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说“尊德性”之“尊”，是以德性为尊、为贵之义，那么，“道问学”之“道”，则是倡导之义，有讲究、主张的意思。学，模仿，是一种行为。“问学”者，有疑则问，问而后知，知而后行。一般人们对具体问题才会产生疑问。所以，“道问学”是指具体的科学门类，指具体的科学知识，如文学、史学、哲学、医学、数学等等。《论语·阳货》里有这么一章：“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那就是说，《诗经》作为儒家的“五经”之首，不仅可以激发人的道德、志向，可以考察人情物理、社会风俗之得失，还可以知人交友，讽谏社会、表达意见。读它可以知道如何孝顺父母，敦睦家庭，更可以明白如何报效国家。如果一个人愚钝如我，不能达到以上目的，那么，读一读《诗经》，至少可以多认识一些奇花异草、珍禽异兽的名字，增广见闻，实际上就是懂得一点科学知识。孔子之所以是圣人，当然首先是因为他的“德性”之大，但是，假如他识见浅陋，恐怕也做不了圣人！有人要问，那孔子是什么专业的？我想，古人科学不畅，分类不明。往往一部书，既是哲学书，也是文学、历史学乃至科学著作，比如先秦的《墨子》《周易》，后来的《水经注》等等。尤其医学著作，哲学意味浓厚。不像现在，学科门类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专”了。但是，孔子当时就以博学、多能著称：“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论语·子罕》）达巷党人评价他“博学”，鲁国的太宰说他是“圣者”。

《孔子家语·三恕》记载：“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夫子问于守庙者曰：‘此谓何器？’对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明君以为至诫，故常置之于坐侧。’顾谓弟子曰：‘试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则正，满则覆。夫子喟然叹曰：‘呜呼！夫物恶有满而不覆哉？’”这种“欹器”，一般放置在人的座位右侧，用来提示、劝诫或者警醒人，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座右铭”的前身！孔子在鲁桓公之庙里见到它，可是大家不晓得它是个什么玩意。于是孔子以自己的博学来解释。但是他大概只是在书上读到，并没有见过，所以，他让弟子当场实验，来验证一下。于是给它加水。结果呢，不加水时是“欹”——歪斜不正，加满水时是“覆”——完全颠倒，加一半水，不多也不少，则“正”——端正居中！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诫人，假如腹里空空，人就茫然无知，歪斜不正；太骄傲自满，就容易倾覆灭亡；为人处世最好是端正居中，不偏不倚，不过分不极端！那就是要公正客观，谨守中庸之道！这个器物的制作，应当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但是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越来越多的人不认识它了，也就不知道该怎么用它。而孔子呢，不仅有“德性之知”，而且广闻博见，兼备“见闻之知”，所以，他能够详解这个“欹器”。《论语》说他“入太庙，每事问”，其实他是不懂就问、“不耻下问”，直到明白为止！他之所以被人称为“多能”，乃是因为有“道问学”的精神在，凡事都要弄个明白。何况儒者本来就是“知天文占侯”、号称“九能”的人。

道问学的重要性，不言自喻。儒家重视尊德性，但是从来也不轻忽道问学，不轻视专业技能。所以，中国古代无论是道德文章还是科技文化，都遥遥领先于世界。在儒家看来，道问学属于“治事”之学，研究事事物物，古人叫作“格物”。《大学》说“物格而后知至”，研究了事物，才可以得到“见闻之知”。孔子之外，荀子是比较重视“道问学”的一个典型！他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所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无所疑止之，则没世穷年不能偏也。”（《荀子·解蔽》）大凡是人，都有学习、认知或者研究外物的天资和能力；而任何事物，都是可以被人研究和认识的，因为它们都有“理”——规律在。用我们人类的认知能力，去探求可以被认知的事物之理，直到没有疑问为止，那么，人就永远不会被事物所蒙蔽！“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荀子·大略》）善于学习和钻研的人，会学习探究、穷尽事物之“理”，而不是现象。其实也就是今天的“物理”。善于“行”——实践的学者，一定会研究物理的难点、关键点是什么？这些其实就是今天所谓的科学精神！荀子为什么重视“道问学”呢？因为他要“养人欲”，就是满足人的物质欲望。他说：“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荀子·礼论》）不能让有限的物资把人的欲望给限制住，否则人们就无休止地相互争斗，也不能让物质生产仅仅服从于人的欲望，否则社会就会贫富分化、失去平衡，也会乱。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制定“礼”——即制度，使得物质生产和人的欲望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实际上科技发展的历史，正印证了荀子的说法。仔细想想，咱们中国几乎每个朝代都有不少的专业类的书籍面世，或农学，或医学，或天文地理，等等。为什么呢？“见闻之知”的发展，乃是不断总结前人成果，解决新的问题，满足人们新的需要（欲望）而向前发展的过程，正是“物”“欲”“两者相持而长”的表现！

大家都知道，两宋理学家，尤以邵雍、朱熹为代表，最重视格物。虽然在他们看来，天理、物理以及人心之理是同一个旨归，但是格物致知的精神，使得两宋科技相对昌明发达，也是不争的事实。明末的顾炎武，乃是乾嘉学派的祖师，他主张学者要“经世致用”，也是格物之学、见闻之知（但是，明清的八股文章和乾嘉学派，只是寻章摘句的章句之学，既不是完全的道问学，更不是高明的尊德性！）。所以，我们不能说中国古代不重视科技发展！

如此说来，尊德性是涵养人的人格格局，道问学是培养人的专业技能！那么，尊德性和道问学是什么关系呢？我们今天处于信息时代，知识爆炸，没有专业技能是万万不能生存的，专业都学不完，还需要尊德性吗？

首先，本质上来说，尊德性与道问学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儒家以为，“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所有的学问，无论是德性之知，还是见闻之知，也无论是什么专业的，终极的道理是一致的。举个例子来说，《资治通鉴》记载：

上（唐太宗）谓太子少师萧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问以民间疾苦，政事得失。

唐太宗为政，见事即明理。弓工之理，乃是专业的科技知识，属于“道问学”，唐太宗自认为是个中行家。可是他能够由此及彼，由小而大，不戚戚于一事，亦不废一事，见一弓而悟治道。他的志向是要做汉文帝、汉景帝那样的君主，心里始终惦记的是平治天下，这是他的“尊德性”，也是他的格局。所以，他看弓箭，既有弓箭之理，又有治国之道！两者合一，实际上就说明了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一致性。后来两宋的理学家从哲学的高度出发，认为天理、物理和人心之理，其实是一回事。朱熹要人“须是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格得事物之理，然后才知人理、天理，物理、人理、天理实际上是同一个理，就好比天上只有一个月亮，可是地上的江河湖泊、池塘水潦，处处都倒映着一轮明月，这就是所谓的“月印万川，理一分殊”。儒家认为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www.daowen.com)

其次，尊德性与道问学虽然是一体两面，但是，还是有主要和次要的区别。在儒家看来，尊德性是涵养人的“德”，道问学是培养人的“才”。前面我们讲过，“德者，才之帅，才者，德之资”，真正的人才，是德才兼备的人。德性之所以要“尊”，乃因它是人的统帅，而道问学是手段，是辅助。孟子所谓“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这个“大”，其实就是德性之大！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很显然，尊德性为主在先，道问学为次居后，甚至道问学乃是德行之余。可以说，尊德性乃是道问学的前提。《中庸》里有这么一段话：“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什么意思呢？“自诚”即是前文所讲的“正心诚意”，指人内心客观公正不自欺，是学者涵养其“德”的功夫，那就是尊德性。自诚才能“明”，有此德性者，自然就“明白四达”，以识问题清清楚楚，这就是“性”。“天命之谓性”，“性”是天然而成的，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率性之谓道”，遵循了这个规律就是遵循了儒家之道。“修道之谓教”，按照儒家之道去管理自己，就是“教”或者“学”。“自明”“自诚”，是“修道”的方式方法。诚与明相辅相成，一体两面。能够诚，则大头脑聪明；大头脑聪明，则为人一定自诚诚人。这就是“诚则明、明则诚”。放眼天下，只有“至诚”，也就是客观公正到极致的人，才能真正正确地认识和把握自己，明白自己的志向，自己之所长所短，明白自己是谁，在干什么、该干什么、怎么干。能够这样做的人，也才能理解和把握他人——甚至所有的人，乃至人类的发展方向。这其实就是家国天下的大情怀。有此情怀，才能穷尽天下万物之性，也就是研究、认识万物之理，其实就是指做专业的科学研究。能够穷尽万物之理，然后才能研究世界宇宙或者地球以外的东西。这是一种层层递进的说理，每一层都是下一层的前提。所以，尊德性乃是道问学的前提！《中庸》把它总结成一句话：“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那就是说，“诚”的目的是“成己”和“成物”。“成己”就是“仁”，是学者充实自己的德性之知；“成物”就是“知”，即智，是研究事物的见闻之知。成己然后才能够成物，即尊德性然后才能道问学。

第三，儒家讲中庸之道，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都是“学问”，那就不能做非此即彼的选择，更不能走极端，偏向一边而忽略另一边。假设只重尊德性而废道问学，人民端正而愚悫，虽然品行善良，但是愚昧无能。在个人会越来越贫穷，在国家则越来越落后！晚清近代的历史就是一个惨痛的例证！反之，假如只重视道问学，那么，科技也是一把双刃剑，可以为善亦可以为恶。从小的角度来说，譬如化学，有的人学成了药学家，有的人却成了毒品制造者。从大的角度说，近代的日本侵华史，便是一个典型的反面例证。无论怎么讲，两者都是不可偏废的！孔子对子夏说：“女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在这里，“儒”指文章之学，即专业的学问。所谓“君子儒”，就是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并行不偏的学者。所谓“小人儒”，则是偏执于道问学而轻忽尊德性的学者。

有人说，现在社会发展这么快，我们从幼儿园就抓孩子的“学习成绩”，那么多的东西要学，哪里顾得上这个？再说我们小老百姓一个，又不要成名成家，这个德性之知，又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既不能提高成绩，也不能变成钱！我们说，德性之知是涵养人的人格之美的，而人格是不能有起伏变化的，否则，岂不是跟变色龙一般，那还侈谈什么人格？所以，它的特点是射线样发展，只会越来越醇厚，相对比较恒定。因此，从教育的角度看，强调得越早越好。《礼记·曲礼上》说：“人生十年曰幼，学。”《孟子·梁惠王下》说：“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幼年时把人格基础打好了，长大就不会出大的方向性问题。而道问学的特点刚好相反，它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进步的，是不断地求新。可是今天的新技术已经不是日新月异可以形容了，你能让孩子全掌握吗？那怎么办？我想，还得从尊德性看。其一，人在未成年以前，血气志意未定，我们以尊德性为主，做人的骨架就建立了。其二，尊德性要自诚，那就是让人客观认识自己，不仅认识自己的志向，而且认识自己的爱好、兴趣，你的特长，你适合做什么，等等。一句话，看看自己是什么样的材料，这样你就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性判断与取舍。我们今天的学习，看上去是“见闻之知”，实际上多数人对自己所学既不擅长，亦无兴趣，只是一种无奈而已。

需要指出的是，咱们虽然是小老百姓，是小人物，但是，小人物就不能有大情怀吗？人的儒雅，本质上不是外在的容貌服饰之雅，而是德行气质之雅，是情怀之雅。自古以来的仁人志士，哪个不是从小人物变成大人物的？即如孔子，那也是从平凡学成不平凡的，是由凡入圣的。你安于小人物之“小”，眼睛里只有柴米油盐酱醋茶，不知“大”为何物，何以成其大？尊德性让你涵养人格，让你安其小而知其大，如“潜龙勿用”一般待机而动，恰恰是教你不要妄自菲薄！当一个人有家国情怀的时候，无论他是“肉食者”还是“匹夫匹妇”，便自有崇高的气度之美！

总之，尊德性是道问学的统帅，正如司马光所说的“德”与“才”的关系一般。周公是孔子的偶像。但是，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假如有人长得像周公一样帅，也有周公那样的学问与才干，但是德行不如周公之法，孔子说他连看都不要看！足见得他对尊德性的重视。而对于道问学，孔子重视的不是你懂得多少知识，考试能考多少，而是你能不能学以致用。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掌握的知识再多，死读书不会用，还不如不学。

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孟子·公孙丑下》），“名世者”就是大师，五百年出一两个就不错了。为什么呢？正是德性不足之故。古人说人生，三十年为一世，何世无才？有一技之长的学者多如牛毛，所谓“江山代有人才出”。尤其对于我们今天来说，科技畅明，专业之长变得越来越容易。可是，圣人、大师并不常见！儒雅的教育，正是要人既有德性之大，又有专业之长！其中出类拔萃者，方为大师！孔子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论语·宪问》）千里马之所以有千里之能，乃是其勇猛精进之德决定的。反之，假如没有此德，即使有那个体力，不愿积极前行，那就只能是一匹懒惰之马，而非千里马。学者同样如此。即使天分再好，聪明过人，假如“德之不修”，则起点低、格局小，也只是在有限的高度下讨生活而已。也许能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但最终仅仅是“匠”，而非“师”，更不要说“大师”了。反之，学有所长，且有家国情怀之高志，那就是“大匠”，有“大师”的根基了！明清时期有那么多寻章摘句的学问家，但是没有我们理想中的大师！我们现代有许多的学霸，也没有理想中的大师，乃是我们没有德性之大、情怀之大、格局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