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一种伟大而高明的政治设想，不仅是理性而美妙的，而且必须是切实可行的。儒家政治理念的可行与否，关键看它是不是照顾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不是接地气。无论什么政治理念或者制度，集权也罢，民主也罢，专制也罢，共和也罢，假如能够照顾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就容易被人们所接受，也就容易施行。儒家学说的“大礼”，倡导“以民为本”，正是如此。所以这一节我们讲“礼之用，民为本”。儒家强调，民为国本。可是，人民又以什么为本呢？抓住了人民的“本”，才算是“民本”。先看几段材料：

祭公谋父谏曰：“……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之务利而辟害。”《史记·周本纪》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是故明君制民之产……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

第一段材料，是西周穆王时期，祭公谋父给周穆王提的批评建议，说出了西周的治国理念。先王对于人民百姓，首先是化导人民，使百姓具有良好的德行。其次是满足人民的物质生产和生活需要，就是发展经济。“利其器用”则明确提出政府应该倡导和支持技术进步，来让百姓致富。一定使人民知道做什么有好处，做什么有害处。然后用礼教育引导，使人们追求好处，避免害处。第二段材料是孔子弟子子贡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说了三点：首先是人民信任，其次是发展经济，最后是强军。孔子认为人民信任最重要。第三段强调“富而后教”。第四段是儒家的“亚圣”孟子的具体方案。他说普通人民“无恒产，因无恒心”，没有一定的物质产业，就不安定。那就是说，民之本，在产业，在经济。所以他很明确地提出“制民恒产”，就是给人民百姓固定的产业，然后是教育人民。

这几段材料有几个共同点，足以说明儒家所谓“大礼”治国经邦的出发点和着力点。

第一，发展经济是政治的前提，是重中之重。古今中外，无论是什么样的政治形态和社会制度，发展经济都是第一要务。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当然也是政治的基础。所以，儒家的政治设想中，其实“民生”是放在第一位的。我们常说“国计民生”，就是国之大计，在于民生。孔子说在正常情况下，“足食”是基础，“信”——人民信任、支持，是根本。可是如何才能“足食”呢？孔子倒没有说，因为在不同的时代，制度、方式是不同的。比如西周实行“井田”，西汉轻徭薄赋，隋唐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的赋税制度，唐宋推广种茶，朱元璋推广植棉，等等，都是制度层面的。我们今天制度上鼓励“全民创新”，也是“因时而变”的办法。我要强调的是，方法上，儒家学说提出“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就是直接鼓励、引导科技的发展，所以中国古代科技才能在世界上遥遥领先。这是不是跟我们今天倡导“互联网+”的政策很像呢？孟森先生讲明史时候说：“但使明祖在今日，亦必以发展科学与世界争长，惟机巧用之于便民卫国要政，若玩好则仍禁之，固两不相悖，决不因物质文明而遂自昡其耳目。”（孟森《明史讲义》）他对明太祖评价甚高，说科技如果是利国利民的，朱元璋一定推广，如果是制作享乐的玩具，则朱元璋一定禁绝。我们前面说清朝的所谓学术，其实早背离了儒家的这个根本理念，所以才导致国家落后。人们常说孟子是“民本”思想的典型代表，他制定了具体的经济方案，给百姓田地、住宅等一定的产业，这样，百姓有了“恒产”，也就可以“足食”了，当然就对国家有了忠诚之心，也就是“恒心”。任何一个社会，离开了“富民”，不去发展经济，就必然不能够照顾大多数人民的利益，那就难以稳定和发展。也就是说，民本的核心就是发展经济。总之，从儒家的“大礼”来看，发展经济乃是建立“和”的社会的前提和切入点，民生乃是人民的“本”，是“民本”的核心。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无不是富民强国的。也就是先富民，后强国，民富国自强！当然，孟子还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不仅是“民本”，还进一步讨论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

第二，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这是所有政治理论讨论的核心。如果说西周的思路是政府引导人民守“礼”，以维护政权的稳固，那么，孔子的说法，就更进一步，即政府必须取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人民的信任是政权的生命。所以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论语·泰伯》中，他进一步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人民赞同的事，就让人民去相互学习、模仿，去做；不赞同的东西，就必须给人民讲清楚，以取得人民的支持。这实际上就是充分尊重人民的意见，已经很接近民主思想了。不仅如此，孔子甚至认识到了唯“民意”的副作用，他说：“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什么意思呢？子贡问他，一乡一里的人民都喜欢的事或者人，是不是就是很好的事或人呢？孔子说不一定，大家公认的善人认为是好的，才是真的好。在生活中也的确如此，比如20 世纪温州的“假货”，最近揭露的广东的“毒村”、东莞的“X都”称号等等，都是“乡人皆好之”的，结果正如孔子所说，“未可也”。实际上，孔子的想法已经有“代议制”的味道了。这么说，孔子是不是就反对君主专制呢？《论语·颜渊》有这么一句：“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想，这是一种政治制度的顶层设计，我们不能强求孔子有今天的共和制度思想。另外，集权和专制是不同的，共和与民主也不一样。但是，无论是君主专制还是民主共和，人民对政权支持与否，一定是政权的生命所在。司马光说：“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资治通鉴》）从这个角度看，儒家学说不仅不过时，而且还有活力，关键看我们怎么发扬光大了。

其实，孟子在这方面更有见地。《孟子·梁惠王下》有一段：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www.daowen.com)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齐宣王问孟子：儒家不是强调守君臣之礼吗？那么，商汤放逐夏桀、周武王伐纣，不都是臣子以下犯上，不守君臣之礼吗？孟子回答说：“桀、纣不仁不义，乃是独夫民贼，已经没有资格当君王了。所以，我只听说商汤、武王杀了个残贼人民的坏蛋，没有听说他们不守君臣之礼而以下犯上！”正是基于这一点，唐太宗才认识到民心可畏，他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贞观政要》）他认为天子是人民推举的“有道”之人，假如“无道”，则人民可以推翻他！有道，就是符合人民的利益，满足人民的愿望，这样才能得到人民支持。《礼记·大学》说得好：“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我们的官员，自古被称作百姓的“父母”，所以叫作“父母官”。那就是说，官员要像对待子女一样对待人民，像爱子女那样爱人民！多做人民喜欢的事，少干人民讨厌的事，心里头始终对人民存有敬畏与感恩，只有这样，才不枉叫“父母官”，才能“取信于民”，才算是抓住了治国的根本，即《大学》所谓“大畏民志，此谓知本”！所以，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最终胜利，正是因为得到了人民的信任。因此，民为本，本质上就是要得民心！无论什么政体，都是如此。

第三，教导人民。就是孔子说的“富之”“教之”，前面引祭公谋父说的“茂正其德而厚其性”“以文修之”，或者孟子的“谨庠序之教”，都是这个意思。晚清张之洞在他著名的《劝学篇》里说：“孔门之政，尊尊而亲亲，先富而后教，有文而备武，因时而制宜。”（《劝学篇》）就是在人民富裕起来以后，一定要正确教导人民。否则，社会一旦形成“富贵而骄”或者“为富不仁”的局面，就会走向风俗大坏，那就离崩溃不远了。

儒家“大礼”的实践路径，就是从发展经济出发，充分尊重人民的意见并正确引导人民，以取得人民的支持。在中国历史的实践中，这个路径的切实可行性充分得到了历史的印证。读《资治通鉴》，无论哪一朝代，也无论是治世还是乱世，尤其是乱世，凡是能够“劝课农桑”的政权或官员，都得到百姓的支持与拥护。比如五代十国的吴国执政徐温父子治吴、钱镠治理吴越国，均以安百姓为职，所以享国相对长久。《资治通鉴》卷二七〇记载：

温还镇金陵，总吴朝大纲，自馀庶政，皆决于知诰。知诰……接士大夫以谦，御众以宽，约身以俭。以吴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道税，馀俟丰年乃输之。求贤才，纳规谏，除奸猾，杜请托。……先是，吴有丁口钱，又计亩输钱，钱重物轻，民甚苦之。齐丘说知诰，以为“钱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输钱，是教民弃本逐末也。请蠲丁口钱；自馀税悉输谷帛，绸绢匹直千钱者当税三十”。或曰：“如此，县官岁失钱亿万计。”齐丘曰：“安有民富而国家贫者邪！”知诰从之。由是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

…………

知诰请帅步卒二千，易吴越旗帜铠仗，蹑败卒而东，袭取苏州。温曰：“尔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也。诸将皆以为：“吴越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道涸，此天亡之时也，宜尽步骑之势，一举灭之。温叹曰：“天下离乱久矣，民困已甚，钱公亦未易可轻；若连兵不解，方为诸君之忧。今战胜以惧之，戢兵以怀之，使两地之民各安其业，君臣高枕，岂不乐哉！多杀何为！”遂引还。

这个吴国乃是唐末杨行密所建，可是国政是徐温及其子徐知诰掌控。徐温父子的执政手段，首先是蠲免百姓负担。他的谋士宋齐丘说得好：“安有民富而国家贫者邪！”当徐知诰想趁吴越国打了败仗的机会袭取苏州进一步灭吴越国的时候，徐温的三条反对理由中有两条是关乎百姓生产生活的：一个是因为“民困已甚”，一个是想要“使两地之民各安其业”。所以，吴国最终才“士民翕然归心……桑柘满野，国以富强”。他其实非常清楚地知道，战乱年代，百姓希望安宁，只有“民之所好好之”，才能取信于民，才能“君臣高枕，岂不乐哉”。

在任何时候，只要不违背“民生”这个根本，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就是走民本的路径，只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会得到人民的信任与支持。

总之，“礼之用，民为本”，就是指一切制度、政策、法律及规范的制定，都必须从保障“民生”出发，都必须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与支持，才有所谓“和”的基础。民生、民信即是民本！离开“民本”而讨论儒家的“大礼”学说，就如同缘木求鱼一般。“民本”是一切政治活动的基石。国民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民生是国民的根本。“民本”有点接近“为人民服务”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