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孟子。在孟子看来，人性之善，是与生俱来的。在《孟子·告子上》里，有孟子和他的弟子告子、公都子的两段对话：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

孟子曰：“……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www.daowen.com)

告子的观点是说没有善恶之分，人性就像池塘里的水一样，在东边开个口子，水就向东流，在西边开口就向西流，向东流或者向西流都是人性的体现。可是孟子说，水的本性不是向东还是向西，而是由高到低、从上到下。人性之善，就跟水从高处流向低处一样，是必然的。而我们发现的人不善的一面，乃是人为的因素造成的。就好比水一样，本来是从高处流向低处，可是，你拍打一下，它就向上，甚至高过你的头顶；你逆势激荡，甚至可以让它流到山顶上。而针对公都子的疑问，孟子进一步解释说，人之所以做恶，并不是“才”——也就是人性的罪过。人性之善，乃是“我固有之”，是我们人本来就有的，“非由外铄我也”，而不是外力强加于人的。并且，他解释了“善”的内涵，就是“仁义礼智”，也就是所谓“不忍人之心”。他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就是说，每个人的本性都有“善根”，假如有一个人，突然发现一个小孩子马上要掉到井里去了，他的内心就自然会“怵惕恻隐”，焦急、担心、同情，去救他。这个时候，他并不是为了让孩子的父母报答他的恩德，也不是为了让邻里乡党给他多高的美誉，更不是因为不喜欢听小孩子大哭大喊的救命声才这样。那为什么呢？就是人的本性使然。而这个人，也许是所谓的“善人”，也许是所谓的“恶人”。所以孟子说人性本善。但是，孟子的观点，却忽视了一个前提，那就是人的基本欲望。虽然他说过“食色，性也”，但是并没有充分论述，所以，常常被其他学派或者学者讥刺。荀子说孟子是“沟犹瞀儒”，也就是像愚昧无知的瞎子一样的儒者。

那么，荀子的“人性恶”又如何呢？《荀子·性恶》开篇这么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人性之所以是恶的，是因为人与生俱来是“好利”“疾恶”和有“耳目声色之欲”的，这才是人的本性。而且这些欲望无穷无尽，假如“顺是”——放任自流，人们就会“无所不用其极”，就会肆无忌惮，社会必然暴戾不安。想一想，每个人在利欲面前是个什么形象，就觉得荀子说得极有道理。

既然如此，为什么人还是有“善”的表现呢？在荀子看来，人们“善”的一面是“伪”的。什么是“伪”？并不是伪装、虚伪之意，而是人为的意思。也就是说，人善的一面是人们掩盖或者克制了自己“恶”的一面以后的表现。人为什么会克制自己“恶”的一面呢？荀子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政府“明礼义以化之”，即人们受到“礼义之道”的教育而产生了变化。他很重视学习，认为教化可以使人知道“辞让”，明白是非，日积月累，促成人性的涵养和气质变化，从而改变人性。《荀子》一书以“劝学”开篇，就是这个原因。另一个呢？是因为政府“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人之所以没有表露“恶”，乃是政府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予以禁止，所以不敢做“恶”。所以荀子的思想，其实是隆礼重法，“礼”“法”并重，吸收了早期法家的思想。因此我们看到荀子最著名的两大弟子韩非、李斯，都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总之，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人们各种各样的欲望或者本性之恶，被人为地改变或者克制，于是表现出“善”。

孟子、荀子是儒家在战国时期的两大代表人物，他们在人性的观点上截然相反。那么，儒家的人性观究竟如何？可以这样说，孟子没有重视人的欲望，所以说人性善，荀子只看到人的欲望，所以说人性恶。看上去都言之有理，其实，都是静态地看人性，所以失之偏颇。虽然孔子不怎么讨论人性，但是不等于孔子就不重视人性，更不是他不懂得人性。孟、荀二位都以孔子为“宗”，那就还得从孔子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