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孟子的说法，早在五千年前的夏朝，中国就有学校教育。《孟子·滕文公上》说：“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学校在夏朝叫“校”，商朝叫“序”，周代叫“庠”。“校”就是教导、校正的意思；“序”就是通过乡射礼等礼仪，学习长幼尊卑之序；“庠”就是养国老、养士的意思。虽然名称不同，但学校的作用是一样的，都是教人明白和遵守人伦之礼的。《礼记·学记》的说法略有不同。它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意思是上古贵族之家的学校叫作“塾”，乡一级的基层学校叫“庠”，更高的邑里或者城镇一级的学校叫“序”，而更大一级的城市的学校叫“学”。无论哪种说法，都说明从夏商周时期我们就有正规的学校教育。但是，上古之时，乃是“学在官府”的，也就是说学校是由政府建立和掌管，私人是不能够办学的。同时，学校也只教育“士”以上的贵族，平民子弟是不能够接受教育的。直到孔子兴办私学，教育才普及到平民。两汉自汉武帝以后，“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资治通鉴》），从中央到地方，学校教育普及。天下重教，学者尊师，传统教育体系基本建立。

那么，国家办学的目的是什么呢？其一，就是兴教化以安民，安民以安天下。孔子提倡“富而后教”。孟子把它具体化，他说在百姓富裕起来以后，要“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孟子·梁惠王上》），目的在于教导人民“孝悌”，这样，老年人可以不干体力活，颐养天年，家庭就和睦。人人如此，则人人君子；家家如此，则家家安定，天下就太平！实际上就是第二讲的“礼之用，教为先”。其二，目的在于“养士”，就是培养治国的人才。古代农耕，历代都是按照孔子“富之、教之”的原则来治国，那就要求人才能够富民、教民。富民最主要是提供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给人民。可能的情况下，要“利其器用”，就是用一定的科技知识，改进百姓的生产技术，这个叫作“道艺”。因此，人才要有“劝课农桑”的本领。但是社会生产毕竟简单，并不需要官员有多少专业知识，尤其是科技方面的素养。所以，治理国家最主要的任务是安定人民。在“富民”之后，通过儒家的礼仪来训导人民，化小民为君子。这个就是“敦睦乡里，教化一方”。因此，一个人是不是人才，更要看他有没有“教化百姓”的本领。两者之间，教化百姓更为重要。所以，所谓的人才，必须深明儒家之道，其本人也必须是个“入则孝，出则弟”（《论语·学而》）的君子。换言之，如果官员不懂得“孝悌”之义，不懂得礼义廉耻之儒家精神，那他就不是人才！国家、学校培养忠孝节义的君子，君子再以忠孝节义教化安民。这样看，这两个目的本质上是一回事，最终就是为了安定天下。

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可以这样说：古代世界，没有比中国政府更重视教育的了。举个例子。

《资治通鉴》记载，“帝（汉章帝）之为太子也，受《尚书》于东郡太守汝南张酺。丙辰，帝东巡，幸东郡，引酺及门生并郡县掾史并会庭中。帝先备弟子之仪，使酺讲《尚书》一篇，然后修君臣之礼……”东汉的汉章帝做太子时候，曾经拜东郡太守、汝南郡人张酺为师，学习《尚书》。他即帝位以后，巡守视察到东郡，在郡守官邸召见张酺及其所辖各县的官员。可是，他先以学生的身份，给张酺行弟子之礼，并请张酺给他再讲了一篇《尚书》，然后才以皇帝的身份，给张酺训话。你看这个礼仪，分明就是尊师重教的典型。其实，自两汉以后，帝王是要定期到太学视察，并请亲行拜祭大成至圣先师的大礼，就是通常的“祭孔”大典。而且我们看历史，大凡统治比较稳定或者强盛的政权，都是非常重视教育的。两汉之后，即如北魏、北周这样的少数民族，都是如此。北魏太武帝，崇信道教，可是学校教授“五经”，琅琅有声。北周武帝，灭北齐之后，“周主入邺。齐国子博士长乐熊安生，博通五经，闻周主人邺，遽令扫门。家人怪而问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将见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听拜，亲执其手，引与同坐……曰：‘平齐之利，唯在于尔’”（《资治通鉴》）。周武帝重道尊儒，连敌国人都知道。他认为灭北齐最大的收获，就是得到了博通“五经”的熊安生。唐朝，开国之初，政权不稳的时候，就延请明师，设立“太学”“四门学”等学校。尤其要说的是，东汉以后，历朝历代的朝廷都有个“经筵”的规定，是专门给皇帝上课的，到宋朝制度化，明朝为高峰。讲师一般都是官职侍郎以上的硕儒，有时候皇帝也自己讲。可谓是坐而论道，上行下效，大家可以想那种气象，该是何等斯文！

那么，儒家是怎样教导学生的？

首先，从教学的内容来看。根据《周礼·地官司徒》的记载，课程设置上主要是所谓的“六德”“六行”“六艺”共十八项内容。“以乡三物教万民……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德”即六种品质：知，就是智慧，能分辨主次、明白事理的认知能力；仁，公正宽容，爱人及物的品德涵养；圣，知微先识，刚毅决断的能力；义，是非分明，能断时宜的品质；忠，用心做事，有始有终的品质；和，顾全大局，不偏不倚的态度。“六行”即六种行为：孝、友，善事父母为孝，关爱兄弟为友；睦，家族相亲相敬，上下老幼无怨；姻，妻舅外戚相亲近；任，诚出于心，信于朋友；恤，慈悲为怀，扶危济贫。“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术。到了孔子之时，根据司马迁的说法，“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他只教“六艺”。为什么呢？因为“六艺”基本上覆盖了“六德”和“六行”的内容。礼、乐，礼仪形式，音乐歌舞，但是除了这些具体的技巧之外，它还包括礼、乐的教化功能，实际上就包含了“六德”与“六行”的内容，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政治伦理课。射、御，射箭及驾车，有体育尚武的意思。我们前边讲过，它也涵盖一部分教化功能。书，文字及文章，数，数理与会计，二者相当于今天的文化课。可以看出，“六艺”作为“艺”，首先是六种技艺，同时又重视道德教化，既包括德性之知，也包括见闻之知，是真正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

但是到了两汉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长安设立“太学”，各地设立“郡国学”。在教学内容上，设立“五经博士”，专门讲解、传授儒家经典，不再重视礼、乐、射、御，与孔子设教的初衷相比，忘却了这些经典是用来指导人们的生活的，而不是用来研究的。结果出现了一大批寻章摘句的经学专家，比如西汉的刘向、刘歆父子，东汉的马融、郑玄、许慎等。许慎编著了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于是，经学成了一个专门的“学问”，并且由于与利禄相结合，还出现了所谓的“经今古文之争”。此后，我们的学校教育，不仅再也没有离开“经学”的范围，而且由于科举制度的推波助澜，越来越僵化，直到1905年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

虽然如此，中国古代教育的普及程度，仍然是世界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欧洲平民到了咱们明朝前后，才逐渐接受到教育。无论如何，教育毕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所以，儒家文化随着这种教育的普及，不仅传承有序，而且使中国国民的文明程度远远高于他国。需要指出的是，国家设立学校，传授儒家文化，目的在培养深明儒家之道的孝悌君子，培养忠臣。可以说，国家和学校的教育目标是一致的。那么家庭呢？子女能够通过科举考试，为官一方，为国尽忠，便是光宗耀祖，光大门楣，乃是无上荣光的事，也是最大的孝，所以这是每个家庭最大的追求。但是大多数家庭并不能如愿，因此，就退而求其次，子女能够读书明理，谨遵圣人之言，做个坦荡荡的君子，在外受人尊敬，在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也就心满意足了。所以培养孝子、君子，乃是家庭教育的根本。这样看来，国家、学校和家庭，三者作为“上”，培养的目标是一致的，“所施”于弟子的内容也是一致的。全社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就像是一层层的同心圆。因此，在教育问题上几乎没有什么矛盾。直到近代被西方殖民者打开国门，民族危机与西学东渐，使中国面临“两千年来所未有之大变局”。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人才，成为国家和社会急需的“士”。可是学校和家庭的目标一时难以改变。于是三者不是同心圆了，脱节了，人们的认识不统一了，教育的观念、目的就“乱”了！为什么说“乱”了呢？旧的观念被西方的工业文明打破了，大家觉得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可是对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之道——态度不一。新派主张全盘否定，旧派主张保护“国粹”，截然相反，各说各话。结果传统被彻底打破，科学技术与道德君子，两个本不矛盾的东西被对立起来，而且要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于是不能形成完整的教育理念，可不就乱了么。换言之，我们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国家、学校和家庭不能达成共识。社会在教育上形成了“上下不一”的脱节现象。这种脱节，一直影响到现在！其实，每一代人都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衔接问题，只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更加突出些罢了。

其次，从教学的人——也就是“师”来看。《礼记·礼运》说：“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父母生养你的身体，给你衣食等物质资粮，而师傅教你明理做人，给你心灵上的资粮。师与父地位一样的尊崇。因此，俗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尊师重教乃是儒家的传统，也是咱们中国的传统。我们到全国各地的孔庙去参访，每个孔庙大门前，都有一方小石碑，上书“文官下轿，武将下马”八字，那是对“大成至圣先师”的恭敬。庙内也都有个“大成殿”，殿的后面一般都挂一块大匾，上书“为人师表”四个大字。一方面，孔子是教师的祖师爷，当然是天下教师的表率；另一方面，那也是提醒教师：该如何为人师表？(www.daowen.com)

古代“师”与“帅”通用，帅者，表率也，能够给众人做表率的人才可以为“师”。要做表率，那一定是学有所长的。世上的行业、技术那么多，你只要有一样比别人强，人家通常会拜你为师。所以，种田有“田师”，音乐有“乐师”，手工的有“工师”，等等，不一而足，只要有行业就有“师”。这些都是有一技之长的，属于道问学的范畴。但是假如只会教这些技艺，而不涉及德性塑造，上升不到“道”的境界，虽然也是“师”，但只能是“匠师”，而不能做“明师”！从儒家的教育观念来看，德性之知统帅见闻之知，所以仅有专业素养是不够的。《礼记·学记》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匠师”不足以为真正之“师”。荀子说：“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荀子·致士》）他开宗明义地说，为师之道有四个方面，但是，广博的知识和专门的技能不包括在内！哪四条呢？一是庄重而有威严，令人信服；二是为人诚而有信，直到年老也不改变或者童叟无欺；三是解读经典或者前辈文章，不过分曲解、不违背原意，科学精准不臆解；四是有从小处入手，从大处着眼，深入浅出的见识与能力。他这个观点，其实是以广博的知识和专门的技能为基础的。但是只有知识储备是不够的，也就是说，知识储备是做教师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必要条件就是这四条。而这四条里面，前两条是德性之知，是“师德”。我们常说“师道尊严”！教师的“尊严”，来自于他所坚守的道——他的“德”。荀子是儒家代表人物，这个道当然是儒家之道了。有了此道此德，便有了人格魅力，不怒而威，学生自然敬畏，你才可以有“教之严”！反之，你没有这个德，就不容易有庄重的威严，学生心里头不敬你、不服你，你就可能有“师之惰”的情况！假如你师德不足而专业有余，那很可能你会把弟子教成“聪明的坏人”。今天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就是这样教出来的！第三条是学术道德。没有这个，你的知识储备就没有任何意义，大概你就会学术造假！最后一条是教育方法。你的德性、见闻都不错，但是一个问题说不清楚或者越讲越复杂，根本不会教，那还怎么做教师？我们想一想，这四个标准今天还有没有意义？我觉得，符合这个标准的教师，才是“有道”之师，才可以称作“明师”！

讲到这里，那就要讲一讲“明师”之教。就是教师该如何当好教师，也就是“师道”！

唐朝大文学家、政论家韩愈有一篇著名的《师说》，开宗明义地讲：“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那就是说，教师的责任有三条。其中，第一位的责任是“传道”。他是一代大儒，所说的“道”当然也是儒家之道。他说学生之所以拜你为师，本质上拜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吾师道也”，即以道为师。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韩愈《原道》）。就是说，儒家之道对人、对己乃至于对天下国家，都有绝对的指导性意义。个人遵守，则诸事顺利而吉祥；用它来与人相交，则宽厚公道；用它来充实自己内心之德，则为人心气和平；用它来治理天下国家，则无论做什么都不会有错的。一句话，儒家之道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以，一个教师假如不能“传道”，那他就没有资格，也不配做教师！那么，教师“传道”的目的是什么呢？《荀子·修身》里是这么说的：“故非我而当者，吾师也……”“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什么人可以做我的老师呢？能够批评我，并且批评得中肯的人，可以为吾师。礼仪是用来修正我的行为的，而老师是修正礼仪的人，假如没有老师的教导，我怎么能知道礼仪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那就很明显了，老师是弟子的领路人，传道就是给学生传授做人的道理，让学生在学会技术性知识之前，学会做事之前，先学会做人！古人说的“明师”，其高明之处正在于此！这个观点，其实就是学问以德性为尊的观点。可以这样说，尊德性是道问学的前提，传道是授业、解惑的前提，也是做“明师”的前提！

教师的第二任务是授业，就是教给弟子一定的技艺、本领，好让他将来有个事业或者谋生的手段。很显然，这是属于道问学的范畴。对于学生来讲，它当然很重要。假如人家拜你为师，结果什么本领也没有学到，到头来连个吃饭的本领都没有，那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不用多讲，这个是教师的基本任务与责任。一个教师，只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基本上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假如在这一点上站不住脚，那只是个混饭吃的教书匠，不对，技艺不精，连“匠”也谈不上！

教师的第三个任务是“解惑”。解惑当然是指答疑解惑了。学生学习，不可能没有疑惑。学问有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那么疑惑亦然。所以，解惑应该是涵盖所有学问范畴的。用现在的话语来说，教师既要解决学生知识上的疑惑，也要关注他们的心灵成长！可是，你要解他人之惑，首先要自己不惑，这就要求教师在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两方面都有足够的储备。不仅如此，你还要有能力把这种储备明白无误地传授给学生。《礼记·学记》说：“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一个君子，他懂得大学问的难易之处与是非美丑，并且也了解弟子的贤愚资质，这样才能够把握问题的难易点，针对不同的学生，旁征博引、广泛举例，把问题解答清楚，这就是“博喻”。能够这样做的君子，才能够做一名“明师”！孔子即是如此：“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孔子给比较粗鄙无知的人解答问题，乃是正反两面的“叩问”，这个“叩问”，不仅是启发式地引导弟子，而且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博喻”，直到学生“竭”——没有疑问，完全明白为止。我们看那些高明的教师，他们给学生上课讲问题，总是从小处切入，通过打比方的方式启发和引导学生，最后能够深入浅出，把一个高深的问题用浅显的话语解释清楚。这就是“明师”的风范。

当然，教无定法，不同的教师应该有不同的解惑特点。讨论教法的“砖家”及其大作多的是，兹不赘述！

荀子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荀子·大略》）国家想要兴旺发达，一定要尊师重教，教师地位高，则国家法度谨严，人人遵守。相反，国家要衰落的时候，教师地位就会轻贱，人们就容易把教师说的话不当回事，就会放纵自己，舞文弄奸破坏制度与法律。我想，这个话至今仍然颠扑不破。同时，从家庭和个人的角度看，道理也是如此。那么大家可以问自己，究竟如何来尊师重教？教师也应该问自己，究竟如何做“明师”？我们常说教育乃是百年大计，国家政府也应该思考，究竟如何发展教育？尊德性而道问学，然后有学问之大；守礼仪而崇家风，然后有身家之儒雅；尊师而重教，然后国泰而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