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以前，对上述问题最常见的回答是乔治·班克罗夫特所系统阐述的那个答案^[2]，他是第一个论述美国革命的大历史学家。班克罗夫特是个杰克逊派的民主党人，他把美国历史视为一部自由的历史。他认为，英国为压制美国土壤上自然发展形成的自由进行了一系列不成功的尝试，而（美国）革命不过是这一系列不成功的尝试发展到顶点的一个事件。班克罗夫特不得不承认，英国一度曾是自由的发源地，但是他倾向于认为，最优秀的英国人，即那些酷爱自由的人们，都到美洲去了。清教徒不是因为英国人的迫害而被驱逐出来了吗？留在本土的英国人不是听任他们的政府压制美国人，使之屈从于不合理的经济制度，从而显示出对自由的冷漠吗？

班克罗夫特倾向于把英国当局在美国行使任何权力都视为侵犯。在他的著作关于十六世纪弗吉尼亚探险的一章中，他甚至使用了这样一个大胆的标题：“英国对合众国的占领”。在他看来，航海条例中所表明的英国重商主义，几乎是一种对合众国主权的侵犯，而这种情况就连安德鲁·杰克逊也不能容忍。在人们通读了班克罗夫特著作的头几卷以后，对革命的到来就不感到突然。乔治三世不过是那帮坏家伙中的最后一个，而一七七六年的美国人却是那些在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下首先奋起反抗暴政的人们中最优秀的部分。

在今天，我们不难发现班克罗夫特的缺点。在他看来，凡事都是绝对化，不是正确的就是错误的。他厚颜地滥用引文，割裂事实真相，有时提供了无关宏旨的部分。但是，如果我们漠视他，我们将要犯比他更严重的错误。他并不是胡乱地写作，大概还没有其他人像他那样熟悉革命时期的原始资料，并且在这些原始资料只有很少一部分付印出版时，他就熟悉它们了。甚至在今天，任何一个曾在一些大档案馆中运用一些未出版的有关革命的手稿的人都会感到，求教于班克罗夫特是有启发的，并且发现他熟悉这些手稿的证据。他确实把原始资料简明化了，但这是历史学家的职责，尽管他的许多观点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那样承担艰巨的任务，并大规模地重写有关革命的历史。(www.daowen.com)

与班克罗夫特观点最接近的一位历史学家是一个英国人，这大概不是巧合的事情。因为他以对乔治三世怀有同样敌意、对旧式政治自由表示同样爱好的态度撰写历史。乔治·奥托·特里威廉爵士是一个十九世纪的辉格党人，他要探查他所在党的十八世纪的先辈。正如他所想的，在灾难性的诺斯勋爵内阁期间那些反对乔治三世的人们中间找到了他们。他的四卷本的《美国革命》一书，展示了一小帮虔诚的人们，即罗金厄姆辉格党人，他们曾一致反对一个拼命想揽权的国王和一伙腐败的猎取官职者。这些辉格党人曾竭力去阻止专制暴政的趋势，而国王和他的同伙却镇压了他们，直到美国革命胜利和王室一败涂地，才给不列颠的政治带来新的体制。特里威廉像班克罗夫特一样，善于通过复杂的问题提出他的见解，并且向读者展示出什么似乎是问题的核心。在所有关于（美国）革命的历史著作中，他的作品一直仍是最通俗易懂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