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通常的解释：用政令引导人民，用刑罚来约束人民，人民虽然不敢犯法，但是也不以违法为耻；用公认的道德引导人民，用礼来教化人民，人民不仅不犯法，而且以违法为耻。其实，这个“政”不仅仅是政令的意思，那还是什么呢？“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政就是“正”，假如你和你的各级官员都正，有谁敢走歪门邪道呢？可是“正”又是什么呢？就是正确、正当。这样一来，孔子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子帅以正”是对“道之以政”的注解。“正”就是人的正，那就是强调“人”的作用。在这里，孔子确实是把两种情况做了比较，“道之以政”“子帅以正”是官员自己正，给百姓做榜样，假如百姓不学榜样，那就以法律来治罪。“道之以德”是教百姓自己正，让国民个人的德充实光大，用礼来规范大家，让人人努力做君子。两者虽然有优劣却并不矛盾。假如把“礼”和“刑”都看成是制度性规范的话，那么，“政”和“德”就是指人。想要用“德”引导百姓，除了教化，引导者——各级官员也必须先要有德。所以，孔子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假如你自己做事正确，行端身正，即使没有发布政令，百姓也会自觉执行。相反，你自己搞歪门邪道，怎么要求百姓呢？即使有政令，百姓也不会听从的。董仲舒有一段话，说得更透彻。他说：“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汉书·董仲舒传》）很显然，这是自上而下、由小及大的逻辑，正如我们常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儒家的观念正是如此。总之，人和制度，无论怎么说，都不可或缺。这就是“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论语·子张》）。文武之道，就是周文王、武王治理天下的制度，之所以没有完全毁坏，原因就是人的因素。普通的百姓未必要正，但是各级官员却必须要正。官员不正，一切的制度就只是摆设。有人说，我们应该像西方民主国家那样建立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也就是民主制度。诚然如此，我们可以借鉴、吸收各种文明的成果，但是，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完美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说，人的因素是对制度的一个补充。儒家除了重视制度——“礼”的制定与规范外，特别重视人的“正”，这就是“选贤与能”。

《论语·雍也》有这样的记录：“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孔子问子游得到什么人才没有，子游说这个叫澹台灭明的，不知道才能如何，可是他走路从来不走小道、歪门邪道，而且没有公事，也从不到长官的住处。这就是他的德行，所以子游认为他是个贤能的人才。具有这种德行的人，会严格按照制度、法律去办事，使社会保持稳定发展。在历史上，有这种德行的官员叫作“循吏”。从《史记》以来，“二十四史”都有《循吏传》，是专门给劝课农桑、奉职循礼守法、教化安民的官员树碑立传。

那么，什么是贤能之才呢？《资治通鉴》卷一有一段话，说得很是透彻：

臣光曰……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

这确实是儒家评判人才的标准。才能是人才的资粮，没有才干，肯定不是人才；品行是才能的统帅，假如没有品行做统帅，把才能用到干坏事上，其危害之大，一定超乎寻常。所以说才能大于品行的人是小人。诸葛亮说“远小人”，指的就是这种人。今天反腐落马的官员，多数确乎很有才干，而且人们总是欣赏其才干，忽略其德行，所以，提拔起来近乎神速。司马光说这种人是“国之乱臣，家之败子”。千年以前说的话，今天还在一一应验。他们颠覆的可不仅仅是自己！当然，只有德而没有才能，的确也会办坏事，或者说好心办坏事，但是，总体来说危害要小一些。其实，在政治实践中，儒家并不对一般的公民做多么高的道德要求，遵守基本人伦规范就可以了，但是，一定对政治家和官员有严格的道德限制。自两汉以来，大多数情况下，朝廷任命官员，很重视所谓“清议”，即知识界对即将任命的官员的道德评判，就是这个道理。总之，我们不能指望制度是没有漏洞的，所以需要人才；也不能指望每个人才都是德才兼备的，所以需要制度！比如唐朝有个三省六部制，其中中书、门下是决策机构，决策过程叫作“五花判事”。可是，制度虽好，却因人而有所松懈：

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唯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若唯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烦简择，以相委付？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贞观政要》）

同样的事，《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是这样说的：“（唐太宗）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唐太宗的意思很明确，就是中书、门下这两个机构没有发挥决策过程中应有的作用，主要不是这个制度出了问题，而是人出了问题。这些人出了什么问题呢？就是“阿旨顺情，唯唯苟过”“知而寝默”。这就是唯长官意志，逃避责任，是“德行”而不是“本事”出了问题。所以他反问：如果把制度当形式，走个过场，那么还选拔人才干吗？前人说，良法美意，还需俊贤君子行之。实际上，制度的特点就是刻板，要求人遵守。人呢，则是制度的灵魂。如果人出了问题，再好的制度也形同虚设。而“德”则是人才的灵魂，没有“德”的人在儒家看来，不是人才而是“小人”。(www.daowen.com)

人在政治上的“德”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君子之德。在儒家看来，君子之德的核心是“仁”。“仁”的内涵是公正、宽容，指人的内心涵养和积淀。它散发表现出来就是恪守儒家之“礼”。从大的角度看，一个人为人公正而宽容，行为上遵守国家之制度，那就是忠君爱国，仁民爱物，就是我们常说的家国情怀。有此情怀，心里就总装着人民百姓、天下国家，他的“才”就会为天下国家、人民百姓而用。从小的角度看，孝悌信义，守人伦之小礼。有这样的“德”，心里总装着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必定循礼而动。倘若如此，则可以“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所以，儒家所谓贤能之德，即是内心之守“仁”与行为之守“礼”。一个人知仁守礼，便会“以天下为己任”或者“仁以为己任”，就会对自己、对家庭、对家国天下有强烈的责任感！这就是君子的政治之德！假如没有这种责任感，总是从“利”的角度衡量得失，以个人的利益为是非标准，那就一定是“小人之德”。就必然成就自己，祸害国家，就是溜须拍马的腐败分子，最终会“坏制度，亡国家，以至其身”。比如：

太傅胡广薨，年八十二。广周流四公，三十余年，历事六帝，礼任极优，罢免未尝满岁，辄复升进。所辟多天下名士，与故吏陈蕃、李咸并为三司。练达故事，明解朝章，故京师谚曰：“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然温柔谨悫，常逊言恭色以取媚于时，无忠直之风，天下以此薄之。（《资治通鉴》）

这个东汉的太傅胡广，字伯始，官高位尊。他在朝为官的时候，是外戚、宦官当权最严重的时候。可是他得到的礼遇极厚。虽然偶尔也被免官，可是总是很快就升职了。一直到去世，也不“致仕”——退休。为什么呢？就是“练达故事，明解朝章”。什么意思呢？用今天的话，就是深知“官场潜规则”。“无忠直之风”，当那么大的官，什么都不管，没有责任感，常常做老好人，不辨是非，而且“取媚于时”。当时当权的外戚或者宦官喜欢什么，他就顺着他们，只要自己的乌纱帽，不管天下百姓事，所以被百姓讥讽为“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其实，他心里对是非认识得很清楚，可是为了个人的官位及利益，抛却了君子应该有的操守和责任，抛却了官职的责任，抛却了天下国家！东汉的亡国，就是因为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导致汉家制度形同虚设，无人遵守，可不就是“坏制度、亡国家”吗？这种人孔子称作“乡愿”。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就是说没有责任感的老好人，其实正是道德败坏的人。如果无论好人坏人都称颂其人好，这个人一定是“乡愿”，这个胡广就是个“乡愿”。所以他的人格就是“取媚于时，无忠直之风”。

同时，制度本来就不是完备无缺的，世界上也从来没有绝对完备的制度。所以，制度不仅需要“人”来执行，更需要“人”予以补充。假如不能够选贤能，而是用亲近或者通过贿赂选拔，那就不仅不能补制度之瑕，相反，“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大学》）。一旦国家政权被小人掌控，即使有几个君子，也不能扭转亡国的颓势。比如唐朝的制度，本来还是不错的，可是到唐德宗时候：“卢杞秉政，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己权，乘间荐吏部侍郎关播儒厚，可以镇风俗。”结果，“以播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政事皆决于杞，播等敛祍无所可否。上尝从容与宰相论事，播意有所不可，起立欲言，杞目之而止。还至中书，杞谓播曰：‘以足下端悫少言，故相引至此，曏者奈何发口欲言邪！’播自是不复敢言。”（《资治通鉴》）这个卢杞本是个睚眦必报的小人，只是唐德宗喜欢他，所以他能秉政。他除了残害颜真卿等一批忠贞君子之外，为了专权，推荐懦弱无为的关播为宰相，目的就是破坏“五花判事”的分权制度。而关播自己呢，也同样没有“忠直”之德，是个“乡愿”。所以，德宗初年的新气象，一去不返，使得大唐丧失了中兴的历史机遇。这就是人破坏制度，是对制度的破坏式补充。再比如，武则天当政时期，有个叫徐有功的人，他官至大理寺卿，是主管司法审判的。《隋唐嘉话》卷三记载：“皇甫文备，武后时酷吏也，与徐大理论狱，诬徐党逆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无何，文备为人所告，有功讯之在宽。或曰：‘彼曩时将陷公于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汝所言者，私忿也；我所守者，公法也。安可以私害公？’”武则天喜欢任用“酷吏”——残酷的官吏。有个叫皇甫文备的酷吏，诬陷徐有功与叛逆之人勾结，企图置之于死地。幸亏武则天没有追究。但是后来这个皇甫文备被别人告发，案件由徐有功审理。徐有功不仅没有公报私仇，反而总是从无罪的角度去思考和审理此案。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必须坚守法律的公平与正义，不能因为私愤而枉法！这就是人对制度的真正补充。实际上，唐朝的制度，大多承袭隋朝而来。可是，同样的制度，在隋足以亡国，在唐足以兴邦，其原因正是“人”的因素。所以，人才的德行，对于政治及制度，乃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怎样甄别人的德行呢？那得要“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