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王霸》说：“夫人之情，目欲极色，耳欲极声，口欲极味，鼻欲极臭，心欲极佚。此五极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的确，人人都希望天天看到最好的风景，听到最动人的音乐和最暖心的话语，吃到最可口的美味，闻到最馨香的气味，心里最放松最自由。孔子虽然以天下为志，不以产业为事，但是，他也不能例外。可是，这几个“极”或者“最”，都是以财富为基础的。那孔子追求财富吗？答案是肯定的。《论语·泰伯》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说假如天下太平，国家给你创造了致富的条件，但是你依然过得穷困潦倒，那是你的才能有问题，所以你应该感到羞耻。那就是说，假如天下太平，你自然可以追求财富。他还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就是说假如可以发财致富，哪怕是给人家赶马车、当司机，我也去干！

在孔子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是可以追求财富的，并不像后世所谓“不计其利”那样，好像儒家跟钱有仇似的。但是，孔子说的求富的办法是“执鞭”，为什么呢？这就谈到了发财致富的方法。当然首先要声明一点，我们讲的不是什么致富经，我也没有那个本事，那是经济学家的事。

“执鞭之士”也是“士”，是不同于民的。孔子处处讲礼，他的祖上是“从大夫”的爵位，所以他自称是“从大夫之后”。到孔子之时家道中落，但是身份却不能落下来，大概赶车是“士”所能做的最低级的工作了。所以，孔子的意思是，天下太平的时候，假如没有别的本事，哪怕干最低贱的工作来养家糊口，那也是可以的，并不是说这是最好的发财办法。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从本质上来说，君子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志的，只有这样，才能泽被天下，家国安定，到那时，才是君子求富的时候。虽然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但是，国家不安定，从事农耕只能解决一家一户的问题，而不能解决所有人的问题，所以说，“耕也”，饥饿在其中，不能真正发财致富。而“学”就不一样了，“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这个君子和小人是以地位来说的，官员、人民都学道，那么，官员体恤百姓，给百姓做表率，百姓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社会安定，经济自然发展，百姓富裕了，你当然就厚“禄”了、发财了。退一步说，即使不是指学道，哪怕是学个一技之长，那也是有利于发财致富的。

当然，孔子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工作并无贵贱，只要财富是自己劳动所得就可以去追求。讲到这儿，我想到太史公的说法：“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史记·货殖列传》）他说，一个贫穷之士想要求富发财，种田不如做手工，做手工不如做生意。因为贫人没有土地，那就只有租种地主的田，除缴纳国家赋税还要缴纳田租，付出多而收获少，勉强够一家用度。但是学个手艺去做工就不同了，手艺就是本钱，成本低，挣钱就快多了。可是做手工还不如做个小生意，售贩货物，多数商业贩售都是本钱很少的，基本都是售完付货款，不仅成本更低，而且资金回流快、积累快。比如刺绣，手艺人备料、设计，然后忙好几天才能做好，到销售那里一会儿就卖了，而且利润未必比手艺人低，所以致富也就快。这个道理至今犹然。但是得加一句“商不如网”。现在是网络时代，马云、马化腾他们，是不是比做商业、做实体工业的发财快而且多？这是我们时代的方向性趋势所决定的，所以说，个人如何发财，也要“时斟酌焉”，紧扣时代方向与主题。但是，工、商、网都是要“学”的，这是不是与“学也，禄在其中矣”一样的意思？你不学，什么都不会还想发财，那就只好等天上的馅饼来砸你了！有人说，你讲得轻松，寒门弟子，学是学了，可是又没有什么本钱，怎么弄？司马迁说了：“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同上）没有本钱只好“作力”，就是出卖力气给人家打工，然后攒点本。“少有”即有了一点资本，就要“斗智”了，即跟同行竞争，核心是降低成本，改进质量。“既饶”就是资本已经非常雄厚了，这个时候就与同行争“时”，一方面争时机，一方面争引领时代的能力。太史公说这只是一个根本纲要，而不是具体方案。其实连纲要也不是，仅仅是个基本路径而已。但是，他隐约提出了“斗争”的概念，一方面说明了求富过程是艰难的，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思考斗争的含义。既然是“斗争”，是不是就可以不择手段？这就讨论到财富中的伦理或者商业伦理问题，这才是儒雅财富的核心所在。

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后边还有一句：“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这才是画龙点睛之处。富贵假如不可求，那就不做发财梦，率性适意地平淡生活，这句话透着一点洒脱。但是仔细想想，什么是“不可求”呢？有可能是因为自己机遇不好，尽管很努力，还是发不了财。更可能的是，财不是随便乱发的。所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除此之外，一部《论语》还提到“见得思义”（《季氏》）、“见利思义”（《宪问》）、“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孔子并不是不喜欢财富，或者视金钱如粪土，把财富当浮云，他只是把“不义”之财当浮云。可见，在儒家的财富伦理中，“义”是衡量的标尺、价值的核心。“义”即正当、公平。在财富面前，儒家要人首先思考的是它是“义”还是“不义”，而不是它是多还是少。《礼记·曲礼上》讲“临财勿苟得”，面对可能的财富，不要苟且，得思考这财富正当不正当，能不能“求”？自古及今的所有清官，都是在这一点上站得稳稳当当的人，而贪官则相反。作为普通人，假如财富得来光明正大，那是深受人们尊敬的，假如是不义之财，那一定被戳脊梁骨。例子当然很多，此处只举一个正面的。(www.daowen.com)

《资治通鉴》记载：“震孤贫好学……通达博览，诸儒为之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教授二十余年……时震年已五十余，累迁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者！’……性公廉，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或欲令为开产业，震不肯，曰：‘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东汉的杨震，字伯起，自幼孤弱贫困，但是爱读书，当了二十多年老师，有“关西孔子”的美誉！五十多岁时去上任太守，途经昌邑，县令是他先前所举荐的王密。王密大概是为了报恩，趁着夜色拿来十斤黄金给杨震。可是杨震说：“为什么老朋友对你很了解，而你不了解老朋友？”王密说：“天很黑，没有人看见，更没有人知道这事。”杨震说：“天知，地知，我知，子知，这四知，难道不是知？”他心性公正清廉，子孙常常吃不上肉，出门都是步行。老朋友老同事都劝他置办一点产业，他不肯，并且说：“让后世子孙被人称作清廉官员的后代，难道不是很大的产业吗？”大家看，别人赠予的金子他也不拿，拿了可能并不违法，但是，一定不合礼的规定。更何况金光闪闪的东西，不是自己劳动所得，即使介于义与不义之间，那也是“不义”，是“不可求”的财富，当然不能拿！他的子孙的确也很以他为荣，把杨氏祠堂取名为“四知堂”，直到今天依然如故，这才是真正的恩泽后世！

《论语·宪问》说孔子之于财富，是“义然后取”，所以才能够“人不厌其取”，才能够积累财富。实际上，现在做企业的人也深知，“义”带来的“利”是无形的、巨大的，好的口碑带来的利润远远大于产品本身，所以有远见的企业家非常珍视企业的声誉。义然后利，财富干干净净、光明正大，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财富，是真财富才真快乐！人们追求财富，不仅为了满足物质上的需要，更是为了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与快乐。孟子说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孟子·尽心上》）他说的这“三乐”，不仅不包括高官厚禄，而且也没有财富之乐。排第一位的是不愧于天地！大家想想，一个人的财富假如来路不正，他睡觉也不会踏实，担心、恐惧在所难免；一个人的财富正大光明，他一定是无忧无惧，食香寐酣。宋朝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说：“吾遇夜就寝，即自计一日食饮奉养之费及所为之事，果自奉之费与所为之事相称，则鼾鼻熟寐。或不然，则终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称之者。”（邵伯温《邵氏见闻后录》）他是大德之士，克己如此，当然了不起。但是实际上，无论何人，只要良心未泯，此心此理皆同。所以我说，义之为利者，大矣！

总之，儒家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追求财富，但是，并不是说什么样的财都可以发，什么样的钱都可以赚，更不是说，求富可以不择手段。富而可求的前提，是见利思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