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比较一下研究不列颠政治、帝国以及政治思想的历史学家们所持有的新观点时，就会发现某些矛盾。举例来说，我们怎么能强调一个为地方集团控制的政府的帝国远见呢？在把这些新观点协调成为一种新的综合体以前，我们只能探讨它们具有什么样的相对重要性。然而，有一件事是清楚的，这就是：这些新观点都要求我们重新考察诸如为什么竟然会爆发革命的问题。假如航海条例是公平的，假如美国人不是一开始就执着于任何关于议会权威的特定观点，假如乔治三世不是暴君，那么，为什么殖民地人民还要追求独立呢？另外，革命又是什么呢？假如班克罗夫特的答案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将用什么样的答案来代替它呢？

历史学家们并没有忽视这个问题。至少到目前为止，最使历史学家们满意的似乎是卡尔·贝克尔所提出的答案了。他在《一七六〇—一七七六年间纽约殖民地各政党的历史》一书中指出，革命期间纽约的政治主要是围绕着两个问题：地方自治和谁应该治理本地^[15]。大家都知道这场革命是为了获得地方自治而进行的，换言之，就是为了独立。贝克尔的论述以及他著作的要旨都使人们注意（与独立战争）同时发生的殖民地居民自身之间的冲突。

纽约也许是贝克尔能够阐述自己观点的最好的地方了。就像后来欧文·马克的一项研究（《殖民地时期纽约的土地斗争，一七一一—一七七五年》）证明的那样：革命前，殖民地政府被一伙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地方贵族所控制^[16]。总督的政务会、殖民地议会、法院以至律师界都挤满了拥有大地产的人们或他们的亲属，这些大地产所有者在哈得逊河谷和康涅狄格河谷北部往往拥有十万英亩以上的土地。尽管贝克尔没有统计资料证明这类事实，他还是相信纽约反对不列颠的征税和民众反对当地的统治阶级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最初，这些大人物带头唤醒了人民抵制不列颠的征税（可能因为他们从中看透了征税是对他们地方控制权的一种威胁）。但是，由印花条例引起的骚动，证明了这些贵族怕人民大众的程度可能甚于怕英国的控制。因此，他们从反英的行列中撤退出来，并且也试图使人民默许征税。但实施这个计划的时运不佳，印花税条例的骚动已使一批民众领袖涌现出来，他们是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在保守的贵族有把握地控制下的地方议会是够顺从的了，然而一些超出法律管辖范围的委员会仍然继续出现，坚持与英格兰相敌对。

虽然，这些保守的贵族也常常加入这些委员会，并竭力想保持对它们的控制，但他们最终面对着非此即彼的选择：或者成为效忠派，或者和人民革命团体共命运。他们之中许多人，如约翰·杰伊、詹姆斯·杜安，都参加了革命，并保持了充分的领导地位，进而把一部保守的宪法强加于这个新生的国家。在以后的十年中，纽约的历史表明，在胜利的革命者之间，即以原先统治阶级的成员为一方和以小农为另一方之间展开一种持续不断的斗争。^[17](www.daowen.com)

贝克尔既没有主张纽约的革命仅仅是社会内部的两个阶级的斗争，也没有证明其他殖民地必然发生类似纽约的情况。以后的历史学家却多少把他的解释推进了一步。阿瑟·迈耶·施莱辛格在《殖民地商人与美国革命》一书中，研究了所有殖民地商人在“独立宣言”发表之前十二年动乱中的作用^[18]。他发现，在最初反对食糖税条例和印花税条例当中，商人起了领导作用。不过，印花税条例引起的骚动使他们停顿下来。当汤森德条例获得通过后，他们再度采取不进口公约的手段，但却表示坚决反对暴力。当下层各阶级对不进口公约满怀热情时，这些商人却逐渐不那么热情了。一七七〇年以后，他们竭力想把下层阶级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以防止与英格兰的敌对行动的爆发。仅当茶叶条例威胁到他们，把他们从茶叶生意中排挤出去时，他们才决心再次站出来带头反对不列颠。他们反对的结果是场大灾难，以至于他们许多人很快地退缩了。但是为时已晚。施莱辛格教授以独立的来临作为他叙述的终结，不过，在最后一章里，他展望了战争和战后的一些年代，看出了商人和贵族一起仍然和那些在这场革命的鼓动中变得突出的上述下层阶级进行尖锐的对抗。

贝克尔和施莱辛格两人写的都是有关革命时期的一些特殊的发展，贝克尔写的是关于纽约的政治，施莱辛格写的则是关于整个殖民地的商人。J·富兰克林·詹姆森的著述则把整个革命看成是一场民主的剧变，它的开端可能仅仅是一次政治抗议，反对英国议会的那些条例，但接着以像俄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同样方式广泛展开，从而改造了整个社会^[19]。詹姆森说：“革命的激流，一旦形成，就不可能被限制在狭窄的堤坝之间，必然广泛地扩展到陆地上来。”同时，他探查了众多的社会变化中的滚滚洪流，所有的变化都“趋向于一种均衡的民主制这个方向”^[20]。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在许多州的废除，长子继承权和限定继承财产权的废除，效忠派财产的没收和分配，选举财产资格限制的降低，政府对英国国教的支持的废除——在这些以及相类似的发展中，詹姆森看清了谁应该在本地进行统治这个问题的最终答案。

正像贝克尔、施莱辛格、詹姆森所表述的那样：从社会观点来观察这个革命，就把殖民地人民自身的斗争夸大到最大限度，从而趋向于把殖民地与英格兰之间的斗争缩小到最低限度。我们看到了殖民地居民之间所以互相厌恶的原因，可是，他们为什么对英格兰如此愤怒却很少被明确地揭示出来。

宣传可能是一个答案。有三本重要的著作已经探讨了用宣传方式导致民众敌视母国这一问题。在《萨姆·亚当斯：宣传工作的先锋》一书中，约翰·查斯特·米勒描述了一个人如何通过促成叛乱爆发的重大事件来领导马萨诸塞居民^[21]。菲力普·戴维森在《宣传与美国革命》中指出了其他一些鼓动家和他们组成的团体是如何不择手段地利用全部殖民地的公众感情的^[22]。施莱辛格教授在《独立的序曲》中，对一些报纸和它们的出版商的作用这一问题为我们提供了详尽的研究^[23]。这些书都包含了有价值的材料。但是，“宣传”一词已经失去了它在十五年或二十年以前所具有的魅力。我们甚至再也不能自信，说我们懂得宣传的意思是什么。（真理能是宣传吗？或者宣传往往是虚假的吗？）然而，仍然存在着一种看法，即就其为争取地方自治的运动而言，这场革命是由于像萨姆·亚当斯和帕特里克·亨利那样的鼓动家的努力而产生的，而他们却夸大了英国的罪过以便达到自己特殊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