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了礼的基本情况和特点，再来讲儒家的大礼，就比较容易了。应该这样说，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的每一种政治制度的存在，都是哲人对人类未来的一种理性思考的结果。所以，我们该怀着尊敬的态度去了解，而不是迷信或者持其他态度。同时，任何一种政治设想，必定有一个理想化的统治目标。柏拉图要“乌托邦”，老子要“小国寡民”。近代以来，欧美要自由民主，中国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么，儒家的大礼，作为政治制度以及社会规范，当然也有自己的目标。

我们先从孔子的理想讲起：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

孔子请颜回和子路两弟子各自谈谈志向。子路一贯率直，脱口而出，说愿意把自己的豪车和高级用品跟朋友分享，即使弄坏了也不遗憾。颜回谨慎，说只求做一点好事，不张扬，且尽量不要给别人增添劳烦。子路是一副酒肉朋友的样子，有点像后世的梁山好汉。他的志向反映了一种在分配领域的平均主义思想。而颜回呢，假如是个官员，这样倒也不错，可是他并没有当官的兴趣，所以其实说的是一种内心的涵养。而孔子呢，他只说了十二个字，可是设想却极其宏大：所有的老年人没有忧愁，安度晚年；人与人之间交往，诚实而可信；所有的少年人，都能够受到关爱和照顾。想一想，这是什么样的社会？即使今天，也还远未达到。所以，孔子说的是人类的一种终极理想，是一种极宽容、极自由、极美好的社会，这种理想其实就是“大同社会”。《礼记·礼运》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大同社会”的表述，是对《论语》里孔子之志的一个具体化的注解。孔子感叹自己没有赶上大同时代，甚至连小康时代也没有赶上。大同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就退而求其次，希望能够重建小康社会。但是所谓的小康社会呢？即“礼”的社会，天下为公变成了一家一姓的王朝，所有的人民百姓也都首先为自己和家人在努力工作。所以这个时候各种制度——礼——就形成了。这些礼，有政治的（君臣）、经济的（田里）、社会人伦（父子兄弟）的等等。禹汤文武、成王周公都是极其严格地奉行这些礼的。他们宣扬礼制的内涵，用礼来考察人们的品质和揭露过错，树立讲求礼让的典范，向百姓昭示礼法的规则和权威。如果为人做事，不守礼法，有权势者也一定要受处罚，百姓就会把不守礼看成祸害。这种社会就叫作小康。

说白了，小康社会就是“礼”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假如人人守礼，各司其职，社会一定是稳定的，天下也一定太平。可是，人如其面，各有不同，你总不能让每个人的利益和想法、要求都一样吧。更何况社会的发展是挡也挡不住的，人们总想过得更好一点。那么，“礼”的社会是不是就是“整齐划一”的呢？《论语·学而》说：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这段话说了三个意思：第一，制定和施行礼，根本目的是“和”，或者追求“和”。第二，在生活实践中，假如所有的事都依据礼去做，因为人各不同，事亦有所相异，所以一定有行不通的地方。第三，“和”虽然是宗旨，但是，不能够为了“和”而不要原则，用礼节制规范的“和”，才能行得通，才是真正的“和”。就是说，孔子和他的继承者也充分考虑到了“人各不同”这一点，提出了“和”的理念。那么，什么是“和”呢？

《论语·子路》：“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其把“和”与“同”相对。二者有什么区别呢？《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了齐国晏婴和国君的对话：(www.daowen.com)

（齐侯）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晏婴认为二者有质的区别。他拿厨师做汤来打比方。你看厨师，备好油盐姜梅（当醋）等调料，洗好鱼肉菜蔬，量好水的多少，控制火的大小，等等，该加盐就加，该搁姜就搁，最后才烧出一锅美味。注意，这个美味到底是出自哪一种调料或者食材的呢？谁都无法确定，可是少一味可不可以呢？又不行。那就是每种味道都共存，而且那样调料都不能过分突出自己，才有如此美味佳肴，这个就是“和”。我们常说“五味相和”，就是这个意思。饭菜只有盐或者其他的一种调料的味道，那就是“同”。晏婴还说，就如同一个乐队一样，假如始终只有小提琴一种乐器，那就很单调，没有人能听下去，各种乐器相互作用，且都恰到好处，那就是“和声”，就动人。而“同”呢？刚好相反，只要一种，正是“整齐划一”。

晏婴比孔夫子大多了，虽然他在政治上排挤孔子，但是孔子对他的评价还是不错的，他说“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论语·公冶长》）。晏婴对“和”的解释也正是儒家的理念。这样看来，“和”首先是容纳不同的意思，它就像一个集合，让不同的人或者事同时并存，就是有宽容之雅量。“和”用现在的话说是双赢、多赢的意思，虽然有分歧，可谁都能得益，而且能发展。一个“和”的社会，能够宽容不同的意见，满足不同的利益诉求，容纳不同的思想和理念，就像“五味相和”才能美味一样，宽容的社会才最美好。其次，“五味相和”要求油盐酱醋等各种味道相互均衡，谁都不过分，谁都能存在。所以“和”本质上是追求一种平衡或者中庸之美。儒家在文化意义上，核心就是追求平衡！平衡的本质，是公正，不公正就不能够真平衡。所以，我们中国人讲“中正平和”。前面我们说“礼”是公理，公理当然是公正的，是不同观点、不同利益同时存在的保证。所以说，公正是“和”的本质所在，“和”是公正的一种哲学表现。“和”的社会，“人能尽其才，物能尽其用”，人各为己而有序，矛盾少，丰富多彩，才容易进步。而“同”则不然，它是要整齐划一的，要求社会中的每一分子，都想法一致，做法一致，不允许异己的存在，等于是所有的人只有一个利益、一个脑袋瓜。那就像一锅只放辣椒的汤一样，并不美味，（“同”其实是墨家思想的重要方面，而墨家刚好是反儒的）这样的“汤”是没有人喝的，这样的社会也是难以为继的。比如美国在全世界推行“美式民主”，那就是“同”，而不是“和”。小布什说“自由的滋味是尝也尝不完的”，结果伊拉克尝尽了战乱的苦头。实际上，世界之所以是美好的、丰富多彩的，正是因为人们的不尽相同、人们的个性差异能够同时存在。社会之所以是儒雅的，乃是它保持一种相对平衡。平衡的社会才稳定，才能够发展，才能够儒雅，而且平衡是一种多方面相互包容的关系，不是单方面可以决定的。凡单方面决定的事物不存在平衡或者不平衡的问题。所以“和”的本质是指公正而包容。想一想，一个不包容的国家、一个不稳定的社会、一个混乱的社会，能谈得上儒雅吗？一个社会、一种制度，越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包容不同的利益和诉求，这个社会就越美好、越有活力，这个制度就越有生命力。孔子“君子和而不同”的社会理想，就是在公正的前提下，保持社会最大的一致性和差异性的统一。

当然，古代社会分工比较粗疏，人民大体分为知识分子、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合起来就是“士农工商”，谓之四民。所以，相对来说社会管理比较简单易行，四民各自追求自己的梦想，各安其职，各乐其业，就“四民相和”了。从《周官》的设计来看，它治国的目的就是“和”。它把社会各个阶层的权利、义务和分工都做了规范性的安排。上自天子、下及官员以至于庶人，都有权利、职责、奖惩等安排。从上到下各司其职，那么就天下太平了。对于百姓来说，大多数人以农耕为业，最大的利益就是土地。那么井田制下，让你耕种一定数量的田地，你的利益就在于此，至于能过什么样的日子，那就看你的努力了。总之，在儒家看来，和的社会，是一种“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大学》）。就是君子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贤能的人能够不断地被选拔为官；小人能够为赚到自己的利益而感到快乐。每个人都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梦”，假如一种制度能够使大多数人圆梦，那就是一种“和”的制度、好的制度。所以古今的道理是一样的。

可是，是不是只要能“和”，其他的一切都可以不要了呢？强盗来了，我们让他抢，暴力来了，我们不反抗，侵略者来了，我们便投降，岂不是就“和”了吗？当然不是！在儒家看来，进入“小康时代”——实际上就是原始社会结束以后，人类就是“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追求个人利益是人的本性，西汉政论家晁错说：“民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资治通鉴》）“四方无择”就是既无限度又不相同的利益追求，求利而忘义，放任自流则必然社会失序。可是该限制谁或者不限制谁呢？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或者公认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公正。怎样才能公正呢？只有公正的制度才是真正的公正。这个制度就是“礼”，这就是“制度在礼”！它的作用，就是维护公正，使得人们既可以追求自己的利益，又不伤害他人的利益。所以说“和”是有条件、有原则的。这个原则或者条件就是“礼”。在儒家看来，只有“礼”才能引导我们到达“和”的状态。实际上，礼不仅是衡量人的标准，更是衡量国家政府行为的标准。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帝王天子也必须守礼。假如官员或者国民不守礼，必然伤害别人的合法利益，那就“众以为殃”，成为大家的祸害，是要受到处罚的。这才是“礼之用，和为贵”的真谛。礼是“和”的原则，“和”是“礼”的目标。离开“礼”的“和”是不存在的，不追求“和”的“礼”也难以长久维系。“和”的社会，就是“礼”的社会！

“和”不仅是一种利益的分配，更是一种人的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也就是人伦的制度安排。这个安排，是依据“人情物理”而制定的，最能体现“礼是一种“公理”或者普世价值的特点。在儒家看来，人与人的关系和谐，才是利益和谐的核心，也是社会安定儒雅的基础。那么人与人的关系有哪些呢？那就是“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说这“五伦”是人与人关系的“达道”，也就是最高的道。君臣之间以“忠”，父子之间以“孝”，夫妇之间以“敬”，兄弟之间以“悌”，朋友之间以“信”。“忠、孝、敬、悌、信”看起来是一种无法量化衡量的美德，实际上它结合人们的日用行常，通过一定的行为规范来衡量。比如你是臣子，秉公清廉即忠；你是父亲，慈爱子女，你是儿女，晨昏定省，即孝慈；你是丈夫，尊重妻子，你是妻子，敬重丈夫，即敬；兄弟之间，兄爱护弟，弟顺从兄，即悌；朋友之间，相互诚信不欺，即信。它们常常通过各种节日、婚丧礼仪来体现。想一想，我们谁能离开这“五伦”呢？而且只有这五伦，你想增加一伦都没有可增的。我们谁又不愿意自己在这“五伦”上和乐雅顺呢？所以孔子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至少有这五个身份或者角色。你以什么身份处世，就有什么样的权利与义务！你依据“礼”来享有权利，尽其义务，那就是“致中和”！当然，现在没有“君臣”关系。但其他四个，可以说是亘古不变的。再说，没有君臣关系，还有国与民的关系、上下级的关系嘛。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要保存……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讲到信义……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至于讲到义字，中国在很强盛的时代也没有完全去灭人国家……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中山丛书》）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中山先生的话，是顺便让大家看看先生是如何认知传统文化的。言归正传，“礼”对这“五伦”的规范，实际上规定了我们的权利与义务。你是什么身份，就按照礼的规定去做，那你一定是君子，你也一定会获得别人的尊重和自己人格的尊严。假如我们每个人都如此，每家每户如此，社会从下到上，不就“文质彬彬”，不就秩序井然、儒雅有序了吗？在儒家看来，每个人都身安、家和，则国就“治”，天下就“平”。社会的每个角落都“和”，才是真正的“和”！可以说，“和”乃是儒家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天地万物生存有序的根本。所以，《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总之，儒家政治之“大礼”，终极目标就是追求“和”。《礼记·经解》说：“发号出令而民说，谓之和。”政府制定的政策、法令，让绝大多数人感到高兴，那就是“和”。实际上就是说政策具有高度的包容性，符合公众的利益，以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的不同诉求和愿望，使得人的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保持最大的一致性。但是真正的“和”，必须以“礼”为前提。“和”是“礼”的目的，“礼”是“和”的基础和保障，如同民主必须以法治为基础一样，这就是“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只是“大礼”从制度和法律的角度来“节之”，“小礼”从人伦的角度来“节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