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把孔子抬上神坛的人，多数是信奉孔子的。而那些把孔子从神坛上拉下来的人，是真的反对孔子的吗？恐怕未必！

先说庄子。庄子虽然对儒家有十足的嘲讽，但是对孔子并没有什么不恭敬。《庄子·天下》是这样评价儒家的：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用现在的话解释：古代的圣贤可真是完美啊！他们的学说符合神明之理，如同天地之正，能化育天下、生育万物，恩惠泽及百姓。对事物的根本清楚而明了，对事物的具体细节也能准确把握，空间的上下四方（六通）和时间上的一年四季（四辟），无论大小精粗的变化，都体现了他们学说的义理。这些义理仍然存在于各种典籍和制度之中，比如《诗》《书》《礼》《乐》等。目前，在邹国、鲁国的士人和学者，大部分都能掌握它。《诗经》是表述他们志趣的，《尚书》是记录他们处理政务的原则和方法的，《礼经》是叙说他们安身立命、为人处世的规则的，《乐经》是表达他们宽容、中庸的生活态度的，《周易》是解释万物存在的根本大道的，《春秋》是显示他们对社会秩序的规范的。总之，他们的各种做法，不仅在中原地区大行其道，而且天下的各个地方都加以模仿。现在的诸子百家，虽然与它不同，但是都常常称颂它，似乎它是百家之祖了。我想，大概不用再说，这个评价已经接近司马迁的“至圣”，够高了。

魏晋的那些玄学家，比如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是不是真的反孔子呢？我们还是引用鲁迅先生的文章吧：

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竹林七贤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当嵇康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的——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长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像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像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阮籍、嵇康自己的行为那样的放荡不羁，可是都要自己的子孙谨言慎行，做个谦谦君子。阮籍的儿子阮浑，本来也想学做“名士”，可是阮籍说，你的堂兄阮咸已经是“名士”了，你就算了吧！我们今天依然可以看到嵇康《家诫》的原文，其内容还是要子孙守儒家之礼。他们反对的，只是不守礼的权势们，所以故意表现出与权势们的不同，实际内心还是认同儒家的理念的。换言之，权势们提倡礼而不守礼，不等于礼就是坏东西。所以鲁迅先生说他们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那自然不是真的反孔子了，而是“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www.daowen.com)

那么，新文化运动的这些前辈们，是不是真的反孔子呢？只能说，小部分是的，大部分也未必是真的。

首先，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并非纯粹的文化运动，而是晚清以来“救亡图存”思潮的最高哲学思考，本质上就是救国救民。这些前辈学者，多数自幼研习“四书”“五经”，肩上扛着的正是儒生“治国平天下”的责任，随后又到欧美留学，见识了西方文明，两相比较，看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贫穷、落后，受尽屈辱，得不到半点的尊重，没有丝毫的尊严，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儒者情怀，不由得他们不反思。先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深深地刺痛了他们。甲午战争是学生打败老师，他们得反思一下：日本从前和我们一样崇尚孔子和儒家文化，为什么就能打败大清国呢？原来人家进行了“西化”改革，就是明治维新。这不等于给中国指明了方向吗？所以留学日本的读书人迅速增加。这个明确了的救国方向其实就是学习西方。到了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签订得那么屈辱、那么卑躬屈膝！亡国灭种的危机就在眼前，中国的士人是什么反应呢？台湾学者王尔敏先生在《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序》中说：“这次大事件使国人自尊自信全然丧失，从此一个世纪崇洋媚外，死心塌地服了洋人，甘受洋人欺负不敢抗争。最可耻者是高级知识分子，丧心病狂，从此以诅咒、攻伐、丑诋、鄙薄和唾弃中国固有文化、人物、历史、文学、哲学为能事……而全面风气趋向浮躁、激进、哗众取宠。……一味打倒固有文化，连根拔起，是反对固有文化的主流思想。”并且进一步说，“二十世纪的学界混蛋，常称为‘文化包袱’，必须丢弃，才可与洋人并驾齐驱。”因为这些新派把中国固有文化称作“文化包袱”，他把新文化运动的新派们称作“混蛋”，虽然有恨恨之意，但是道理却很显然。想一想，大清国行将灭亡了，怎么可以让文化负责、让孔子负责呢？倘若如此，那西汉以后的每一个王朝的灭亡都该来找孔圣人负责了，真正是岂有此理！八国联军之侵华，使得知识界的精英们彻底对自己的文化丧失信心，全面崩溃！当然，这些新派的大师们，只是希望通过民主与科学，从根本上改造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只要是能救国救民，大体上采取“拿来主义”的做法，恰如病急乱投医一般。余英时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一文中这样说：他们“都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作‘现代化’的最大的敌人。……有一个共同的假定：即只有破掉一分‘传统’，才能获得一分‘现代化’”。并且，“代表‘善’的一系的语言在实质上都指的是西方文化……代表‘恶’的一系的语言则基本上是指向中国文化的传统。”（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确实浮躁、激进，做法上有些矫枉过正，并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亡国灭种乃是大清国的责任，而非文化的责任；是工业文明打败了农业文明，而不是西方文化打败了东方文化。应该把中西文化做合理的、科学的对接。相反，他们只看到西洋的长处和中国的短处，而没有反过来再审视，只是简单地认为，只有彻底消除传统文化，全盘西化，才能救国救民。本质上，是想中国能够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所以他们的内心，认为这不仅是一场文化运动，更是一场政治革新或者政治运动。他们的目的是救中国，而不是反孔子、反儒家。其实，这个运动本身，也正是他们的儒家家国情怀的反映。

其次，剥去新派们的外衣，看看他们的学术，也可以帮助我们做合理的判断。在新派的人物中，大多数是大师级教授，他们的学术著作便是他们留给我们的遗产。胡适之的主要著作，除了时事评论类之外，像《中国哲学史大纲》《章实斋年谱》《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等等，几乎全部是传统文化方面的，而且多数只有上卷。鲁迅呢，看他的全集，多是杂文、书信之类，除了《中国小说史》等，学术上也是研究传统文化。想一想，他们称作“文化包袱”的传统文化，假如没有什么价值，又何必讲授给中国的未来——年轻的学生呢？北京师范大学张昭军先生在《国学复兴不能否定新文化运动》一文中说：“新文化运动激烈批判儒学，抨击礼教，但并不反对中国文化的真精神。我们可借助钱玄同《孔家店里的老伙计》一文予以分析。……他把‘孔家店’分为两类，陈独秀、易白沙、吴稚晖、鲁迅、周作人等人打的是‘冒牌的孔家店’，胡适、顾颉刚等打的是‘老牌的孔家店’。所谓‘冒牌的孔家店’，就是说，陈独秀等人所批判的并不是‘真孔学’。陈独秀在《孔教研究》等文中曾表示，他‘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李大钊也承认，孔子确有不可抹杀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他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的确是一场政治色彩鲜明的救国运动，而非单纯的文化运动。该文进一步说：“所谓‘老牌的孔家店’，指的是历史上的孔学，也可以说是‘真孔学’。胡适等人发起‘整理国故’运动，的确对儒家学说形成了强有力冲击。但要看到，他们不是要彻底否定孔学。他们所打的主要是宝号中过时的货物，用钱玄同的话说，是那些‘蛀虫、鼠咬、发霉、脱签了’且不适用于现时代的部分。胡适晚年在其《口述自传》中回顾说：‘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十二世纪‘新儒学’的开山宗师的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这可以理解为，他们批判儒学，不是‘打倒’而是‘打扫’孔家店。‘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他们是力图用科学的方法‘打造’适于现时代的国学，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

其实，生活中的这些新派的大师们，大多数也并没有完全实践他们宣讲的自由民主的西方价值观，相反，恪守传统道德的倒是很普遍。李大钊的婚姻是包办的，而且琴瑟和谐；胡适之一生与包办的江冬秀相伴，他对母亲的孝敬与顺从，也足以说明他的观念；鲁迅虽然好点，但是他也顺从母亲，并一直恭敬地供养结发妻朱安女士。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在后来的救亡图存中，虽然不曾忘记民主和科学，但更多的是积极为国奔走、呐喊、奋斗，其实是秉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士人”的价值观。关于这些方面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看他们的传记就可得到佐证。总之，他们研究传统文化，说明传统文化是有价值的；他们坚守儒家道德和价值观，从侧面证明，他们其实并不认为这些道德是不好的。仔细想来，他们反对的并非真孔子。

那么，真孔子、个性化的孔子是个什么样子呢？司马迁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我们就照这个思路来谈谈。我想：孔子既然是人，那必定有人的普通的、平凡的一面；其又是个圣人，也一定有他不同寻常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