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把选官制度叫作“选举”，而且非常重视。唐朝有个宰相出身的历史学家杜佑，他著了专门介绍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典》。该书的宗旨就是讲治国的制度建设，而且按照重要性排序。第一部分是“食货”，就是讲经济民生，实际就是“民为本”的意思。第二、三部分是“选举”和“职官”。古人“因任而设官，循名而责实”（《韩非子·定法》），根据管理任务的实际需要，设置官职，确定权责，然后选拔合适的人。实际就是把制度和人有机地结合起来。所以，这两个是仅次于“民生”的最重要制度。什么是选举呢？选和举是不同的，所谓“选”，是指上级对人才的选拔，是自上而下的。如何选呢？先教化，后选拔！《周官·地官司徒》记载：“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三物”就是“六德”“六行”“六艺”，共十八条，政府用它们来教导人民，然后选拔官员。教化的关注点是“德行”。怎么选呢？一般在举行“乡射礼”的时候选。“乡”是行政单位，“射礼”表面是以射箭为主的礼仪，实际上是选拔人才的方式。所以一般在“庠”——学校举行，而且由乡之德高望重者主持，地方官员参加。《礼记·王制》记载：“命乡……耆老皆朝于庠……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那些待选的人才被称为“秀士”，经过大家讨论选出的优秀者，称作“选士”。把“选士”推荐给掌管选拔官员的司徒，司徒再选拔其中优秀的人——“俊士”，送入国家学校学习，这就是“造士”，就是培养官员。这些被选拔上的人，可以免除一定的劳役赋税负担。“乡射礼”不仅选拔官员，还要考察那些不守礼法的“士”有没有改悔或长进。《礼记·王制》接着说：“大司徒帅国之俊士与执事焉。不变，命国之右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左，命国之左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右，如初礼。不变，移之郊，如初礼。不变，移之遂，如初礼。不变，屏之远方，终身不齿。”大司徒与乡长老把那些“不帅教者”，即不称职或者不守礼法的“士”，贬到城外较远的“郊”，还不行，再贬到更远的“遂”，直至彻底驱逐，身败名裂为止。这个“选”的方法是自上而下的，但是它只在“士”的阶层进行选拔。再者，西周时“学在官府”，只有“士”才可以接受教育，普通平民是不能的。因此选拔的范围很有限。到了孔子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就是“兴办私学”。他这个“私学”，实行“有教无类”，就是无差别的教育，使得平民子弟可以接受教育。孔子的教学内容和《周官》是一致的，所以，他所谓的“学”，不仅仅是知识、技术的积累，更主要是指人的“德行”。比如他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就是说，古代的学，是为了自己的德行美好，今天的学，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本事比别人强！而且他主张“学而优则仕”，“仕”就是当官，就是无论你的身份贵贱高低，只要你“学而优”，就可以为官。这使得平民可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是十分了不起的创举。但是这个“选”，并没有具体的量化标准，难以保证公平！

那么，什么是“举”呢？《论语·子路》记载：“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仲弓给季氏做总管，请教孔子如何行政。孔子说了三点：任何事都按“有司”——也就是政府的法规办；要允许属下犯小错误；要推举提拔贤才。仲弓就问，怎么才能知道谁是贤才呢？孔子说，你只推举你自己所了解的人才就行了，你不了解的，自然有其他人了解和推举。所以，所谓“举”，是下级给上级的推荐，是自下而上的。但是，“举”的标准是举荐人的主观判断，所以，更难以保证公平。秦朝时主张“以吏为师”“一任于法”，只讲法律制度，不主张学校、德行之类，所以也没有形成选拔人才的机制。到了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主张，选举开始走上制度化的道路。董仲舒说：“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汉书·董仲舒传》）也就是说，想要选贤能而不培养人才，是不可能的。而培养人才最重要的就是设立“太学”，也就是学校。学校呢，首先要有“明师”，而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名师”。也就是道德、学问两者兼美的老师，不是只会课堂教学、提高分数的老师。同时，把考察与推举结合起来，形成两汉的察举制。“举”是要求官职在二千石以上或者郡守以上的官员，定期向国家推荐人才。《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太常是中央政府的九卿之首，主管祭祀、礼仪及教育的最高首长。“择”就是选择、选拔，什么人可以被选呢？“民”，什么“民”？十八岁以上、礼仪端正的人，即是德行好的人。选为“博士弟子”，其实就是“太学生”。地方上，各基层官员给郡守——二千石（相当于省部级）推举人才。什么样的人才呢？“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很明显都是德行光美的人。然后二千石考察，觉得符合条件，而后上报太常，经批准后进入“太学”。学习一年后考试，这就是“辄试”“数考问”，即多次或者多方面考察。德行在其入学前已经考察过，那么，其在“太学”学了“五经”，国家考其掌握得如何，假如是只有德行而没有能力，考不及格，就是“下材”，那就罢免回家。能够胜任什么官职，那要“对策”——回答治国方面的具体问题，实际就是上级选拔。董仲舒就是通过“对策”被选拔的。下举上选，就是“选举”！这个办法，有了考试作为具体标准，而且以德为先，以才为辅，不失古意。但是到东汉时，这个“选举”变了味，更多是依赖人的主观判断，所以常常会因为利益而“滥选”“滥举”，最终形成所谓的“门阀士族”，失去“选举”的真谛。同时，不少人专心研究“五经”，不知时务，往往有德、有知识而无才能。所以，曹操提出“唯才是举”，只看才能，不论德行，结果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到了隋唐，创立了科举制度，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真正制度化。但是，它是选而不举，所以对德行的考察缺失了。同时，考出来的也未必一定是真的“贤良”人才。到明清演变为“八股取士”，其目的恰如“焚书”“坑儒”一般，在于控制思想，而非选拔人才，所以培养的大多是死读书的书呆子，而不是德才兼备的真人才。其实，任何时代从来都不缺乏真正的人才，而是缺乏发现人才、选拔人才的有效办法，因此说选拔人才是个政治难题，这就需要“可以义起”的创新。有人说，西方的民主选举不是很好吗？其实那是举而不选，也不能真正选拔人才！总之，凡制度一定是有漏洞的，所以创新是无止境的。但是，制度创新是一种顶层设计，每个人都可以而且只能提出建议，绝不是所有的官员无论大小都可以去尝试或者摸索的，否则就容易异化成打着创新的名义，干违法乱纪、破坏制度的事情了。这种例子，见诸新闻不少。须知，再不好的旧制度总胜过破坏制度或者没有制度。所以，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www.daowen.com)

总之，在大礼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选贤能是极其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建立儒雅的社会秩序不可缺少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