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理论的可行性究竟如何呢？需要举例证明。中国历史那么长，朝代那么多，有不少的盛世局面，基本都是以儒家学说为理论指导，该选哪一个呢？就选大明王朝吧。它在元朝的废墟上建立，“自有史以来，以元代最无制度”。（孟森《明史讲义》）元代岂止无制度，既不传承两宋国体，又不能善待文人，所以更是无道统、无典籍、无贤能，等同于“三无”产品。朱元璋建立明朝，一切的治国方略、制度典籍，都得要重新创立，这就比较典型，所以就以明太祖为例。

首先看明太祖“民为本”的治国思路。清人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载：“刘（基）曰：‘生民之道，在于宽仁。’上曰：‘不施实惠，而概言宽仁，亦无益耳。以朕观之，宽仁必当阜民之财，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无以遂其生。’”朱元璋和刘伯温讨论治国方略，他的意思非常明确，民生不仅是第一，而且不能是空话，必须让百姓得到实惠，真正富裕起来，同时政府还得节约，然后就是“教化”。这就是所讲的“民为本，教为先”。那他这样说了，做得又如何呢？《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载：“命工部遣官往广东买牛，给中原屯种之民。命有司考课，必有学校农桑之绩，违者降罚。”国家组织力量去给百姓买耕牛，对官员的政绩考查，最主要的是学校和农业两项。这可就落在实处了。《明史·食货志》里关于明太祖蠲免百姓赋税的记录非常多。比如“苏州府崇明县水，诏以所报恐未尽，令悉免之”，地方报灾，不予驳查，反恐漏报瞒报，下令全部免掉赋税。再如：“户部言：‘天下税课，视旧有亏，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为定额。’上曰：‘商税多寡，岁有不同，限以定额，岂不病民？’不许。”（孟森《明史讲义》）不怕国库收入少，唯恐对人民百姓造成不便。不要国富民穷，只要藏富于民。虽然说这些不是制度性的安排，可是，朱元璋把治国叫作“养民”，亦足见他的民本思想。他说：“夫善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孟森《明史讲义》）

说到制度，那当然有安排，而且这个安排同样注重切实可行。第一，收赋税必须依据人民的财产状况。实际就是建立“大数据”。他在南京的玄武湖，建立了专门存放这些数据的仓库，并且定期修编。这个数据就是以土地为中心的鱼鳞图册和以户口为中心的赋役黄册。为什么叫鱼鳞图册呢？因为他派人丈量全国土地，不仅记录每块地的位置、疆界、主人、特点等情况，而且画有土地的地图形状，像鱼鳞一样。鱼鳞图册是征税的依据。“黄册”是因为封面用代表皇权的黄纸装帧，以示重视。赋役黄册是征发赋役的依据。孟森先生评价说：“此即科学之行于民政也。”第二，税率极低。这个有明文记载，官田每亩五升多，大概十公斤左右，私田更少。当然还要看土地的情况，各地有所不同。

政策不仅切实可行，而且制定的出发点就是“便民”，就是“以民为本”。比如经济上有个政策叫“开中之法”。国家在边境地区屯兵，军队自己的“军屯”种粮不足供应，需要征发百姓徭役，来运输一定的粮食，这样一来不便于民，二来成本太高，于是制定这个办法，让盐商到指定边境纳粮，换取贩卖食盐的“盐引”——有价的合法贩盐的凭证。同时，盐价不变。商人呢，就只好在边境地区雇佣劳工专门种田，以拿到盐引。这就是“开中法”。这个办法一举多得，利国、利兵、利民。国家省了不少事，百姓少了徭役之苦，士兵粮食问题解决了，商人呢，本来要用银子买盐引，现在改成纳粮换取，也不吃亏，而且还不影响盐价，也就不会影响百姓生活。这样的办法，如果没有“民本”的想法，怎么能够如此细致、如此可行呢？这个制度可谓是良法美意了。可是到底还是坏在“人”的手上。明孝宗弘治年间，两淮人叶淇做户部尚书，《明史》对其总体评价还不错，只是“惟变开中之制，令淮商以银代粟，盐课骤增至百万，悉输之运司，边储由此萧然矣”。他为什么用收钱代替纳粮呢？因为两淮盐商与他同乡同土，所以他便以乡情坏国法，方便了他的乡亲——盐商，可是坏了国家制度。这个叶淇也算是前面所说的“乡愿”之类的人物。

朱元璋怎么就知道人民百姓需要什么，关注什么呢？《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记载：“诏天下臣民言事，得实封直达御前。”普通百姓可以直接写信给皇上，而且是“实封”，就是不需要有关部门先检查，直接到皇上书案上。真可谓是“心系百姓”了。

其实，依孟森先生看来，明太祖的制度创新，是比较全面的，比如政治殿阁大学士、军事上的卫兵制等等。尤其是这个“殿阁大学士”的设立，到明中后期发展成为“内阁”，其实已经接近近代了。

其次，看明朝的“教为先，法为辅”。《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记载：“上谕中书省臣曰：‘朕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可是教化的目的是什么呢？“谕曰：‘致治在于善俗，善俗在于教化。教化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教化废，虽中材或坠为小人。’”这是明太祖对即将到各地做教师的国子生的

讲话，意思是，想要达到“治”——天下太平，就是“和”——的目的，就必须建立良风美俗；想要良风美俗，就必须教育为先。如果教育兴起，偏僻之地的小百姓，也会变成进退有据、守礼有节的君子。相反，如果教育荒废，本来可以做君子的人，也会变成小人。那就会“乱”。他希望社会上的君子越来越多，小人越来越少，正是前面讲的儒家理念。在明朝，取得秀才以上功名的读书人，是没有徭役赋税和兵役负担的，而且，可以不跪拜县令这样的父母官，假如犯法，要先“革去功名”，才可以上枷锁。总之，给读书人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尊严，目的在于引导社会读书向善。一个社会，不能只惩恶而不扬善，所谓扬善，就是教化！

在教为先的实践中，朱元璋的要求可不是考试分数，不是文采飞扬。《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上与詹同论文章。上曰：‘古人为文章，以明道德，通世务。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近世文士，立辞虽艰深，而义实浅近。……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朱元璋觉得原始儒家的学说，不是纯理论，而是“明白易知”，是为了安定天下。他就是要“学以致用”，反对“本本主义”，不要考试机器一样的书呆子，而是要懂道理、能办事的真人才。这是“教为先”的真谛。看一段材料：“（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岢岚州学正吴从全、山阴教谕张恒给由至京师，上问民间疾苦。皆对曰：‘职在课士，民事无所与。’帝怒曰：‘宋胡瑷为苏湖教授，其教兼经义治事；汉贾谊、董仲舒皆起田里，敷陈时务……今既集朝堂，朕亲询问，俱无以对，志圣贤之道者固如是乎？’命窜之远方，榜示天下学校以为鉴戒。”（孟森《明史讲义》）这两个官员，学正大约是教育局长，教谕相当于校长。因为这两个官员说他们只管教书，不管民事，也就是只管学生成绩，不管治国安邦，明太祖大怒，举例说儒家本来就是治国的学问，教育本来就是为国培养治国之人才的。明太祖把这两个兢兢业业的应试教育工作者“窜之远方”，就是贬到偏远之地，并且张榜公布于全国每个学校，以警告那些只搞应试教育的官员。还不止如此，他认为“教为先”首先要改变官员的气质，然后官员才能给下属和百姓做表率，人民才能化而为善。“太祖谓中书省臣曰：“马虽至驽，策励可以致远；木虽至朴，绳削可以致用；人虽至愚，勉教可以成材。故圣人之教无弃人；君子之化无鄙俗。今之为吏犯法者多，若得贤官长以表率之，岂有不化而为善者。自今台省六部官，遇有暇时，集属吏，或教以经史，或讲以时务，以变其气质。年终考之，视其率教与否，则可以知其贤不肖矣。”（《皇明典故纪闻》）明太祖要求中央官员在闲暇之时，学习儒经、历史，或者时事政治与事务，并且年终要考察他们是否“率教”——就是有没有按照所学所讲去做，足见他对“教为先”的认知之深与做法之细。

在“法为辅”一面，首先他的立法意图很明确。他说：“大抵设官为民，非以病民。”（《明史纪事本末》）他志在养民、安民，所以追求制定“良法”。他认为法律条文必须简单明了，人们容易明白，必须“当”——即合适、正当有理，符合人心，这样人民能够理解，愿意遵守。所以他亲自参与法律的制定，“务求适中”。据《皇明典故纪闻》卷一记载：“太祖初命中书省定律令，谕之曰：‘立法贵在简当，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晓。若条绪烦多，或一事而两端，可轻可重，使奸贪之吏，得以夤缘为奸，则所以禁残暴者，反以贼良善，非良法也。务求适中，以去烦弊。’故当时所定刑名条目，皆与臣下面议斟酌。”在执法上，他主张法律好比药物，目的是救人的，而不是制裁人或者杀人的，所以执法要以宽厚为本。《皇明典故纪闻》卷一记载：

太祖为吴王时，命按察司佥事分巡郡县录囚。左右或言：“去年释罪囚，今年又从末减，用法太宽则人不惧法，法纵弛无以为治。”上曰：“用法如用药，药本以济人，不以毙人。服之或误，必致戕生。法本以卫人，不以杀人。用之太过，则必致伤物。百姓自兵乱以来，初离创残，今归于我，正当抚绥之。况其间有一时误犯者，宁可尽法乎？大抵治狱以宽厚为本，少失宽厚则流入苛刻矣。所谓治新国用轻典，刑得其当则民自无冤抑。若执而不通，非合时宜也。

尤其是在法律的普及与宣传上，明太祖有比较独到的做法。(www.daowen.com)

太祖尝谓大理寺卿周祯曰：“律令之设，所以使人不犯法。田野之民岂能悉晓其意？有误犯者，赦之则废法，尽法则无民。尔等所定律令，除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之外，凡民间所行事宜，类聚成编，直解其义，颁之郡县，使民家喻户晓。”祯等乃为《律令直解》以进。太祖览之，喜曰：“前代所行《通制条格》之书，非不繁密，但资官吏弄法，民间知者绝少，是聋瞽天下之民，使之不觉犯法也。今吾以《律令直解》颁行，人人通晓，则犯法者自少矣。”（《皇明典故纪闻》）

实际上他要求大理寺——相当于最高法院——编纂一部叫《律令直解》的普法教材，等于是民间常用法律汇编，内容上要求逐条解释清楚，不仅使得百姓知法守法，而且使官员无法愚弄百姓，社会风气、官场风气自然也就好转。不仅如此，他还应当时的监察御史要求，“命府州县长吏月朔会民读法”（《明史纪事本末》）。县级政府的“大秘书”每个月都要定期给人民讲读礼和法，是不是很独特啊！我们现在也没有完全做到。可是仅仅讲读也未必起作用。于是，他又有跟进的办法。明初，法律除《大明律》之外，编定《大诰三编》：“书成，颁之学宫以课士，里置塾师教之。狱囚有能读《大诰》者，罪减等。一时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明史讲义》）《大诰》是对十种罪状极重的处罚，朱元璋用来弥补法律之不足。虽然其内容强调“重刑”，未必就利民，且只在洪武年间实施，但看他的做法，不仅学校要教授给学生，而且乡村的私塾先生也要教给普通百姓。监狱的罪犯能掌握，就会减刑，这就是对“礼法”的普及，目的在于让人民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于是人人有了安身立命之处。

“教为先，法为辅”，在明太祖时候，就是引导普通百姓去做守礼的君子，做不了君子，就做一个守法的小人。如果不守法，那就只有被惩戒这条不归路了。

最后，看明太祖的“选贤能”。

提起明朝选拔人才的制度，大多数人想到的是“八股取士”。这个制度确实是朱元璋时候制定和实施的，可是，他是时停时用。为什么呢？先看他的人才标准。他说：“百姓安否在守令，守令之贤以才德，有才则可以应变集事，有德则足以善治。”（《皇明典故纪闻》）“应变”是指能够应对具体事务的本领，会办事就是“才”；“善治”是指让人民安居乐业，这是治国的根本，这需要官员有公而忘私、为官一方、造福一方、安定一方的操行，是人才的“德”决定的。那就是要德才兼备。但是这种人才实在太少，朱元璋也明白，所以他说：“自古忠贤之士大概有三：辅国安邦，孜孜图治，从容委曲，劝君为善，君虽未听，言必再三。人君感悟而听用之，则朝廷尊安，庶务咸理。至于进用贤能，使野无遗逸，黜退邪佞，处置当法，而人不敢怨。此上等之贤也。博习古人之言，深知已成之事，其心虽忠于辅国，而胸中无机变之才，是古非今，胶柱鼓瑟，而强人君以难行之事。然观其本情忠鲠，亦可谓端人正士矣。屡遭斥辱，其志不怠，此亦忠于为国，乃中等之贤也。又有经史之学虽无不通，然泥于古人之陈迹，不识经济之权衡，胸中混然不能辨别，每扬言高论，以为进谏，竟不知何者宜先，何者宜后，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凡其谋事，自以为当而实不切于用，人君听之则以之自高，不听则谓不能行其言，既无益于国家，徒使人君有拒谏之名。然其心亦无他，不识时达变耳。此下等之贤也。予今论此三者，有识者自见耳。”（《皇明典故纪闻》）他把人才分为三等：上等乃是德才兼备；次等乃是“循吏”，持守中正，虽然比较死板，但是忠国爱民，不变儒者本色；下等是德行也不错，但是只有死板的经史知识，考试、文章不错，就是不会办事。第三种人，看上去迂腐至极，几乎没有什么才能，在今天看可能都不是人才，可是朱元璋认为，与那些只有才能而没有德行的人相比，他们还是人才。这三种人才都是以德为本来做的判断，可见，朱元璋的人才标准，就是“德为才之帅，才为德之资”的儒家观念。

选贤能的标准有了，可是，明初承元之弊，百废待举，制度不全，只好依赖相关部门的考察和推举。《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云：“令有司每岁举贤才及武勇谋略、通晓天文之士。……得贤者赏，滥举及蔽贤者罚。至是，乃下令设文武二科。其应文举者，察之言行以观其德，考之经术以观其业，试之书算以观其能，策之经史、时务以观其政事。……俱求实效，不尚虚文。”朱元璋选拔人才的标准是“德”“业”“能”“政事”。政事是考察儒经、历史和时事政治的处理能力的。总要求是不要那些只会写文章，不会办事的人。选拔的方法是“岁举”，每年推举。推举上来的果然是人才则赏，滥举舞弊则追究责任，而且几乎是“连坐”，终身追责。虽然如此，滥举的现象不免发生，没有制度，又急需人才，情急之下，明太祖显示出了他的胸襟和气魄：大胆启用年轻的学生！

“洪武十六年九月，命给事中及国子生、各卫舍人分行天下，清理军籍。”“洪武二十年定天下鱼鳞图册”“均遣国子监生而不遣官吏”（孟森《明史讲义》）。想一想，清查土地、军籍，可谓是军国之大事，而明太祖不用老成之官员，而用年轻的学生，用意何在呢？一方面应该是人才不足；另一方面呢，明初立国未久，国家自有一种新气象，青年大多血气方刚，有慷慨赴国的志向，而无利欲熏心之贪婪，德行上比较积极向上，正符合太祖的用人标准。但是，举荐毕竟没有客观标准，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乎有了“八股取士”的制度。

明朝在1368年建立，“八股取士”到1371年就被停止了，而且停了十年之久。《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说：“（洪武六年），诏暂罢科举……曰：‘朕设科举，求天下贤才以资任用。……朕以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文应之，甚非所以称朕意也。其暂罢天下科举。有司察举贤才，必以德行为本，文艺次之。’”这个科举制度，本来就是选拔官员的，结果变成了应试教育，选拔的官员个个文章写得花团锦簇，可是应对政务腹中空空。于是乎朱元璋罢停了科举。他的人才标准是“德行为本”。这是不是跟前述儒家学说一致呢？他很无奈，又没有办法创立一种更好的制度，所以，十年后又被迫恢复了这种科举制度，但是，始终还是保留了察举的办法。他的这种反反复复，实际上就足以证明他对选贤能的重视程度。

其实，科举制度并不是完全不好，西方人最羡慕我们这个制度了，伏尔泰对它评价甚高。钱穆先生说我们中国自古就是“平民政府”，依据就是这个制度，因为它赋予了平民子弟参政的机会。那为什么近代诟病不已呢？关键是考试的内容和方式过于死板，没有“因时而变”。时代在走向近代化，恰好我们大清国闭关。假设科举增加科技的科目，大概又不一样了。可惜历史是不能够假设的。今天全世界选拔公务员还是用这个办法，甚至有人称之为“第五大发明”。

在明太祖时候，选拔的人才，大多还是很有气节的，实际上反映了人才的德行之美。明廷对于文武大臣，有一种近似侮辱的“廷杖”制度，就是当众打大臣的板子。但是，有气节的读书人，并不以为羞耻，反而认为荣耀无比。为什么呢？读书人维护的是儒家的价值观念，儒家的大礼，为此牺牲生命亦在所不惜，何况挨板子呢？这正是中国士人应有的大气象！比如陕西人王朴，是专管监察的官员。史书记载：“性鲠直，数与帝辩是非，不肯屈。一日，遇事争之强。帝怒，命戮之。及市，召还，谕之曰：‘汝其改乎？’朴对曰：‘陛下不以臣为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无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愿速死耳。’帝大怒，趣命行刑。过史馆，大呼曰：‘学士刘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杀无罪御史朴也！’竟戮死。（孟森《明史讲义》）王朴跟皇帝争辩是非而不屈服，到了刑场被拉回来，还是刚正不屈，最后还要史官记录皇帝的过失。这样的人，德行如何，大概要愧煞人世间多少削尖了脑袋要升迁的官员。明初如此者甚多，比如方克勤和他的儿子方孝孺，父亲敢跟大将常遇春争，儿子方孝孺作为“士林领袖”，跟明成祖朱棣抗衡，且不惧“诛十族”。倒不是说跟帝王、权贵抗衡争斗就一定是对的，但是，他们绝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抗争，这种气节和胸襟，的确是国家和民族的脊梁！

总之，朱元璋大体上按照儒家学说治理国家。虽然他杀人无数，但是主要是对官员严厉，对百姓还是“民为本”的。他在位三十多年间，国家总体上积极向上，百姓各乐其居，亦各安其业。国家有礼法，人民守礼法，社会有序而太平，呈现出一种“和”的气象，这就是一种儒雅的社会秩序。这就足以证明，儒家的理念和价值观，是人类的一大笔财富，绝不是可以弃之如敝屦的历史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