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很难算是一个完整的答案。但是,帝国学派和社会经济学派的历史学家们都还依赖于这个答案,他们对于寻求一个更好的答案都不太感兴趣。虽然已经有人提出这样的看法,即美国革命是殖民地经济发展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这一命题还没有在对这个时期的任何深入研究中得到证明。实际上,那些强调经济和社会力量的历史学家较少涉及殖民地敌视英国的原因,而谈论较多的则是后来的社会分裂的历史,贝克尔和施莱辛格都阐述过独立之前一段岁月这种社会分裂的历史。这些历史学家提出了下述问题:那些殖民地内原有的统治阶级遭到过什么情况?他们是否被彻底推翻,因而导致新的美国各州完全地为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所统治?由阿伦·内文斯和最近伊莱沙·道格拉斯先后对新生的州政府所做的两项概括的研究得出了否定的结论。[24]虽然各地情况不同,但是原有的统治阶级在任何一个州里都没有被彻底地更换。尽管新州政府可以比旧政府给予下层阶级更多的好处,但是富人和出身显贵的人仍在继续发挥其强有力的影响。
接着,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同该世纪七十年代一样,阶级与阶级之间旗鼓相当,互相对阵,每一个阶级都企图控制政府。因此,社会分裂就像在《独立宣言》发表以前一样,也可以当作了解美国《独立宣言》发表以后这一段历史的钥匙。
关于这一点的来龙去脉,我们必须读查尔斯·比尔德所写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一九一三年版)一书,它是所有撰写有关美国历史的书籍中最有影响的一本。[25]比尔德的书是继贝克尔的研究之后不久出版的,虽然此书并没有涉及革命的本身,但它也许比贝克尔的书谈论更多的是劝告历史学家,必须用阶级冲突的观点来观察美国革命的全过程。
比尔德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对一七八七年制宪会议的五十五名成员逐个地进行审查(比尔德在运用这种历史调查的方法方面先于纳米尔)。根据财政部的档案,比尔德能够证明,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握有公债券,它们作为新宪法的一项成果而提高了价格。他们通过强化政府和提高合众国的信用使他们对政府公债的投资得到了偿还。他们也许是按照对他们有利就是对国家有利的假设行事的,但是比尔德指出,这些人当时并没有投资于不动产,而是投资于动产;他们制定宪法就是为了保护动产的安全;而他们之所以能使这部宪法获得通过,仅仅是因为大多数居民没有参加投票。这样,从比尔德的研究来看,那些开国元勋们是作为一个有才干的资本家投机商集团出现的。他们成功地哄骗了一般平民百姓去接受一个以有利于少数显贵们为目的而设计的政体。
比尔德所说的一些动产所有者就是阿瑟·施莱辛格提到的那些商人以及卡尔·贝克尔提到的那些纽约贵族在经济方面的后裔,或者也可能就是他们本人(从“独立宣言”到制宪会议只有十一年),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如果比尔德的看法是正确的,那就似乎是那些在一七七六年失去了控制权但还有影响的贵族在一七八九年又夺回了全部的权力。(www.daowen.com)
上述结论是梅里尔·詹森在对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两项研究中加以详细说明的。较早期的一些著作把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看作是前途暗淡的时期。那时,取得战争胜利的美国人由于地方之间的争吵和妒忌的危害而处于危险局面。约翰·菲斯克的一本书的书名就把这个时期称作“危险时期”。他在这本书中指出美国正处在瓦解状态,无力提抗外侮,它的商业和贸易都衰退了。所有这些都是因为美国缺少一个真正的中央政府[26]。其他的历史学家们都已认识到,菲斯克描绘的这幅图景并不完全准确,而詹森则在《邦联条款》和《新国家》两本书中都正面批驳了菲斯克的观点[27]。
詹森论证说,“邦联条款”是“独立宣言”原则的政治体现,而“独立宣言”则是民主革命的体现,这次革命既反对地方贵族统治,又反对英国。在根据《邦联条款》产生的国家实体的整个时期里,那些保守的贵族们时刻都阴谋重建大不列颠先前曾竭力建立的那种中央集权制的政权。如果说这个时期存在着危险,那也是由这些“勉强的革命者”造成的。但是,不管怎样说,这个时期事实上并不是那样的糟糕。由各州设立的地方关税一般说来是针对外国的,而不是针对邦联其他成员的。美国在外交上的失败是当时整个欧洲局势的结果,并不是美国的软弱造成的。在废弃邦联条款以前,美国的经济繁荣已经开始出现了,而贵族们所真正厌恶的则是这个时期的民主制度。
这样,从不同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对于从一七六三年到一七八九年整个时期的一致的解释。其首要的论题就是阶级冲突以及谁将在国内进行统治的问题。在独立之前的动乱时期,群众被发动起来去反对被信以为真的英国暴政,但是群众发现了另外一些更加显而易见的当地暴政,从而对之发泄了他们的愤怒情绪。随着独立的到来,群众就设法谋求多方面的改革以争取更加广泛的民主制度。但是,那些保守的财产占有者和资本家投机商们却千方百计紧握权力不撒手,他们终于随着宪法的正式通过占了上风。
这种解释是由几个不同的互相呼应的研究部分构成的,因而引人注目。这种从整个历史时期做出的解释是有意义的,甚至指出了对美国历史的其他阶段探求相类似解释的方法,那就是把美国历史的其他阶段看成是反对上层阶级专制主义的渴望民主的解释的方法,那就是历史。这种解释企望把一八〇〇年杰斐逊派的革命,杰克逊的民主制以及平民主义、进步主义、新政等都看作是“七六年精神”的化身,而把联邦主义者、辉格党人、内战后的共和党人等都看作是复活了的贵族统治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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