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利即公共之利、国家之利。在古代帝制条件下，一般认为，帝王是国家的代表，而且《诗经·北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多数人以为，天子是富有四海之内的，天下的财富都是他家的，哪儿有什么“公利”。我想，这是一种误解。从《周礼·天官》看，虽然天子之用和邦国之用的区分不是非常明显，但是有“内府”与“外府”的设置。大体上，“内府”负责宫廷财物管理，是天子的私用仓库，“外府”负责国家财政管理，是天下国家的公用财富。这说明天子之利与国家之利是有区别的。如果觉得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至少从两汉开始，两者在制度上就有了严格区分。掌管国家财政的机构，朝代不同，名称不一，西汉为“治粟内史”，东汉魏晋为“大司农”，南北朝为“度支尚书”，隋唐以后为“户部”，直到清末。而管理宫廷财务的，自两汉到唐宋，皆为“少府”，明朝有宦官掌管的“内库”，清朝为内务府。两者当然都是征收百姓而累积的，民间百姓就称之为“皇粮国税”，很直观地说明了两者的不同：皇粮是交给皇上的，国税是交给国家的！当然，帝王至高无上，不遵守制度也是常有的事。有人戏说明史，说明朝灭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库已经空虚了，而皇帝依然不肯拿内库堆积如山的金银财货来救国。有一点道理，但是更说明了公利不是“天子之利”，而是国家的、公共的财富。

公利虽然是公共的，但是，掌管和使用公利的机构，只能是政府。换言之，政府就是公利的代表。正常情况下，每一代王朝都希望“国泰民安，江山永固”，那就必须要国库充实。可是在农耕文明时代，土地产出是有限的，怎样才能做到既保证国库充盈，又确保人民殷富？这不仅是一个税收的税率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管理问题，而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我们在第二讲曾经讲过“礼之用，民为本”，说民生乃是人民之本，就是这个意思。那就是说，儒家认为，首先得要从政治的角度而不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财富。这就是我们要讲的政府的财富观。

首先，对政府来说，“国不以利为利”。对于政府来说，最大的“利”，一定不是具体的金银财货。我们说，国家要发展、要富强，一定是以经济为基础，以财富为表征的。但是，并不等于说，国库充实了，国家就一定富强。相反，只有人民富裕的国家，才是真正富强的国家！《论语·颜渊》里有个记载：“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鲁哀公问孔子的弟子有若，发生饥荒了，国库财货不够用，该怎么办呢？有若说，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只征收百姓收获物的十分之一呢？鲁哀公说：“我现在征收十分之二都不够，你还叫我减半，岂不是更不够了吗？”有若回答说，假如百姓富裕，国家怎么可能贫穷，假如百姓贫穷，国家又怎么能够富裕？这段话，单从经济角度分析，本质上是儒家“藏富于民”的思想。儒家认为，国家的财富源于人民，民富国自强，国家富强的前提是人民富裕！民贫国强的国家，那一定是采取“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做法，无论如何，都不是治国的长久之计。假如人民贫困，而国家富强，在经济上就是“与民争利”，这是儒家最反对的。西汉汉昭帝时候，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国策讨论会，叫作“盐铁会议”。因为汉武帝时候抗击匈奴，国库消耗比较大，所以汉武帝在经济上实行了盐铁官营以及均输、平准等政策，以增加国库收入并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实际上就是政府经营工商业，与民间资本产生竞争，这引起了民间人士的反对，于是，到了汉昭帝时，汉昭帝就让当时的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官员代表政府，与全国各地察举而来的贤良、文学之士60 多人对此讨论，双方争论相当激烈，讨论的内容是以经济政策为主，同时也涉及政治、文化、军事和外交等诸多方面，之后被当时的学者桓宽整理成《盐铁论》。这些贤良文学之士的观点，实际上是儒家经济思想的反映。他们认为政府的做法“非治国之急务”，更不是治国之根本，甚至超出了政府的职能，乃是“与民争利”，所以坚决反对。他们主张政府的职责应该是“兴教化，移风俗”，经济上应该重视农业，“进本退末，广利农业”（《盐铁论》）。所谓“退末”，就是对于工商之利，应该“王者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盐铁论》）。百姓依法经商做工，听其自便，他们互通有无，也互通便利，政府不要干涉和阻碍，更不要企图分一杯羹。这样，本（农业）末（工商）并进，富民便民且利国。虽然他们更强调仁义道德和“重本轻末”，但是也有点自由经济的思想萌芽，尤其是反对国家“以利为利”的观点十分鲜明。历史发展证明了这个观点的正确，大凡盛世局面，无不是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的政策，大凡朝代衰落之时，无不是“与民争利”、民不聊生的局面。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本质上施行的也是“国不以利为利”的经济政策。

从政治的角度分析，儒家更不主张政府“以利为利”。《论语·先进》有这样一个记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孔子的弟子冉求是个理财能手，他给鲁国的当权者季氏做宰臣，季氏比鲁国国君还富有，可是冉求还帮季氏聚敛钱财、盘剥百姓，增加其财富。于是孔子痛骂说：“这小子不是我的学生，大家一起敲锣打鼓去抨击他。”这就是说，孔子是反对政府聚敛钱财的。我们知道，任何政权都必须要维持一定的财富，儒家不反对国库充实，但是，儒家反对政府为了财富而统治国家。假如政府聚敛财富，那么，上行而下效，全民都会跟着模仿，形成人人趋利的风气。社会的价值观就从仁义道德变成金钱财富，人们以“利”作为衡量自己行为的标尺，不仅人与人之间，甚至父子兄弟、夫妻姻亲都会因“利”而相争，反目成仇。孟子说：“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以利为标尺，官员会因“利”的多少来对待君王和国家，儿子会因“利”的多少来对待父母，兄弟之间会因“利”的多少决定亲疏。这就是人伦失序，整个社会关系就变成酒肉朋友那样的关系，共利则友，分利则仇。这样的国家，不亡何待？我们看电视、网络上的社会新闻，现如今为了一点金钱，夫妻反目、兄弟相争、父子成仇的事情还少吗？现在不是很流行一句话，叫作“凡是用钱能解决的事，那都不是事”。这个话虽然有时候可以宽慰、舒缓个别人的心理压力，但是，金钱的力量每扩张一小步，就意味着价值观向金钱的方向进军一大步！儒家要建立的是上下有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人伦社会，而“以利为利”的结果正好相反。所以，《大学》说：“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乘”是四匹马拉的马车。说一个人的家里能够有一乘马车，比较富有，就不应该计较一只鸡那样的蝇头小利；一个大夫级别的官员，不应该在意饲养牛羊之利；一个有“百乘”的卿大夫，就不可以任用善于聚敛财富的人做他的宰臣（像季氏用冉求那样）。与其用这种人治理他的封地，那还不如用个强盗来做宰臣。强盗不能抢劫每一个百姓，但是聚敛之臣一旦聚敛财富，那是所有的百姓都要遭殃的。“国不以利为利”的意思，即国家不能够把财富当作最高利益。那么，国家利益是什么呢？

第二，以义为利。国家或者政府的最高利益是什么，一个字“义”。“义”即公平公正、合适恰当，我们前面讲过了，但是，具体到国家层面上，“义”是指“人民的利益”！孟子说“民为贵”，并不是指人民的地位尊贵。人民为什么“贵”呢？因为人民对于国家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道理很简单，没有人民，给谁当皇帝？因此，江山是否永固，不在于你有多少财富，而在于人民是否支持你。我们前面讲“民为本”已经讲过一点。那么，想要取得人民的支持，就必须“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大学》）。人民并没有多大的奢求，只是要过像样的日子而已。这个像样的日子，是以衣食等经济为基础的，即以利为基础，就像孟子所说的“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梁惠王上》）。所以，国家政府最大的利益，就是让人民获利，人民才感觉到你有“义”。这是儒家之所以“藏富于民”的根本所在！假如你没有这个“义”，“国之利”就变成了“国之害”。荀子就是这么看的，他说：“故王者富民……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敌得之以强。”（《荀子·王制》）意思非常明显，在高明的君王眼里，国家的任务和最高利益就是“富民”，让百姓获利。相反，那些亡国之君的做法，是把自己的箩筐仓库装满，当国库充实的时候，人民一贫如洗，上层富得流油，下民入不敷出。结果，敌人来了无人守国，进攻敌人无人愿战，国家灭亡立等可取，最终聚敛的财富成为敌人的战利品，从而壮大了敌人。此话简明深刻，足以警示后世之当政者。如果说荀子的话是一种政论家的理论，那么，我们看看杰出政治家唐太宗的深刻认识。他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渔猎其民，比之禽兽，岂为民父母之意邪！”（《资治通鉴》）有人民才有国家，有人民富裕才有国家之富强！否则，皇上富裕之时就是江山败亡之日，盘剥百姓就像割自己身上的肉来吃一样，等吃饱了人也就死了。所以他说，盘剥百姓的官员、政府，就跟禽兽一样，没有资格为民父母！孔子云：“四海穷困，天禄永终。”（《论语·尧曰》）当人民穷困无比之时，国家就完蛋了！本质上，当政府“以利为利”的时候，利也就不是国家之利了，当政府能够“以义为利”的时候，不仅人民百姓获利，而且政府最终也必然获利。《大学》说：“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人民获取的经济利益，看起来归个人所有和支配，但本质上还是国家的财富，这是“以义为利”的真谛。

政府既要“义”，但是也要“利”，那么，义利之间何以处之呢？(www.daowen.com)

第三，“利者，义之和也”。义利看上去是矛盾的，尤其是西汉董仲舒说过“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话以后，其往往为儒者所称引，遂成为儒家义利观的一个标准话语。其实不然，义利是国家政府、人民百姓都不可避免要面对的。“利”是实实在在的，谁都离不开“利”，否则他没法生存。谁也都必须要有“义”，否则无法与人正常交往，其“利”就无法存留。“义”作为儒家最重要的文化概念之一，不是空中楼阁，必须以利为基础，同时，它对“利”也是一种限定。正如我们前面讲中庸之道时所说的，义、利是两个有交集的集合，儒家主张的“利”是交集之内的利，交集之外的“利”乃是不义的。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人，都是如此。只是从国家政府的角度看，它必须把这个交集本身最大化！

两个集合交集的最大化，理论上，只有两个集合合并为一才最大，那不就是义利合一吗？《资治通鉴》有一段记载：“初，孟子师子思，尝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子思是孔子的后人、孟子的老师。孟子向他请教管理人民以什么为先。子思说先让人民得到利益。孟子说，君子不是用仁义教化人民吗？为什么一定要先谈“利”呢？子思说，政府、官员假如不仁不义，那么，小民百姓就无法安身，相互欺诈，这是最大的不利。所以《周易》说，让所有的人或者大多数人都感觉到“义”，那就是国家最大的“利”，实际就是“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的意思。但是，关键在于怎么才能做到。在儒家看来，至少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个方面，从义的角度看利，政府需要“慎德”，就是管好自己。儒家要每个人努力做君子，那政府得首先做君子式的政府，用今天的话就是做文明政府。《大学》里有这样一段：“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这里我们先把这个“君子”理解为国家政府。政府首先得要有“德”，有了“德”才有人民的支持，有人民的支持才会有土地之大之广，有土地之广大，才会有财富，有财富才会有国家之用度支出。所以，对国家政府来说，“德”是根本的，财富是次要的。假如本末倒置，那么就不仅会跟人民争夺财富，人民之间也会相互争夺。所以，当你聚集了财富的时候就必然失去人民的支持，当你散财于民、藏富于民的时候，就一定得到人民的拥护。所以，实行违背民心的法令，一定会收到人民的反对之声，不当得到的财富，最终也会不正当地支出。这话的意思就是政府“以德为本”。在儒家看来，政府之德，首先就是政府本身守国家之大礼，依照国家的制度、法律管理国家。假如不能如此，何以号令天下？孔子说“君事臣以礼”，即使是帝制条件下，皇帝也得遵守各项制度。汉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唐宋明清，高明的政治家都强调“君臣各尽其职”，那就是要遵守制度。同时，政府虽然是机构，不像个人之德那样有个性的张扬，但是，政府终究是由人组成的，大大小小各级官员是不是都遵守国家制度，就直接表现政府之德，除此而外，官员是政府的天然形象，官员的私德，其实也无时不在展示政府之德。《大学》有云：“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管理国家的官员，假设孜孜以求地追求财富，那一定是小人，可是他自以为自己是很有本事的。假设此等小人掌管国家，那可就灾害一个接一个，虽然也会做一点好事，但是改变不了大趋势了！这种例子，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不胜枚举。所以，选贤举能乃是政府慎德的重要措施。当国家有了君子式的政府和君子式的官员，那一定是公平公正的政府，是“义”的政府，但还不是义利合一的政府。要做到义利合一，还要从另一方面谈起。

另一方面，从“利”的一面看“义”，政府必须要发展经济。国家政府也罢，人民百姓也罢，都需要实实在在的财富。财富来源于经济发展，经济不发展，就没有“利”，“义”也就没有落脚处。所以，荀子说：“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荀子·礼论》）政府的任务与责任，就是使经济增长和人民的消费要求同步发展。司马迁说得更明确，他认为人民本来就是依赖“利”生存的，“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最高明的政策，乃是顺应和满足人民的要求，引导、促进经济发展，最差的政策是与民争利。古代农耕，农业乃是经济的核心，所以历代王朝都是秉持“以农为本”的经济政策，当然是抓住了经济发展的本质。农业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因此历史上每个王朝兴起的时候，都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而衰落的时候，也一定是土地出了事。所以，孟子要政府给每户人家“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孟子·梁惠王上》）。荀子说：“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是无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谓也。故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谓国蹶。……则其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荀子·富国》）荀子认为，土地是经济的核心和根本，国库的财富源于土地产出，是末枝。国家的政策，要“辟田野”，增加耕地面积，让百姓该种田时候就种田，该做工经商时候就做工经商，农工商有序生产，这是财货之源头；赋税与贸易制度，是财富流转的表现。所以，高明的君王一定是“养其和”——让农工商的生产都得到发展，然后“开源节流”，根据“时”来微调政策，比如丰年、平年、饥荒之年，政策都是不同的。能够这样，百姓和国家政府都会富足，甚至于大家的财富多得无处存放。这才是“国计之极”——国家最高明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的制定者，一定是深知国家政府的治国职责的。相反，耕地越来越少，人民越来越穷，而国库越来越富，国富民贫，那是“国蹶”——国家要跌跤的节奏。那样的政权，灭亡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我们看孟子、荀子的观点，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政府要给老百姓提供土地和赋税等其他配套政策，提供发财致富的基础设施。有了这些政策，百姓自然会在法律的范围内自己“求富”的，百姓富裕了，政府不仅与人民上下俱富，而且天下安定，人民的财富之“利”就变成国家之“义”，义利就合一了。这些政策之“义”，构筑了百姓之利，合起来则是国之大利，这就是“利者，义之和也”。

当然，古代是农耕经济，所以儒家的理念也仅限于以农为本。晚清民国时期，世界经济的核心方向是工业化，清末昧于无知，不知时变，结果中华板荡陆沉。现如今除了农工商之外，已经到了智能化时代，该以什么为本？这些看法还有用吗？智者明于时，荀子要我们“时斟酌焉”，就是要政府把握时代的特点与方向，随时代而调整。再者，经济的结构和重心无论怎么变，本质是不会变的，它还是经济，还是一个“利”字。打个不甚恰当的比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好比修路一样，不仅要把路修好，而且要制定交通法，让人们在道路上有序来往。假如基础设施不全，法律法规不备，人民“四方无择”，那利与义就会冲突，利与义冲突，最终谈不上“利”，更谈不上义利之和，如此，要发展经济，可真是“恰如求兔角”一般，根本不可能。所以，我们还得好好体会“利者，义之和也”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