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考试法、取士额，宋元以前，其详不可得而闻。惟明洪武初，诏求师儒，额设教谕一、训导二、受廪生员二十，增广如之，附不为额。二十年，诏选天下府州县学生，其后间一行之，不著令。正统二年初，设官提督学校。六年，行选贡法。嘉靖十一年，行选贡法。隆庆元年，行恩贡法。万历元年，行增恩贡法。三年，辅臣张居正奏行汰士法，又行限士法（大县十五人），复立六一选贡法。其后十一年，复广生员额。二十年，行选贡法。泰昌、天启、崇祯元年，并行恩贡法。八年，止粟监，例行拔贡入监。十二年，副榜准贡（从辅臣杨嗣昌请也），岁当大比，督学使者先期校诸生，取一等二等科举，约一百五十人（崇祯十五年知县朱光熙请于督学，复增科额五名），合遗才约二百余人。岁考名数，视科举稍逊。崇祯间，大县新进广额至八十九十人。县有季考，学有月课，部院巡历有观风，俱无定额，间岁荐一人为岁贡云。

国初考法沿旧额，至顺治十年定生员额，大县取进四十人，十六年减额，大县取进十五人，科岁并为一考。十七年，庚子科解额，减旧额之半，广东取中四十三名，科举生员照额递减。康熙十三年，复科岁两考（先是十一年选优等生员一名入监）。十九年广乡试额七名。三十五年广额十四名，行恩贡法。三十八年广额七名。四十四年广额七名。五十年广额十一名，“五经”酌增一名。五十三年文武互试一次。六十年，许广东盐商子弟肄业，取童生二十名，分拨府学、南海、番禺两县学，次年商籍乡试，另编卤字号，约量取中一名。（乾隆三年，另立商学二十名，停止分拨县学，俱附于广州府肄业）。雍正元年，乡试加额六名，武乡试加额四名，命学臣录科加“五经”文一篇。二年，令学臣举报生员优劣，武乡试编好字号，加乡试“五经”，额四名，自丙午科为始。三年，广童子入学额数，番禺大县加五名，照府学额取录二十名。六年，举行拔贡法，每六年一次。七年，武乡试以总兵、副总兵会同校射添设学政一员，分岭东岭西考试。八年，添设额外教职一员，课文论行。乾隆元年，番禺文童加额七名（取二十七名），是年行恩贡法。三年，番禺文童加额七名，嗣是俱照原额，文童取录二十名，武童取十五名。（《大清会典》《学政全书》“学册”参修）

咸丰八年，大宪以军需捐输，奏请加学额，奉旨准加，定额十名。嗣是，文童每考并原额共录取三十名，（是案并准加广额三十五名。又捐输案，六年，准加广额三十五名。十一年，准加广额五十六名。同治六年，准加广额七十三名。又，同治二年，尚书罗悙衍奏在籍团练劝捐，准加广额十三名。又五年，督宪奏劝办房捐，准加番禺县广额二十八名。）（“学册”）

——同治《番禺县志》卷十六《建置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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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额”指的是科举制度中府、州、县各级官学录取学生的固定名额。明清时期，科举必由学校，因而能否入学成为是否具备参加科举考试资格的首要条件，其入学考试称“童子试”，这一考试也便成为科举考试体系中最基础的一环，通过入学考试则成为生员，即意味着获得“功名”，享有若干政治、经济特权，因而学额堪称当时社会上第一等重要的社会文化资源。

张伟然、梁志平在《定额制度与区域文化的发展——基于清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研究》中指出，明清学额的数量所指是不相同的，明代主要是指廪生、增生的定额，清代则是指每次录取的定额，并论述明代各级学校的生员虽然也有额数限定，但“未几即命增广，不拘额数”，定额仍然是一纸空文，正如同治《番禺县志》记载的“俱无定额”。清代则对各级学校每一科录取的新生实施限额，其名目一仍明旧，分廪膳、增广、附学生员；初入学为附生，廪、增以岁、科两考第高者补充。而不同类别的考生根据其户籍如商籍、灶籍、客籍、沙籍、苗童、瑶童、畲民以及满、蒙、汉军旗籍等分别定额，如同治《番禺县志》记载的康熙六十年允许广东盐商子弟以商籍乡试。

嘉庆《钦定学政全书》记载，雍正二年，“我圣祖仁皇帝寿考作人，六十年来，山陬海澨，莫不家弦户诵，直省应试童子人多额少，有垂老不获一衿者。其令督抚、学政会核人文最盛之州县，题请小学改为中学，中学改为大学，大学照府学额取录”的规定，成为清代大部分时间里学额的定制，之后的增额，多为一次性措施。李世愉在《清代两次大规模增广学额之比较研究》一文中认为，清代增广学额有分一次性和永久性，为了区别一次性广额及永久性广额，《大清会典事例》分别称为“增广学额”“永广学额”，而咸丰、同治时期军事活动频繁，捐广学额，为永广学额，从咸丰三年到同治十年，每年都有数次，成为获得财政的一种手段。

虽然学额制度适用于全国，但是正如李世愉所言“由于各地文化事业发展极不平衡，因此，实际上的学额在某些地区还是有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