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之道，一种是纯粹用法律、刑法来应对，建立所谓“法治”社会，另一种是先教化后法律，建立一个道德的社会。哪种好呢？儒家当然认为后者好。可话说回来，礼的教化作用固然可以增强国民的道德感，但是任何一个社会，总有冥顽不化之人，这时，就需要用刑罚手段予以惩戒。其实，纯粹的道德社会和法治社会都是不存在的，有礼而无法的道德社会是脆弱的，有法而无礼的法治社会是风俗恶薄、难以为继的。所以，礼与法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礼是在人们没有违反法律之前，对人们的规范，以防止人们违法；法律呢，是在人们已经违法之后的处罚。所以，法律的治理作用比较明显，礼的防微杜渐的作用比较隐晦。礼治的作用为什么不明显呢？这就是它“教而化之”的特点，如同春风化雨一般，在不知不觉间改变人，《礼记·经解》说“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儒家怎么看待“法治”呢？《资治通鉴》记载，汉末大学问家刘向的章奏：“夫教化之比于刑法，刑法轻，是舍所重而急所轻也。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废所恃而独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说得非常明白，那就是教化是根本，法律是辅助。假如没有教化，那么，想要天下太平是不可能的。假如没有法律，天下又会如何呢？

在儒家关于天下国家的学说中，并不反对法治。一般认为，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仁”的学说，荀子则继承和发扬了“礼”的学说。荀子把“礼”与“法”并列而言，比如他说：“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荀子·君道》）“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强国》）所谓“隆礼至法”，当然是说二者同等重要。在儒家学说里，礼是政治中的先导，而法是辅助。礼其实包含了“法”。“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礼是总纲，法律只是礼的一个细分。同时，荀子说“法不能独立”（《荀子·君道》），就是说一个社会，仅仅依赖法律，是治理不好的。世界上也没有绝对完备的法律。法律越多，越难以遵守，也就难以发挥法律的效力。当法律多到人们无法掌握和了解的时候，那么，它就一文不值了。

同时，在儒家学说看来，“法为辅”虽然施于教化之后，但是，它是治国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方面，教化为它奠定基础，却不能够代替它。所以，荀子说：“本政教，正法则。”（《荀子·王制》）把两者并称，正是这个意思。荀子的学生韩非，是法家思想的典型代表，实际上杂合了儒、道、法三家学说。反仁义，薄情寡恩，似道家；尚尊卑，重君臣父子之纲，似儒家。韩非虽然反对儒家，可是儒家并不反对法家学说。韩非对于法的理解，也被后世所用。所以，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政治是“外儒内法”。

那么，“法为辅”究竟如何“辅”呢？

首先，良法需要美意。立法的目的和指导思想非常重要，孔子、孟子虽然没有明确讨论，但是，我国秦汉以后的立法，基本是建立在儒家伦理和治国理念的基础上的。立法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人，而是为了改变人，为了建立一种“和”的社会！唐朝的《唐律疏议》，在法制史上影响最大，它的次序和内容，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个特点：

第一篇《名例律》，相当于现代刑法总则，主要规定了刑罚制度和基本原则；

第二篇《卫禁律》，主要是关于保护皇帝人身安全、国家主权与边境安全的；

第三篇《职制律》，关于国家机关官员的设置、选任、职守以及惩治贪官枉法等；

第四篇《户婚律》，关于户籍、土地、赋役、婚姻、家庭等，以保证国家赋役来源和维护封建婚姻家庭关系；

…………

在第一篇就明确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它把儒家伦理道德和法律结合，明显体现了教为先、法为辅的治国理念。总则之后，皇帝、国土等安全当然排在前列。第三篇《职制律》，是对各级官员的法律规范，是一种制度的高层设计，就是我们所说的“大礼”。官员是百姓的榜样，官员守礼遵法了，百姓自然就跟从了。正如孔子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第四篇为《户婚律》。无论从目次上还是从内容上看，都体现了“家齐而后国治”以及“民为本”的思想。此后的部分相当于今天《物权法》的内容。最后才是刑罚，相当于今天《刑法》的内容。这个顺序，本质上是儒家政治、法律观念的反映。立法的意图和目的，与儒家之道完全一致，其实就是想要建设一个伦理的社会，一个道德的社会。

其次，法律要公之于众。韩非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韩非子·难三》）是说法律制定完毕，形成文字，除了官府收存之外，一定要对百姓公布，无论地位高低贵贱，都有闻知——就是清楚明了。不能只是官员知道法律，而百姓是法盲，那就真的是“殃民”了。这个方面，我们到今天也做得不够。法律是用来让国民遵守的，制定法律的目的，是希望人民不违法或者违法的人越来越少。所以，普法往往比制定法律还要重要。假如懂法律的只是那些专业人士——专门靠法律吃饭的律师之类的人士，也就是希望违法的人越多越好。法盲会越来越多，犯罪率又怎么能够不上升，社会又怎么能安定？我们常常在新闻里看到比较离奇的犯罪案件，多数都是法盲式的。尤其是法律越来越多，而人民逐利之心越来越迫切的时候，法律的普及更为重要，否则真是“民不知所措”了！

再次，法乃天下之公器。儒家称法为“公法”，就是强调它的强制性，它的公信力。所谓“当公法则不阿亲戚”（《说苑·至公》）。如果说礼是“化其情也”，那么，法则是无情的，所以不能阿附亲戚权贵。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说：“法者，朕与天下共之，何敢轻也。”（《资治通鉴》）也就是说，贵为皇帝，也不能不守法。古话说“世有乱人而无乱法”，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时代，之所以会混乱腐败，乃是因为有人“乱法”，使得法律没有威严，没有公信力；相反，只要法律有公信力，就不会乱。所以，对于那些知法而不守法，渎职，甚至故意钻法律漏洞的人，儒家认为其危害大于犯法之人，主张严厉打击。《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三记载：“……以尚书左丞柳公绰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公绰过邓县，有二吏，一犯赃，一舞文，众谓公绰必杀犯赃者。公绰判曰：‘赃吏犯法，法在；奸吏乱法，法亡。’竟诛舞文者。”唐朝柳公权的哥哥柳公绰认为，贪污的官员，并不影响法律的公信力，而且自有法律治理他，可是，“舞文”的官员——就是钻法律空子的官员，会导致法律形同虚设，毁坏法律的公信力，所以就依法杀掉了他。

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莫过于隋唐。隋唐之所以强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视法律的公信力。比如隋朝的隋文帝：(www.daowen.com)

秦王俊……及为并州总管，渐好奢侈，违越制度，盛治宫室。……征还京师。上以其奢纵，丁亥，免俊官……左武卫将军刘升谏曰：“秦王非有他过，但费官物，营廨舍而已，臣谓可容。上曰：“法不可违。”杨素谏曰：“秦王之过，不应至此，愿陛下详之！”上曰：“我是五儿之父，非兆民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儿律！以周公之为人，尚诛管、蔡，我诚不及周公远矣，安能亏法乎！”卒不许。（《资治通鉴》）

隋文帝的儿子杨俊，因为奢侈而被免官。隋文帝对求情的人说：“法不可违。”他强调法律的公信力，说假如因为杨俊是王子而可以不守法的话，那为什么不专门制定一部《天子儿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意思非常明显！唐朝初年，高祖李渊对此颇有见地。《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六记载：

有犯法不至死者，上特命杀之。监察御史李素立谏曰：“三尺法，王者所与天下共也；法一动摇，人无所措手足。陛下甫创鸿业，奈何弃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诏。”上从之。

法律的公信力来源于它的公正与公平。我们常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说法律是排除任何特权的！一旦权力大于法律，那么，人民就会服从权力者的个人意志。个人的意志是会变化的，人民也不可能充分了解权力者个人的意志，因此就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会不知所措。法律的公信力随之消失。如此，国家无信、人民无信，国家之本动摇，天下国家必乱！唐太宗的认识也十分明确，他说：“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不可以私而失信。”（《资治通鉴》）法律决不可因为私心私利而失信于民，就是强调法律的公信力！可见，皇权也是受礼法的约束的。当然，皇帝假如不守法，法律也拿他没有办法。但是人民有办法，那就是推翻它！

第四，法为辅，从本质上强调法律必须与道德礼仪相结合。孔子云：“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实际上也是说法律与教化的关系问题。人们常常说儒家是“人治”或者“德治”，以为儒家是反对法治的，而且常常引用《论语·为政》中这两段话：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实际上，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也可以治理好国家，但是仅仅依赖行政管理和法律措施，治理的效果不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那么好。为什么呢？在治理国家或者管理其他事务中，无论是用正确的东西引导，还是用法律来约束，都不如人们主动自觉地约束自己。这就是“齐之以刑”与“齐之以礼”的区别。也就是说，孔子并不反对法治，只是法治应该建立在教化的基础上，应该与教化相结合。这就是“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的意思。《论语·子路》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说楚国的大夫叶公跟孔子说：“我们楚国的人公正直率，父亲偷窃了别人的羊，儿子就告发他，以维护正义。”可是孔子认为这并不好，他说：“我们鲁国人不是这样的，假如遇到同样的情况，父亲会为儿子隐瞒，或者儿子为父亲隐瞒，这才是‘正义’的。”为什么呢？因为父子之礼是人伦之礼的核心之一，假如父子之礼无人遵守，人伦大乱，那么，人就会变得没有底线，天下的秩序崩溃。“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对社会正当秩序的维护。当然，从今天的角度看，孔子的看法似乎只维护了偷窃者的利益，对于被偷的人家并不公平。我想强调的是，孔子并不认为偷窃是正当的行为，只是不主张父子之间互相告发，旁人完全是可以告发的。他主张人伦之礼的道德价值不容破坏与颠覆，这就是法律要与道德教化相结合。从本质上说，假如父子都是守礼之人，偷羊之类的作奸犯科之事根本就不会发生！

董仲舒说：“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汉书·董仲舒传》）假如法律与教化不能很好结合，那么，法律就不能“胜”，也就不能达到治理的目的。教化作为“堤防”，其实就是“底线”。没有教化，就没有底线；没有底线，人就求利而“四方无择”，就会变“坏”！而且坏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离奇，抓也抓不完的。如同今天的反腐败，抓了那么多，还是有“十八大以后不收手的”。相反，假如教化与法治结合得好，那治国的效果往往是神奇的，比如在隋文帝、唐太宗时候，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形：

齐州行参军章武王伽送流囚李参等七十余人诣京师，行至荥阳，哀其辛苦，悉呼谓曰：“卿辈自犯国刑，身婴缧绁，固其职也；重劳援卒，岂不愧心哉！”参等辞谢。伽乃悉脱其枷锁，停援卒，与约曰：“某日当至京师，如致前却，吾当为汝受死。”遂舍之而去。流人感悦，如期而至，一无离叛。上（隋文帝）闻而惊异，召见与语，称善久之。（《资治通鉴》）

（唐太宗）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资治通鉴》）

这两件事的情形是相同的，都是与死囚约定日期、地点，释放回家，而这些囚犯很自觉地遵守约定，无须督促管理，居然无一人失信！要知道这实际上是一种“死亡之约”，等待他们的是生命的终点啊！那么，是什么让他们如此守候死亡的约定呢？当然首先是“教化”的力量，其次是法律的公信力了。这就是“教为先，法为辅”的典型例证。这样的社会，是不是很文明、很和谐呢？

总之，教为先，是希望建设一个道德良好的社会，是儒家学说所追求的理想目标；法为辅，是儒家学说的治国底线。大家知道，儒家的治国理念倡导“惩恶而扬善”。教为先，是从正面引导人们积极向上，是“扬善”；法为辅，是从反面对危害社会的行为进行打击，是“惩恶”。二者互为补充，并不矛盾。在法治的基础上追求道德的张扬，国民普遍地站在道德的高地上，社会当然会更文明，更进步！孟子云：“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尽心下》）国民个个德性充实光辉，社会岂能不美？又岂能不儒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