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语·学而》里，有这样两段：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子夏乃是圣人之高弟，他的看法应该就是老夫子的看法。他说：“尊重贤德，见之一定改容恭敬；侍奉父母能够竭尽自己能力；服务国家能够牺牲生命在所不惜；跟他人交往能够言而有信。这四种人，即使没有接受什么教育，甚至大字不识，我也一定认为他有大学问，是个学者。”而孔子认为，一个人能够不注重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安逸，始终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并且言语谨慎得体，常常反省自己，发现自己的不足，便立即修正，以保证自己的言行符合一个君子的标准。这样的人，一定是一个“好学”的人，即喜欢学习的人。孔子所说的这三点，和子夏所讲的四点，都是关乎学者德行涵养的操行方面的，而不是具体的文化知识与技能。学习者的“德行”从“德性”涵养开始，所以“尊德性”才是学习的核心！只是子夏从学习者的外部行为讲，孔子从学习者的内心涵养讲而已。而本质上，子夏从礼的角度讲，孔子从仁的角度讲。礼以节人，仁以爱人，是儒家修身之本。如此，我们可以说，“尊德性”就是修身，就是教人做君子！那么，儒家为什么这么重视“尊德性”呢？

总体上来讲，儒家学说本质上是一种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学说。它认为，社会上多一个君子，则天下多一份太平，假设学习者都是君子，那一定会家国和谐，天下大治。所以，“尊德性”的根本目的，是从政治的角度，要人人做君子。这个前面讲过，不必多说。我们重点从个人的角度来讲。

尊德性首先不是尊别人的德性，而是尊学习者自己的德性。德性是人的内质精神，不仅是一个人的涵养表现，也是人的人格高度的标尺。这种人格高度，其实决定着人的格局大小，决定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一个人之所以是君子，不是因为他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专长，只是因为他有君子之德，德即人格！前面讲过，“德”是私德，只能自己涵养，自己珍视！学习者以自己的德性之美为重，进退出处、安身立命，始终重视自己的人格和操守，就是“尊”学者自己的德性！荀子称之为“德操”，他说：“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荀子·劝学》）君子学习的目的，就是“美其身”，人有德操才美！一个有德的君子，对于自己的德操，要经常“除其害者以持养之”（同上），不容有丝毫的玷污。这个德操，就是其内心的坚守，是他的人格，通俗地说，就是他做人的“标尺”或者价值观。这把“标尺”，威权不能颠覆它，暴力不能改变它，哪怕天下所有的力量也不能动摇它一丝一毫！有这种德操的人，荀子称为“成人”。自古及今，我们评价一个人，首先就看他的德操。所以，儒家的教育，核心就是教学者涵养自己的德操！在儒家的“四书”里，居首的是《大学》，朱熹最为重视。为什么呢？大学者，乃学问之最大、最高境界也。《大学》开章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个最高境界是什么呢？就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什么意思呢？“明”，光明美好，使学者之德美好；“亲”者，新也，使学者每天都是新的人，那就是每天都进步；“止”者，栖息也，“至善”即最美好、最完美的境界。也就是说，学问的最高境界，就是使学者之德不断进步，臻至完美！学者有此德性，遇事才“能定能应”。德性上有了这种坚守，面对任何事务或者局面，都能泰然从容，能够沉住气，不慌不乱冷静思考，就是“能定”。内心恒定了，才能正确应对事事物物，那就是“能应”。就是古人所说“每临大事有静气”！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成熟。人的成熟，本质上是自己德性的养成与恒定。

那么，我们该如何来“尊”自己的德性呢？对于我们每个个人来说，工作也罢，生活也罢，大多数时间都是平平淡淡的，关键点并不多。但是，在关键点上能够正确抉择的，也不多。为什么呢？就是德操不定！心里头一会儿这样想，一会儿那样想，总是找不到落脚点。结果大方向迷失，常常在事后感叹“当初要是怎么怎么就好了”。这种大方向的迷失，实际上就是“志向不定”，古人讲的“大头脑”不明！所以，尊德性对于一个人来说，最要紧处就是“立志”！《大学》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人的志向明确了，大头脑清楚，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这叫“知止”；然后才能内心恒定，排除那些干扰因素，这就是“静”；然后才能客观公正地面对问题，不因外界因素而改变其坚守，就是“安”；方向明确，内心不慌，自然知道该放弃什么，该争取什么，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这就是“虑”；人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最难的就是什么都想要，什么都不愿意舍弃，最终是“糊涂一时”，机遇随之而失，结果什么都得不到！哀叹“当初怎么那么笨呢”，这就是“虑而后能得”。其实，尊德性之所以称作“德性之知”，乃是因为有此德操，才有此智慧，才能最终“得”——到达理想的彼岸！所以，儒家在如何“尊德性”的问题上，特别强调“立志”！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孟子·告子上》）人的志向大，就不容易被琐碎利欲拖累。那就是说：志向有多高远，德操就有多醇厚，格局就有多广大！讲到这儿，引录朱熹的一段话给大家看看：

学者须以立志为本。……读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无着手处！只如而今，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做贵人而不要做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钱穆《朱子学提纲》）

大家看看，朱子是不是说到人的心底了，抓住人心的痛点了？到今天为止，多数学者是不是还患着这个病？轻裘肥马，锦衣玉食，当然是人之所愿。利禄财富本身并没有善恶雅俗之分，但是，志向止于利禄，不知财富之大用，人们称作“财迷”，人格即是铜臭；志向止于做官，不知为官之责任，人们呼作“官迷”。人格、视野被利禄、官位所遮挡，顿觉俗不可耐。今天人人都愿意做富家翁，可是没有人愿意做土豪。怎么样才能由俗入雅呢？荀子说：“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荀子·修身》）说假如你觉得自己的志向比较低下，比较“贪利”，但是你又不甘如此，那就用“高志”来抗衡，来变化自己！志向是人格高下的标志，培养人格，得从立志开始！所以朱子强调“学者须以立志为本”。我们常说“志当存高远”，就是这个道理。人的志向改变了，看问题和做事情的起点、眼光和格局就不同了，气质也就随之改变。所以说高志可以抗俗！荀子说：“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荀子·修身》）就是说，人假如有比较高的志向，即有高的德性，就会以“道义”为重，视无志者为“斗筲之人”（《论语·子路》），哪怕他们是富贵王公。这样的人，常自内省，珍视操守，所以能够以名利、权势、财物等身外之物为轻，能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活得自然洒脱。总之，儒家之“尊德性”，让人立志，就是培养人的人格！可以说，“立志”是“德性之知”的最紧要处，是核心。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人生是平凡的，只要平淡安稳地过日子就好，志向似乎也没有那么高远。那么，我们从另一个方面看“尊德性”。每个人，无论贫富凡圣，都一定有自己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往高说，是志向，往低处说，那是衡量自己行为的“标尺”。人生在世，总归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什么事情必须做，什么事情不能做，总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标准线。通俗点讲，就是底线。这个底线的特点，通常是就高不就低的。底线越高，德性就越敦厚醇美。换言之，人的德性越醇美，做人的底线就越高！其次，底线应该是恒定的，不能游移不定，否则，就等于是没有底线了！我们这几年反腐，许许多多的贪官检讨说：自己丧失了底线！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底线！他们所说的，本质上是指法律之线；而尊德性讲的是德操之线，是涵养，是价值观，是格局，是人的境界！法律不是境界，法律之线是没有高低区别的，不会因人而异；而德操之线，因人的涵养而有高低！一个人的生活是否能够平淡安稳，不是法律之线决定的，而是德操之线决定的！(www.daowen.com)

根据这个理解，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论语·学而》子夏所说的“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见到贤德之人，容色恭敬有礼；对待父母双亲，竭尽其力侍奉；与他人交往，诚实守信。这几个方面能够做好，就可以讲德性已立，即使“胸无大志”，那也不失为谦谦君子，做个朱子所说的“好人”。因此，我认为，这三点就是我们寻常人应该守的底线，就是儒家的“礼”！假如进一步，“事君能致其身”，或者“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有了报效国家的大志向，那就有了大师风范的根基了！这四个方面，既有平淡处，也有高远处，涵盖了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境界。有此德性，“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安身立命，进退自如！所以，子夏说：“吾必谓之学矣！”

这么说，儒家教育的尊德性，核心就是立志和定底线，目的在于涵养人的人格和品质。在儒家看来，人格之美乃是学者生命之中的第一要素，尤其是读书人，即所谓“士”的人格。士之所以是士，不在于他们读了多少书，掌握了多少专门技术知识，而在于他们的人格。一个人，假如只有具体的专业文化知识，不可以称为士，而是匠！而士不同，他们是民之精英、国之栋梁，民族发展的领头人。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梁惠王上》）说没有什么像样的产业，生活穷困，但是对国家之忠诚始终不变的，只有“士”能做到。而普通百姓，假如没有产业，生活都没有着落，当然难以恒心对国了。孔子的说法更好些：“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他不说普通民众的人格如何，因为芸芸众生，各有不同，没有办法统一要求。而士则不同，不以财富之多寡为荣为忧，而是“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美名不扬或者恶名在外，士即非士，所以，士珍重其名声。名声如何得来？取决于人的德行与人格！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士为什么任重而道远呢？一个读书人，以士自许，自其小者而言之，便要涵养、维护他的德行与人格，不容丝毫闪失，自其大者而言，乃是对家国承担不可推脱的永久责任！如此他便必须弘毅刚正，有人格之美！人格之美，首先是人格的独立，倘若没有独立人格，那岂不是人云亦云、没有底线的小人了？民国时期的大师级学者，他们倡导“人格之独立，学术之自由”，好不好呢，当然好了！可是一些人误以为这是他们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从西方引进的，咱们中国只有“忠”于皇权的奴仆，没有独立人格的知识阶层。这种极端的不自信，正是愚昧源于无知的表现！咱们儒家最重视士的人格培养了。孔子能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孟子·公孙丑上》），正是因他人格独立！儒家对于士的人格的表述，在《礼记·儒行》里有比较集中的记录。它通过孔子与鲁哀公的对话，把儒者的人格分为十六个方面，原文比较长，此处选与人格独立相关的部分讲一讲。

第一个讲“自立”。有两段关于自立的讲法：“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我理解所谓自立，其一指练好基本功，有为人处世的立足点，其二指保持人格的独立性。一个有德之士，应该是“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论语·宪问》）。“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不要担心自己出不了名、当不上官，应该担忧自己有没有本事和能力，有没有出名、当官的本钱！这个本钱就是“强学”“忠信”“力行”，就是自立。你有了本钱，就“待”，即等待政府来礼“聘”、礼“问”和礼“取”，而不是自己去“往求”。有德之士不会阿谀奉承、投机钻营，孔子也最瞧不起那种溜须拍马、削尖脑袋争权夺利的人，管这种人叫“佞者”。佞者正是没有独立人格的人。而政府呢，那得万分地尊重士，以礼相待，而不能以利或者力强取！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假如政府不能以礼相待，甚至用暴力手段胁迫士，那士则“不更其所”，决不妥协！

第二个“近人”。“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难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难畜也。非时不见，不亦难得乎？非义不合，不亦难畜乎？先劳而后禄，不亦易禄乎？其近人有如此者。”中国真正的士人，并不是不要金玉、土地等财富，但是决不把财富当作人生最宝贵的东西！在他们眼里，“德”（“忠信”“仁义”等）与“文”才是最宝贵的财富。“德”即人格，“文”即知识。士君子珍视自己的人格，所以君王之于士，虽然“易禄”——给他们优厚的俸禄很容易，但是俸禄再优厚也买不到他们的人格，这就是“难得”“难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生而为士，不是来捧君王的场的，更不是君王的玩物。他们人格独立，“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中庸》）“至死不变”，不会跟随君王的喜好而改变自己的观点和做法，不变自己的人格，不变初心，所以对于君王来说就“难得”。也许得到了，但是，只要君王“非义”，他们就“不合”“易退”，立即拂袖而去，绝不贪恋！“近人”即对待人，对待君王如此，对待其他人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个讲“特立”。“儒有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鸷虫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来者不豫；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习其谋。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知也；粗而翘之，又不急为也；不临深而为高，不加少而为多；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同弗与，异弗非也。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有个成语叫“特立独行”，即源于此，表示人的志向高洁，不随波逐流，这正是中国士人人格独立的写照。第一段材料是从认知的角度讲。你看他面对财富与强权，全然以“义”处之。义即真理，坚持真理，即使邪恶势力人多势众，或者以武力胁迫，哪怕面对死亡，士也永不改变。这与“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同一精神。“不程”就是不考量。在“义”面前，不考虑自己的力量是否足以抗争邪恶，只是勇猛精进！不存在犹豫与后悔，不顾及流言与蜚语。真理、人格，即是力量！第二段材料从行为的角度讲。“澡身而浴德”就是保持自己人格的高洁。面对君王，只是平静地表述自己该说的意见，然后静候君王决断。假如君王没有明白，那就稍稍“翘”他一下，就是启发一下，并不急功近利。任何事情都能够客观公正以待，并不夸张，更不四处张扬自己的能耐。国家太平，他不会放纵自己；国家紊乱，他也不沮丧哀叹。“同弗与”，就是跟别人意见相同，但是人家已经表述过了，自己就不参和，好像要抢功一样；跟别人意见不一致，也不去攻击人家的人格。

第四个讲“刚毅”。“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一个有人格的士人，人格高于生命！我们常说的“士可杀而不可辱”，即来源于此。儒者日常生活自持甚严，一言一行皆有规矩，可谓是宽以待人，严于律己。所以你很容易接近他，但是接近以后发现他其实棱角分明，这就是“刚毅”！这种刚毅的人格，使得他们有着强烈的自尊心与羞耻心。他们珍视自己的尊严，甚至超过自己的生命。所以，即使他犯有错误，你也不可以当众公开指责，只能委婉斯文地提出，更不能侮辱他的人格尊严。“文革”时期老舍等先生们何以自尽？那样公开批斗、羞辱知识分子，斯文扫地，尊严丧失，生命的意义亦即丧失！这本质上是传统儒者刚毅人格的延续和表现。在儒家看来，“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羞耻心乃是人的底线，假如社会全然无耻，那么奸邪之徒必然充斥天下，忠义之心零落无余，国家必然灭亡！所以孟子最看重士人的羞耻心。他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人最大的耻辱，就是没有羞耻心！反过来，有羞耻心者，人格即刚毅勇猛，所以《中庸》说“知耻近乎勇”！

也许有人会说，听上去的确是的，但是也可能只是说说而已，在集权体制下，读书人真的有这样的人格之美吗？可以这样说，从东汉的李固、李鹰到明朝的方孝孺，历史上著名的例子不知凡几。方孝孺被明成祖“诛十族”。可是人只有九族，那第十族是什么呢？是他的学生！而且当时有很多不是他学生的人，也自愿投名要求“被诛”！大家想想，那是什么人格？我再举一个不出名的例子来说明它的普遍性。据《资治通鉴》记载，在唐玄宗初年，“皇后妹夫尚衣奉御长孙昕以细故与御史大夫李杰不协。……昕与其妹夫杨仙玉于里巷伺杰而殴之。杰上表自诉曰：“发肤见毁，虽则痛身，冠冕被陵，诚为辱国。”上大怒，命于朝堂杖杀，以谢百僚。仍以敕书慰杰曰：“听等朕之密戚，不能训导，使陵犯衣冠，虽置以极刑，未足谢罪。卿宜以刚肠疾恶，勿以凶人介意”。皇帝的妹夫跟文人出身的御史大夫李杰有点小矛盾，找自己的妹夫把人家打了一顿。这个事有多大呢？放在今天，依法也不过是治安处罚，依权就不是个事了。“衣冠”或者“冠冕”，是对士大夫的尊称。李杰认为这不仅是打了我个人的身体，更是“冠冕被陵，诚为辱国”，乃是对士大夫的人格、对国格的侮辱！那是不能容忍的。作为政治家的唐玄宗认为，士大夫作为知识分子，作为国之栋梁，他的人格不仅代表他自己，也代表了国家，命人乱棒打死他的妹夫，而且还以书面的形式向李杰道歉。一个人，即使他的权势再大，若他没有这种人格，那就不配称作文人士大夫！换言之，士人的人格不是权势和金钱可以换来的。《资治通鉴》载：南朝萧齐时候，“侍中江敩为都官尚书。中书舍人纪僧真得幸于上，容表有士风，请于上曰：‘臣……阶荣至此……即时无复所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敩、谢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斅，登榻坐定，斅顾命左右曰：‘移吾床远客！’僧真丧气而退，告上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这个纪僧真，得到齐武帝的宠幸，觉得自己官已经够大了，没有别的什么需求，就特别想做个士大夫。可是皇帝告诉他，这个不是皇上所能决定的，你自己去求求士林领袖江敩。于是他奉皇命去拜访江敩。结果到了江府，江敩命令自己的家人说，把我的椅子搬到离客人（纪僧真）远点的地方！言下之意，不要辱没了我的人格！僧真垂头丧气地跟皇上说：“原来士大夫真的不是皇上所能任命的。”古代文人的崖岸高俊，人格独立，至今令人神往！

尊德性是塑造自己的人格之美，必须得自己学习和塑造，立志或者守底线，都是自己亲力亲为的事情。那么，是不是只要立志就可以了呢？当然不是，立志只是第一步。“德性”要在行为上磨砺，在事上磨砺，才能成为真正的“德行”。俗话说“事非经过不知难”，德行的砥砺是艰难曲折，甚至是痛苦的。孟子有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跟士人喜欢梅花的道理一样，不经霜与雪，那得香与洁？我想，不用多讲，志向恒定以后，更需日用行常的锤炼，才有真正的德性之知！

每个人都有其人格，但是未必如此之美。为什么呢？人格之美决定了人看问题、做事情的起点。起点只是自己，人格即是利益，价值观即以自我为中心。起点仅是家庭，格局也就限于一室之内。起点是科学、文学，就觉得那是人世间最有价值的事情。起点是天下国家、人民百姓，所有的作为与价值取向，自然以此为皈依，那就是家国情怀，正是儒家所谓的“德性之知”的“至善”境界，乃是学问的最大、最要紧处。一个学者有德性之大，然后才有人格之美，我们才觉得他有魅力，才称之为“大师”。所以我说，德性之大、人格之美，决定一个人的价值观、世家观和人生观，决定人的境界与格局。现在回头看看被我们奉为“大师”的那些前辈学者，比他们学问大的学者多得是，但是并非都被奉为“大师”。大师之“大”，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学问高，而是因为他们的德行大！但是，是不是只要有此“大德”就都可以称为大师呢？很显然不是，人世间没有“愚昧无知”的“大师”。晚清的屈辱史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惨痛的教训。洋务运动的时候，大学士倭仁反对“西学”，说中国“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足可以御外敌，结果并没有抵挡住列强的“坚船利炮”。这正是明清理学家的浅陋处！他们忘却了原始儒家在“尊德性”之后，还提出“道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