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从“上所施”——教的角度谈教育。这一节，我们就从“下所效”——“学”的角度来讲一讲，希望对学生以及愿意学习的人有所帮助。

《礼记·学记》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再美的玉石，假如不经过师傅的雕琢，也只是石头，而不能成器；再聪明的人，假如不学习，则永远不知道做人之道，更不知道这个道该有多美多善！就好像吃饭一样，食物的味道再好，你没有亲口品尝，就永远不会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味道。那就是说，我们首先得明白一个道理：只要是人，就必须学习，学习跟吃饭一样，是自己的事情，别人代替不了，而且学习是终身的事情，不是说从学校毕业了，就不需要学习了。相反，出了校门也许才是学习的真正开始！有人说，我只要做个好人就行了，一天那么忙那么累，哪里有时间学习？再说，很多的所谓成功人士，也许并没有怎么学习，还不是照样成功了吗？那我们看看老夫子是怎么说的。《论语·先进》篇有个记载：“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子路请师弟子羔去费邑做市长。老夫子认为子羔尚没有学成，应该继续学习，就批评子路说：你这不是害子羔吗？子路很是无礼地反驳孔子说：费邑那儿有百姓，有土地田垄，去做个市长难道不是成功人士吗？何必一定要读书学习呢？孔子痛骂他就是一个善于狡辩的“佞者”。的确，并不是说除了读书就没有其他学习方式了。但是，没有经过学习就去创事业，危害是极大的。《资治通鉴》记载：“君廓在州，骄纵多不法，征入朝。长史李玄道，房玄龄从甥也，凭君廓附书。君廓私发之，不识草书，疑其告己罪；行至渭南，杀驿吏而逃，将奔突厥，为野人所杀。”这个王君廓，不学无术，就当了幽州都督那么大的官，本来就德行不佳而多违法。朝廷召他回长安，宰相房玄龄的外甥李玄道请他帮忙带封家书。他打开人家的信，可是满纸草书，他一个字不认得，就以为人家是告发他。于是杀掉驿站官员逃跑，结果被土匪所杀。你看他私拆信件，无德性之知；不识草书，无见闻之知。可以说，他是死于不学无术四个字！

有鉴于此，孔子有针对性地教育了子路。“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他说：“子路，你知道仁、智、信、直、勇、刚六种品质及其不学的弊端吗？”子路说他不知道。老夫子说：“你过来，我跟你讲。一个人品质仁义宽厚而不学好文化科学知识，那就会非常愚蠢，经常上当受骗！一个人天资聪明而不学好德性之知，那就会刚愎自用，放纵自己！一个人诚信可嘉却不学习，那就没有分辨事物的能力，最终残害自己！一个人正直而不学习，没有学问，就会不分主次，糊里糊涂固执己见！一个人气血勇猛而不学习，则会一味以勇猛解决问题，破坏制度或者违反法律！一个人品质刚正而不学习，没有文化，则容易自以为是、狂妄骄横！”子路其实并没有好好学习。《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子路性鄙，好勇力……陵暴孔子。”子路本性粗俗，崇尚勇力，而且常常欺辱老夫子。《论语》中记录的孔子对子路的教训那么多，可是子路并没有真的学进去，不是老师不教他，而是他自己不听师教，自己没有学！因此，孔子说他“不得其死然”，他最终果然死于没有意义的卫国之乱。可见，人必须要学习，而且，学习是自己的事。

既然一个人的学习，乃是自己的事，那么，能不能学得好，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的主观意志决定的。换言之，学习者的态度、主动性，乃是决定性因素。所以我们首先讲学习态度。

说起学习态度，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就是：“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这句话看上去很是浅显平直，就是教你态度老实。但是，它所包含的道理却是非常深远的。什么是老实呢？就是儒家所说的“诚”。“诚”即客观公正不自欺，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仁”或者中庸之道。只不过老夫子把它简单化、生活化地表述出来。这也正是他的圣明处！我们每个人面对问题，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去理解，去分析，去判断。这就免不了主观上的各种因素的干扰，不太容易客观面对问题，尤其是面对与自己利益相关的问题。所以，这个“诚”的态度，本质上乃是一种德性之知！有此德然后才有“智”。除此之外，孔子对学习态度还有其他的表述。比如德性方面的，他要求“学则不固，过则无惮改”（《论语·学而》），要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不要小心眼，见不得别人比你强。不如人家或者自己犯了错，要勇于承认，不要害怕改正！再比如见闻之知方面的，他要求：“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学习要杜绝四个方面的毛病：不要臆测，只是根据感觉而不是证据去判断；不要固执，以为某个问题一定是怎样怎样的，听不进去不同意见；不要视野、心胸狭窄，容不得其他见解，或者不要一条道走到黑，有时候要换个思路或方向思考；不要以自己为中心，以为只有你是对的，人家都不如你，须知“三人行，必有我师”。这些表述，核心还是一个“诚”字，一个公正客观的态度！唯其公正客观，才有正确的认知，才能掌控自己，也才有学习的真资格与真能力！这些话都是从学习者自己的角度去说的，能不能“诚”，决定于自己的主观意志，决定于自己的态度！“态度决定一切”，到今天为止，这些话语仍然闪耀着哲人的光辉。我们可以深深体会到，孔子对学习的理解该是多么透彻！

一个学者倘若有了“诚”的态度，那他学习的自觉性就有了，有了自觉性就必然会产生学习的兴趣，那就可以体悟到学习之乐。人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他之所以是圣人，那也是他“乐于学习”的结果。他说自己乃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那么，学习的乐趣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以为，乃是先苦后乐！所以我们就讲讲这个“苦”！

其次，学习是个苦差事，必须要下苦功夫！人在幼冲，譬如白纸，对事物的兴趣常常表现为一种好奇心。但是，好奇心是因为对事物的无知而引发的一种情绪，是一种浅层次的趣味，常常很快就消失了，等同于我们常说的“五分钟热情”，并不是真正的兴趣、乐趣。人们对事物的乐趣，乃是一种沉醉其中不能自拔的表现，就好像上瘾一样，是须臾不可相离的。兴趣可以转化为乐趣，但是并不必然转化！因此，我们对事物的乐趣，本质上应该是对事物有足够理解以后才形成的。这个足够理解的过程当是十分之艰辛，我们叫作“苦功夫”，而且只有本人才能体会。就像曹雪芹“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一样。

古代物质生产落后，书籍也少，比之现代，这种苦更加不同。东汉末年以前，纸张没有发明，书籍是竹简或者木简编成的，通常叫“木牍”。它的尺寸不是非常固定，但差别不大，长度不一而有规范。比如国家法令，乃是古尺三尺，所以叫“三尺法”。普通经文或者著作，两尺多。私人书信一尺，所以叫“尺牍”。一般用牛皮把竹简编织起来，编是横着的，所以叫“纬”，一篇完整的文章叫作一“编”。竹简平时可以卷起来，便于携带，所以叫“一卷”或者“一册”。制作成本相对比较高，而且没有印刷技术，书都是一笔一画抄写得来，所以书价也不菲，因此一般人家是难得有一套书籍的，识字的人也就很少。书是读书人的命根子，假如家里有那么一套书，那一定是极其珍视的。所以秦始皇“焚书”惹得读书人痛恨无比，大家骂他“暴君”。当然，这样的书籍十分笨重不便，秦始皇、汉武帝时候，每天看大量的章奏，要由数十人抬进皇宫。尤其秦始皇，他疑心重，事必躬亲，每天批阅奏章到凌晨，非常辛苦，所以他身体就差，最后死在路上。这且不论，书籍如此珍贵，很多人买不起，所以必须下功夫，自己抄写，最好能把书背诵下来，古人叫作“博闻强记”。我们今天叫学生背诗文、背单词，个个叫苦连天的。结果呢，“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背诵多了，积累就多，理解就越来越准确，见识越来越广，反倒有了别种趣味，不觉其苦。同时，读书人感觉到自己比别人见识广、懂得多，成就感倍增，信心、乐趣遂由此而成。读书之苦遂因为深入了解而转化为读书之乐！因此，很多人愿意下功夫去成卷成编地抄书、背书。孔子乃是圣人，他读书也是下了大功夫的。《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孔子读《周易》，因为经常反复看、反复背，结果把竹简上牛皮制作的“纬”多次翻断了。你想，那他下了多大的功夫！

有人说，我天生就不是学习的料，什么都记不住。孔子和儒家学派可不这么看。孔子说“唯上（知）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只有极聪明的人和极笨拙的人是没有办法教育的，是改变不了的。大部分人是“中人”、普通人。大体上，普通人的天资区别并不大，当然可以通过学习来改变自己。不怕你愚笨，只怕你不学。“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假如既愚笨又不肯下功夫学，自甘下贱堕落，那是神仙也没有办法的！《荀子·劝学》说得更明白：“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天资好的人好比是千里马，跑得很快，普通人好比普通的马，脚步慢一些，但是，只要肯下功夫，同样能到达千里之外，只不过慢一些罢了！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重要的不是天资，而是苦功夫！《中庸》说学习要“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虽然天资差一些，但只要你下苦功学习，人家一遍就会，那你就十遍，人家十遍，你就百遍，总能学会学好的，最终会变得聪明睿智，变得强大，那就是“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自古及今，这方面的例证多如牛毛，此处不多讲了。(www.daowen.com)

再次，我们讲讲学习的方法。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人们要做好一件事，必须要有好的方法和工具。单从学习来看，最符合自己个性特点的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所以我们每个人最好能够总结出自己独特的方法来。我们这里主要依据《论语》中孔子所讲的方法来简单介绍。

第一，要善于思考或者学思结合。实际上儒家认为，“学”是模仿的意思，既包括行为的模仿，也包括具体知识的模仿。老师上课，总是给学生讲“例题”、打比方，然后让学生练习，那就是让学生模仿。而“思”呢，既有化整为零、条缕分析的意思，也有化零为整、宏观总结的意思。《论语·为政》说：“退而省其私。”“省”就是思，让我们总结自己学习的内容、方法等等。其实，我们每个人独特的学习方法就是自己不断地总结得来的！想学好却不愿意总结，那是万万不能的！《论语·为政》还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一句，相信大家是耳熟能详的。的确，思和学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庸》是这样说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习要广闻博见，然后有疑问要追寻到底，不可轻放，谓之“审问”。不可以抱着“差不多”“大概”或者“基本上”的态度，凡如此者，必无所成。之后呢，要“小心求证”，去伪存真，谓之“慎思”。读了一本书或者看见个东西，就信以为真，或者大言炎炎，考究起细节，茫然不知所措，那都是“不慎”。再次是分析判断，总结结论，谓之“明辨”。我们学习或者研究事物，总要有个逻辑过程，有个结论。没有结论，就等于瞎折腾，这是我们普通人最容易忽略的地方。最后要踏踏实实地按照自己的结论去做人做事，谓之“笃行”。“审问”“慎思”“明辨”，本质上都是思，孔子也非常重视“思”。他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视觉的观察要想想看得是否明白清楚；听觉上的话语声音要思考是否听得准确明白；待人的脸色表情要思考是否温和适中；礼仪上的行为要思考是否恭敬端庄；说话的言语要思考是否公正诚实；做事情要思考是否专心不二；心里的疑惑要思考去请教谁，怎么请教；情绪愤怒不平要思考它的后果；见到利益好处要思考它是否正当合法。圣人要我们“九思”，可见思考的重要性了。但是，我们“慎思”一下孔子的“九思”，发现它们都是指人的行为，而不是“记诵之学”，跟《中庸》的说法落实到“笃行之”，是同一个旨归，把“思”与“行”结合起来，最后落实到“行”。再想想前文所说的“六言六弊”，也是如此。足以说明，“学”本身首先是一种行为模仿，“学”即“行”，其次才是记诵之学——纯粹的文化知识。这也说明，“思”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行为。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仅仅思考，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而没有行动，是没有任何益处的！正是“有想法不如有办法”，多思无益！有人说，那老夫子不是说要人们“三思而后行”吗？那是断章取义！其实是这么的：“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论语·公冶长》）孔文子这个人总是思前想后，考虑再三才去做事情。老夫子听说后就说，考虑个两次就行了，多思无益！可见，思乃是学的辅助，而不是学本身！正如见闻之知必须要与德性之知结合一样，思与行必须结合！

第二是视、观、察，就是具体问题具体研究。如果说“思”更多的是强调从细处着眼，用联系的办法来学习。那么，这个就是强调从宏观到微观全面地认知具体事物。我们学习或者研究一个事物，总得要对自己所学习的对象有个宏观把握，否则就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许多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认为，中国文化重视整体，而西方文化重视局部，的确有道理。我们的中医，就是把人体当个整体，而西医是着眼局部；我们的建筑把村落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而西方则是人为的雕塑与构建。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学说，都是以“天”为指向，天是宇宙，是自然，是一个整体秩序。所以中国文化比较重视整体、重视宏观。有宏观认知才有格局，苏轼有了这个格局，看庐山才能“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孔子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论语·为政》）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先要“视”“所以”，“视”是瞻望的意思，“所以”是事物的整体样子或者现象。那就是从宏观的角度看事物的整体，看清楚我们要学习的东西的本质是什么？不要心急火燎地盲目行动，那样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好比医生看病，那得先看看症状是什么？学数学，就要明白什么是数学，它是怎么呈现的？然后要“观”“所由”。“观”是“谛视也”，就是仔细看的意思，“所由”即事物是从何而来，探究其原因与源头。那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微观的角度，追根究源，此乃道问学的根本精神。之后呢，要“察”“所安”。“察”是“复审也”，就是反复看，分析地看，“所安”就是事物将向何处发展。这一点，无论是做什么研究的学者，都不可或缺。而且，在这一点上的成就如何，是衡量一个学者专业水准的重要标尺。大师胡适一生著作不少，但是大多数都是只有上卷，没有下卷，好像是虎头蛇尾，而且专业水准也不见得高明，但是他仍然是大师，乃是因为他用西方科学实验的视角来做文化研究，引领了文化研究的新方向。视、观、察三个字，都是看的意思，可是，所见角度大不相同，实际上就是要我们从不同角度看同一问题。假如能够这样去视、去观、去察，那还有什么东西能够逃脱我们的认知？当然，胡适有个著名的口号：“拿证据来！”

第三，“言必有征”。什么意思呢？就是无论做什么学问和研究，下结论一定要有证据！孔子之时，礼崩乐坏，他想恢复礼，可是因为很多的礼已经没有人知道了，那该怎么办呢？他没有凭自己的感觉或者想象去编造一部礼，而是用了两个比较科学的办法：一个是靠自己读典籍去学，另一个是通过实地考察去印证。《论语·八佾》有个记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西周分封诸侯的时候，给夏朝大禹后代的封国叫“杞”，给商朝商汤后代的封国叫“宋”。所以，杞国保留着一定的夏朝的礼仪制度，宋国则保留着一定的商朝的礼仪制度。孔子说，夏商的礼仪制度，他只能够说个大概，却不能完全讲清楚，乃是因为杞国和宋国虽然保留了一些，但是不完整，所以不足以作为证据。那就得要找证据来证明。证据来源于什么呢？一方面是“文”，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文献或者书籍。孔子所读的“文”，不外乎《诗》《礼》《尚书》和《易》等历史典籍。另一方面是“献”。什么是“献”？据钱穆先生《中国史学名著》解释，献者，贤人也，指国之耆老，老年人阅历和见识比较广，是国家之宝，那当然是贤人了。《汉书·艺文志》说：“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说明孔子是亲自考察，以求证据的。他亲自到杞、宋去访问和请教年老的贤者，以与所读之“文”相互印证。可是他说这两者的证据都不够，假如证据足够，那我就一定能证明或者讲清夏商之礼！可见，孔子不仅重视证据，而且重视证据的真实可靠。从道问学的角度来看，那就是科学精神！《论语·阳货》记载：“子曰：‘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道听途说的材料，是最不可靠的证据，在学习上，假如没有根据或者证据不足就下判断，那是“德之弃”，是最可耻的事情！我们中国学者的这个传统学风，一直保持到清代的“乾嘉学派”。梁启超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里，讲正统派的学风特色，总共十点，前四点都是讲证据方面的，而且首先就讲到“凡立一义，必凭证据”。那我们就知道，科学精神乃是儒门教育之道问学的根本所在。那么，看看我们今天的论文造假那么多，想想圣人之言，是不是应该羞愧得无地自容？

讲到这里，我还想讲一点关于道问学应该避免的做法。常常拜读一些学术论文，感觉到如坠云雾。本来很有意义的问题，被一些学者的博学弄得了无趣味，甚至于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朱熹当年就指出了这一弊病。他说：“今之谈经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浅也而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远。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此今谈经之大患。”（钱穆《朱子学提纲》）把小问题变成大课题，把简单问题搞成复杂问题，把明白的问题弄成不明白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有违于“言必有征”的科学精神。虽然他讲的是千年以前的学术界，但是，今天看来，此病不仅未消，反而变得更重！

其实，学习的关键只在两点：一是行动，二是坚持。方法、态度总能变化调整，只有学习的行动才是真实的学习！“行是知之成”，而且有恒才有成！孔子能够“为之不厌，诲人不倦”。“为之”即行动，“不厌”即有恒。连公西华都感叹说：“正唯弟子不能学也。”（《论语·述而》）可见，这正是人们“求学”的难处！但是，任何人，只要能够做到，就一定学有所成。且举一个例子给大家：

据《晋书》：“皇甫谧，字士安……年二十，不好学，游荡无度，或以为痴。尝得瓜果，辄进所后叔母任氏。任氏曰：‘……汝今年余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无以慰我。’因叹曰：‘……修身笃学，自汝得之，于我何有！’因对之流涕。谧乃感激，就乡人席坦受书，勤力不怠。居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沈静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为务，自号玄晏先生。……后得风痹疾，犹手不辍卷。……耽玩典籍，忘寝与食，时人谓之‘书淫’。或有箴其过笃，将损耗精神。谧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分定悬天乎！’”这个皇甫谧过继给叔叔家，二十岁时，仍然游手好闲。他叔母痛哭流涕地劝诫说：“学习能让你自己得到好处，我又能够得到什么呢？”他由此“感激”了，开窍了，便有了正确的态度，于是拜“乡人席坦”为师，开始行动！这个行动有几个特点：首先是有恒的“苦功夫”，干农活、睡觉、吃饭都带着书。古人读书用功，有“枕上、马上、厕上”不废读书的“三上之功”，讲究的就是“勤”。其次是沉浸其中，如孔子“不图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一般，想必是其乐无穷。他手都麻了，都还不停止，所以有“书淫”的名号！而且真是活到老学到老，那不就是有恒吗？书读得多了，便“有高尚之志”，有了志向，才能够“以著述为务”，以著书立说为事业。至今近一千七百多年，我们每每想见那种荷锄带经、持笠读书的儒雅形象，仍然神往不已！

教育的话题是说也说不完的，更不是一个小讲座就能说得明白。我只是简略介绍古人的教与学，来给大家提供一点借鉴！《礼记·学记》说：“教学相长也。”教与学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影响自己周围的人，那都是“教”，也都受周围人的影响，那也都是“学”。所以，无论是做什么工作的，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老师”，也都是“学生”。教育不仅仅是学校和老师的事，更是每个人的事。因此，我们应当从更大的角度去审视教育，而不是局限于体制内的学校教育。再者，学校教育的局限和不足，也是自古有之的。《礼记·学记》说：“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说现在的学校和老师，总是照本宣科的多，给学生大量的讯息、题目，叫学生死记硬背，以应对考试。给学生讲解东西，不管他们喜欢还是不喜欢，需要还是不需要，理解还是不理解，心里相信还是不相信，也不管学生是什么材料，适合学什么，不适合学什么，教给他们的总是违背他们的意愿和需要的，对他们的要求总是违背他们平时所学。总之，是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结果呢，学生厌恶他们的学业，背后痛骂老师，总是觉得学习是个苦差事，永远体会不到学习的快乐和好处，虽然硬着头皮上学、毕业，可是很快把所学的东西忘记得一干二净。教育的不成功，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两千年前如此，现在依然如此！大家体会一下是不是这样？教育能不能发展，《礼记·学记》说了四点原则，至今仍然有借鉴意义：“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一个是“豫”：事先做好准备。无论是德性之知还是见闻之知，都要在弟子还没有出错之前就引导他，防止出错。一个是“时”：既指合乎时宜，在恰当的时候，用恰当的方式教育，更指用合乎时代的内容教育弟子！一个是“孙”，即“逊”。按照一定的顺序教育，不能够超越弟子的接受能力。一个是“摩”。我们现在叫“观摩”，一般是指教师之间的切磋，可是古人的意思是“相观以善”，要弟子之间相互学习对方的长处，而不是找别人的错误与不足！此即所谓“大学之教”，就是教育的根本原则，像我们现在的教育方针。我们作为现代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传承者，该好好思考一下这至简而至大的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