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在特里·威廉还没完成他的著述之前,一个新的历史学派便已对他和班克罗夫特从事著述所根据的设想开始了重新检验。这一学派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没有直接探讨革命的本身。他们反而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早期的殖民地历史上,而班克罗夫特却认为早期的殖民地历史曾展示了引起革命的同样一些力量。他们质问道:古老的不列颠帝国真的像班克罗夫特所含蓄描述的那样糟糕吗,对殖民地居民施加的限制难道是不公平的吗?对于所有这些问题,他们都予以强有力的否定的回答。
第一个颇有影响的帝国学派历史学的代言人是乔治·路易斯·比尔,他是个纽约烟草商人,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历史。比尔在三十一岁时带着一小笔财产退出了商界,以便致力于研究十七、十八世纪的不列颠的殖民政策。一九〇七年,他发表了他的著作《一七五四—一七六五年不列颠的殖民政策》,书中论证了在七年战争中,美洲殖民地居民的行为是绝不值得称赞的,而大不列颠的表现却是建设性的和负责的。他认为,殖民地居民对于保护他们以防来自法国和西班牙的威胁的那个国家既不大效忠,也不感激。一旦法国的威胁被消除了,殖民地居民便迅速地朝着独立的方向采取行动,这并不是为了维护什么公民或政治自由,而是因为他们继续留在帝国内已无利可图了。后来事态的发展竟使美国革命看来好像是通向民主制度道路上的一块里程碑,这倒是比尔感到奇怪的。他认为,“在往后一些世纪中政治演变可能按常规进展,以致美国革命将失去它现在所具有的伟大意义,并且这个革命将仅仅表现为两个同源的民族的暂时分离,因为这两个民族固有的同一性过去是为不同的经济和社会条件所造成的表面分歧所遮掩了”,而这种发展绝不是不可能的[4]。
比尔在简要地提到革命后,就回顾了十七世纪的历史,著有《一五七八—一六六〇年不列颠殖民制度的起源》和《一六六〇—一六八八年(原文如此,一六八八应改为一七五四——译者)旧殖民制度》[5]。在著作中,他发现的和班克罗夫特所曾发现的一样,即和以后时期类似的差不多同样的力量在发挥作用。但是班克罗夫特所看到的是英格兰的专制和美国的自由,而比尔看到的却是英格兰的政治家风度和美国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比尔的历史研究终止了,那时他意识到,这是一个恢复被革命所中断的(英美)联合的机会。在战争期间与和平会议时,他都朝着这个目标而努力工作。直到一九二〇年他与世长辞。
尽管对英美联合怀有深厚的感情,比尔的研究工作还是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为基础的。他作为一个学者的严谨态度和他的许多观点都为著名的殖民历史学家查理·麦克莱恩·安德鲁斯所继承下来。安德鲁斯同比尔一样,把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革命以前的历史。他培养了一代的学者,他们都把殖民地时期的历史视为帝国的历史。当他们从伦敦方面而不是从波士顿或詹姆士城方面考虑问题时,一些大家所熟悉的美洲殖民地开拓的事件就展现出一种新的意义。在安德鲁斯指导下详细研究殖民地历史的学者们,都以一种对英国行政官员所必须全力应付的问题表示同情谅解的态度得出关于美国革命的结论。航海条例看来不再像是一个经济压制性的文件,而是一种报答英格兰对殖民地居民所提供的保护的合理方式。海事法庭不再是一个专制工具而成为一个保证商业贸易流通的有益设施。(www.daowen.com)
安德鲁斯既熟悉英国的观点,也熟悉殖民地居民的观点,甚至包括殖民地居民与英格兰人有争执的观点。他的专题论文《美国革命的殖民地背景》并无空谈理论之处。但是他并不想全面考虑革命本身,他的巨著《美国历史的殖民地时期》主要涉及的是一些殖民地的建立问题。只是在最后一卷,他才以“英格兰的商业和殖民地政策”为题着手探讨革命[6]。
安德鲁斯的学生们继续研究不列颠的殖民政策,在他们发表的著名研究中,有伦纳德·W·拉巴里的《在美洲的皇家政府》,书中详细地探讨了一些皇家总督和殖民地议会之间的摩擦[7]。这个问题留给了安德鲁斯另一个学生劳伦斯·H·吉普森,他以帝国学派的观点对导致独立宣言的一些事件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在一部仍在撰述的题为《美国革命前的不列颠帝国》的巨著中[8],吉普森调查了一七五〇年的帝国状况,对它的东部以至西部的边区村落都予以足够的重视,然后就开始阐述朝向一七七六年的长期历程。在第八卷中,他已接近完成了“七年战争”的写作,由于这次战争具有帝国的局面,他重新把它命名为“为帝国而战的伟大战争”。吉普森教授对美国人在这次战争中的行为的估量并不高于比尔。在他看来,这次战争的胜利是靠英国倾泻在美洲土地上的金钱和鲜血所取得的。在一九五六年出版的第九卷里,他论述了一七六三年的“巴黎和约”所提出的行政管理问题。直到第十卷吉普森教授才着手涉及通常与革命初期有关的一些事件,然而第十卷尚未出版。
这样,关于革命的起因,我们仍然没有一个从帝国学派观点做出的完备而渊博的论述。但是,吉普森教授在《新的美国国家丛书》中他那本《革命的亲临,一七六三—一七七五年》书中给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个问题的梗概[9]。尽管这种论述特别是对一七六七年后一些年代的论述是简要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领会出他所阐述的内容大致是这样:不列颠政府向殖民地征税的尝试,是对殖民地人们提出一个公平合理的要求,因为殖民地人们的赋税负担和英格兰人相比较是极其轻微的,并且他们是使英格兰的国债增加一倍的这次战争的主要受益者。在反对英国议会征税方面,美国人大谈关于宪法的原则,但是吉普森教授暗示说,他们对这些原则抱有的诚意,是可以加以怀疑的,特别是他们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换他们的论点,更是令人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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