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的政治学说中，法律是治国的核心和基础，实现“法治”，建立法律的秩序，就是很理想的社会了。而儒家的学说富有特色，是在此之上，先通过“礼”的教育，建立道德的秩序，道德不能约束，则以法律补充。这就是“礼之用，教为先”。

《论语·子路》有这样的记载，最能看出孔子的治国思路：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很显然，孔子的治国理念，是富而后教，首先建立在民本的基础之上。如何“教”呢，他说是“正名”。什么是“正名”？“名”不是什么名分之类的，而是指事物的概念，事物的概念是事物本质的反映，是“物之理”的反映。有什么样的事物，就有什么样的概念，叫作“名副其实”。所以，“名”是“理”的反映，人如果不按照正确的概念去认知事物，去为人处世，结果必然是“一片汪洋都不见”了。理即礼，所以名也是礼的反映，所以儒家学说又被称作“名教”。这么看，实际上“正名”就是“正礼”，就是教人民知礼守礼。从社会的角度看，就是有什么样的身份，就守什么样的礼，做什么样的事。孔子之时，正是“礼崩乐坏”，人不守礼，天下大乱，所以他的正名，是要让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位置与社会角色，就是使礼正。这是孔子说的“教之”，后人称之为“教化”。礼正了，讲话就一定是合理而有根据的，就顺；按道理做事，按“礼”做，就可以成功。做事成功了，礼乐——教化——就可以形成风气，人民就知道是非，然后刑罚才能够合乎人心，人民就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这段话是有着严格的逻辑顺序的：想要天下太平，就必须先让人民知道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能做；想要人民“知其所措”，就先要使法律合理而正确，就是刑罚适中；想要刑罚适中，合乎人心，就先要兴“礼乐教化”；想要兴“礼乐教化”，就先要在具体事务中按照“礼”操作和实践；想要按照“礼”成功做事，就先要“正名”，就是“正礼”，让人们知道礼，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然后做任何事都能够得到人民支持，这就是“名正言顺”。很显然，“礼乐教化”是先导。

那么，什么是“礼乐教化”呢？

《礼记·曲礼上》说：“教训正俗，非礼不备”。说到了“教训”，什么是教训呢？“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训，说教也”（《说文解字》）。两个字合起来就是宣传教育的意思，目的就是通过教育改变人民，使“俗”正起来，就是要建立“良风美俗”。“教训”在此就是“教而化之”的意思。张京华先生在《日知录校释》卷三中一段说得比较好：

“俗”字解为“欲”……大抵指人类一种向恶的性情。《释名·释言语》：“俗，欲也，俗人所欲也。”《说文》：“欲，贪欲也。”……卫宏《毛诗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教行于上，则化成于下。”……刘昼《刘子·风俗》：“……明王之化，当移风使之雅，易俗使之正。是以上之化下，亦为之风焉；民习而行，亦为之俗焉。”

儒家认为，好的政治，是在国民富裕起来以后，必须建立社会的“良风美俗”，使社会的大多数人在良好的道德环境中生活或者受道德的约束。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人的物质欲望得到满足以后，如果不教育，就没有良好的教养，缺乏道德约束，那就跟禽兽区别不大了。这个教养，只有通过学习“礼”才能促成。而“习礼”只有“上”——政府或者长辈才能推动，这就是“教行于上”。国民通过“习礼”，按照正确的观念、方式安排和管理自己的生活，人人都去做“君子”，整个社会就形成好的风俗。这就是“化成于下”。合起来就是“教而化之”，简称“教化”。这个正确观念的载体是“礼”，而不是法律，再说风俗也不是法律所能够规定的。我们生活中常常有很多事情，说起来并不违法，可是总是觉得很不好或者很不文明雅观，法律又治理不了。很多人认为是法律的漏洞，其实是“失礼”或者“失教”。这种事越来越多，人们就感觉社会越来越坏，这就是风俗大坏。假如一国之俗，尽皆如此，那国家之本就动摇了，所以说风俗是“一国之事”，不是一个人或一部分人就可以决定的，这个“一国之事”本质上是每个人的事，这就是“系一人之本”。在儒家看来，教化、风俗，乃是政治的核心所在。司马光在评论东汉的政治时，有这么一段：(www.daowen.com)

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光武遭汉中衰……乃能敦尚经术，宾延儒雅，开广学校，修明礼乐。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继以孝明、孝章，遹追先志，临雍拜老，横经问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县之吏，咸选用经明行修之人，虎贲卫士皆习《孝经》，匈奴子弟亦游太学，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其忠厚清修之士，岂唯取重于搢绅，亦见慕于众庶。愚鄙污秽之人，岂唯不容于朝廷，亦见弃于乡里。（《资治通鉴》）

就是说，教化风俗，乃是治国最紧要的事情，可是普通的官员、昏庸的君王往往不甚重视。光武帝和汉章帝则不同，他们在位时，广开学校，各级官员、武士乃至匈奴人的青年，都受儒家“礼”的教育，使得整个社会形成良好风俗，这就是“修明礼乐”。那些德操忠厚光美的读书人，不仅受到官绅的尊重，也受到普通民众的追慕。而那些个品行低下之人，哪怕家族地位再高，不仅在朝廷无法立足，而且在家乡也遭人唾弃。所以东汉虽然高层昏庸，但是“士风”特别正，民风特别淳厚，社会的道德感也比较强。像马融那样的学者，虽然著述等身，弟子千人，堪为学问泰斗，但是攀附外戚“跋扈将军”梁冀，残害名士李固，所以被清流士大夫所唾弃！其实马融并不违法，只是违背了儒家的价值观念和政治道德。这就是教化的力量。一个社会，不道德的人都难以安身立命，那么，一个不法之徒，又如何立足呢？

在儒家看来，假如不能教化为先，一任法律，虽然也可以实现社会安定，但是那样的社会并不美好，更不文雅，甚至不能长久。秦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孟子说：“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孟子·告子下》）“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孟子·梁惠王上》）假如没有教育人民，就让人民自己去干这个干那个，就是“殃民”，害人民。人民“四方无泽”地去求利，既没有节制，又不知对错，等到他们违反法律了，然后国家拿法律来治他的罪，就是“罔民”。那就等于挖个陷阱，让人民跳。人民不幸跳下去了，你从口袋掏出法律来，哈哈大笑：“你犯法啦，我可逮住你了。”所以，好的政治，是先教育，以移风易俗，在正确、良好的风俗化导之下，社会秩序自然良好，犯法之徒自然减少。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用正确的东西引导人民，用礼来约束、引导人民，用刑法来对付不法之徒，这样，人民有羞耻感，有道德感，当然严守法律了。在儒家看来，一个道德高尚的社会，才是最美好的社会。

由此可以看出，儒家的治国理念就是“礼治”。什么是“礼治”呢？当然是在经济发展之后，让国民建立良好的道德修养和风俗习惯，就是“以德化民”，像今天说的“正能量”一样，让社会上的君子越来越多，小人越来越少。儒家认为，社会上的人民，绝大多数是普通人，既不是凿凿君子，也不是全然小人，而是既有君子之质，也有小人之性的。假如放任自流，则会下沦为小人；加以教导，则可上进为君子。而社会上君子多一个，天下就安一分。怎么才能让君子越来越多呢？只有“教”这一个途径。

怎么“教”呢？前面讲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施”就是给予，实际上就是引导、弘扬君子之道。谁来“施教”呢？“上”首先是各级政府及其官员。古来亲民的官员，以奖善惩恶教导人民。比如南宋的潭州知州真西山，他的做法比较典型。他说：“盖闻为政之本，风化是先。潭之为俗，素以淳古称，比者经其田里，见其民朴且愿，犹有近古气象，则知昔人所称，良不为过。今欲因其本俗，迪之于善，已为文谕告，俾兴孝悌之行，而厚宗族邻里之恩，不幸有过，许之自新，而毋狃于故习。若夫推此意而达之民，则令佐之责也，继今邑民以事至官者，愿不惮其烦而谆晓之，感之以至诚，持之以悠久，必有油然而兴起者。若民间有孝行纯至，友爱着闻，与夫协和亲族，赒济乡闾，为众所推者，请采访其实，以上于州，当与优加褒劝。至于听讼之际，尤当以正名分，厚风俗为主。……古今之民同一天性，岂有可行于昔，而不可行于今？”（《名公书判清明集》）他认为，教化风俗是各级官员的责任！“风化”的主要内容是使人民做到“孝悌”和“和睦邻里”，其实就是守礼仪，这是治理地方的第一要务。他认为古人与今人在本性上是一样的，古人能做到，今天也应该能！在做法上，他首先是发布“谕告”，等于今天的“下文件”，进行宣导动员。然后对那些表现突出的百姓，经核实后“优加褒劝”，等于是树立榜样，带动风气。对做得不够好的人，他不怕麻烦，给予谆谆教诲，加以感化，重点就在这个“化”上。所以，虽然南宋腐败，人民困苦，但是潭州却比较太平，真西山的官声、政绩也都不错。其次，学校教育也是“上所施”的一个重要方面。西汉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说：“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汉书·董仲舒传》）在汉都长安设“太学”，相当于全国最高学校，在各地尤其是乡镇设“庠序”，也就是基层普通学校，相当于今天的中小学。“渐”“摩”“节”，是互文，一个意思，就是用“仁”“义”“礼”逐渐改变人们的气质，这就是强调学校的教化功能。另一方面，家庭、乡里的教导同样是“上所施”。如同司马迁在孔府所见“诸弟子以时习礼其家”一样，定期进行各种礼仪活动。北魏的颜之推有《颜氏家训》，明清之际最为流行的《朱子治家格言》（这个朱子并不是北宋的朱熹，而是明末的朱柏庐），都是在家庭或者家族内部倡导人伦之礼，都是“施教”的基本做法。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很多乡村的《家谱》或者《家训》，其实就是一种“礼的传承、教化的传承。

可以这么说，教化是通过“礼”的教育，在社会各层面建立一种人伦的秩序。董仲舒也罢，真西山也罢，国家政府也罢，百姓家庭也罢，所说的教化内容，就是君臣、父子、夫妇、昆弟和朋友的关系，儒家谓之“五伦”。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君臣之间的“义”，就是孔子所说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君对臣以“礼”相待，臣则依礼报之以“忠”。父子之“亲”，就是父慈子孝。夫妇之“别”，即是相敬如宾之“敬”。昆弟之“序”，则是“孝悌”之“悌”，兄长关爱弟妹，弟妹尊重兄长。朋友之“信”，不相欺也。五伦相和有序，不仅国民身安家和，而且天下国家的根本稳定，即如孟子所云：“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孟子·滕文公上》）儒家治国的核心就是建立和维护这种人伦关系！儒家认为，这个人伦的秩序，是高于法律的秩序的！东汉史学家荀悦说：“故礼教荣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坠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纳于君子之涂，是谓章化。”（《资治通鉴》）礼是用来劝人做君子的，法律是用来惩罚小人的。假如“教化”荒废，就可能使普通人变成小人，相反，教化大兴，则可以把一般人引上君子的道路。把更多的小人变成君子就是“章化”，也就是“彰化”——发扬光大、教而化之的意思。君子是以守礼为本的，绝不会轻易违反法律。所以，“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君子心里恐惧失礼违法，所以怀德而畏威；小人心里总是盯着好处，总想着占点便宜，那就很容易破坏人伦秩序，进而违反法律。

守礼者为君子，无礼者是小人。“子曰：‘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就是说，君子的德性像吹动的春风一样，小人的德性像地上的小草，两者相遇，风是会带动草的。君子是会带动、影响小人的德性的，所以教为先是有实践上的操作性和必要性的。我们中国人有个逻辑：大家都这样，我也这样，有点法不责众的意思。反过来，大家都君子，我该做小人吗？但是，教化也不是万能的。孔子还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意思是只有两种人是教化不了的，就是特别聪明和特别愚顽的人，其实就是小人，他非要逐利而行，免不了要违礼犯法，那就只能“法治”了。可以说，法治是建设“儒雅”社会最后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