是一些文饰，因此他们否认南部真的介意州权或北部真的介意奴隶制。南部只是利用州权作为保护少数派地位的策略手段。共和党人也只是利用奴隶制问题使舆论转而反对南部，实际上共和党人并未成为废奴主义者，也没有帮奴隶做过什么事，他们只是企图通过排斥奴隶主进入新领地以“遏制”奴隶主的势力。因此，内战不是原则之争，而是权力之争——一场自由未必要反对奴隶制而工业主义无疑要反对种植园主利益的经济地域的冲突。

这三种解释是简单概括的三种主要的解释，它们直到一九四〇年一直居于支配地位。一九四〇年后，主要的趋势是：（a）所谓“修正论”的解释发展起来，这种观点极端轻视奴隶制或其他任何引起内战的基本因素的重要性，而且认为内战是可以和应该被防止的；（b）对修正论者进行反驳的一些作者，他们一再强调成为内战起因的奴隶制问题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