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武帝以前，当孔子没有被抬上神坛的时候，除了儒门弟子之外，旁人并不把他当圣人看，他还免不了受嘲弄。《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郑国人讥讽他“累累若丧家之狗”。楚国的狂人接舆唱着歌儿嘲笑他，然后拔腿便跑，孔子想跟他说句话都没有来得及。孔子去世以后，庄子接着嘲讽他和他的学说：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友……莫逆于心，遂相与友。莫然有间，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闻之，使子贡往侍事焉。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临尸而歌，礼乎？”二人相视而笑曰：“是恶知礼意！”子贡反，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天之戮民也。虽然，吾与汝共之。”（《庄子·大宗师》）

道家是要人返璞归真的，要人做“真人”，就是充分表现人的自然属性，反对对人的道德约束。朋友死了，他们不悲哀，相反，他们觉得谁都免不了要死，所以死乃是一种“归真”，是可喜可贺的事情，所以，在死者面前又唱又笑。这与孔子学说相反。子贡看到他们在子桑户的遗体前编曲、鼓琴、唱歌，满脸愉悦、毫不悲戚的样子，质问他们为什么不守丧葬之礼。他们却说孔子和子贡不懂“礼意”——即礼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嘲讽儒家、嘲讽孔子。而孔子则自嘲是“天之戮民”，就是上天的罪人。这倒是挺有意思的：反对礼的说提倡礼的不懂礼，提倡礼的说自己是上天——“自然”的罪人。

孔子被神化以后的两千多年里，发生了几次大的反孔思潮，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第一次是魏晋时期，“玄学”成为时代思潮。

因为两汉尊儒太过，到了东汉末年的时候，董仲舒的学说进一步发展为“谶纬之学”，实际上就是一种迷信。天人感应在实践中变成只要有灾害或者奇异的自然现象，就预示着人世间会出现好的或者不好的变故。王莽、刘秀都是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同时，儒家的礼那么多，那么细致，人们很难一一做到，甚至学都学不完。司马迁父子都认为，儒家礼仪过于烦琐，以至于“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史记·孔子世家》）。既然做不到，可想而知，它的可信度就不可避免地下降了。再次，利禄与儒学结合以后，儒学成为博取利禄的手段，而不是治国利民的学说。所以，越来越多的儒生，一旦做官，不仅不守儒家本分，相反，“人一阔，脸就变”，什么“修身、齐家、治国”，通通扔到九霄云外，干起不忠不孝、男盗女娼的勾当来。东汉末的歌谣是这么说的：“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意思是：朝廷考察推举上的秀才，原来大字不识一箩筐；察举的品行良好、孝顺清廉的人，其实跟老父母早都分家过日子了；任用的德行清洁、出身贫寒之士，实际上污浊如泥，并非寒门出身；提拔的能打仗的良将，其实胆子小得跟小鸡似的。多么眼熟的手段呀！其实就是台上说一套，背后做一套。尤其是曹丕篡汉、司马炎篡魏，他们自己没有忠于自己的“君”，可是当上皇帝以后，又要大家忠于他自己这个“君”，完全打破了儒家文化的基本理念。所以，从文化上来说，儒学虽在，却被政治弄破产了。所以，士人——也就是儒者很是矛盾与煎熬。

那么，知识分子该怎么安身立命呢？从道家和佛家找思路，于是乎玄学兴起，代表人物当然多了，比如何晏、王弼、向秀、郭象等等，不胜枚举。其矛头直接对准孔子及其学说，尤其是以阮籍和嵇康为核心的所谓“竹林七贤”。嵇康是直接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号召的。表面上因为儒家的礼不仅多，而且处处限制人，压得人都喘不过气来，所以魏晋名士把它叫作“礼教”或者“名教”。嵇康要“越”它，就是要打破、挣脱它的束缚，像庄子那样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生活。近现代学者称之为“人性的解放”。建立商朝的商汤和西周的周武王都是孔子称为“圣人”的王者，嵇康却认为他们不是圣人，而是“情系于欲”的小人；周公乃是“制礼作乐”的圣人，是孔子的偶像、儒家的鼻祖，可是嵇康看不上，觉得他限制了人性，所以表示反对（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释私论》）。他们不仅在理论上用道家思想解释人性和人生，而且在生活中完全不守礼法。关于这方面的例子，鲁迅先生有一篇非常精彩的演讲，叫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我们引用其中一段：

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

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

阮年青时，对于访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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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态度，大抵是饮酒时衣服不穿，帽也不戴。若在平时，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说无礼，但他们就不同。居丧时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会叫父的名号。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即如刘伶——他曾做过一篇《酒德颂》，谁都知道——他是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曾经有这样的事，有一次有客见他，他不穿衣服。人责问他；他答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进我的裤子中来？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连上下古今也不承认，在《大人先生传》里有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只要看有一次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就可以知道了。

……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嵇康做的《难自然好学论》，却道，人是并不好学的，假如一个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饭吃，就随便闲游不喜欢读书了，所以现在人之好学，是由于习惯和不得已。

其实，《世说新语》里记录了名士很多反儒的言行，都可以作为佐证。一时之间，守礼的便是俗物，放荡者倒是名士。西晋的干宝在《晋纪·总论》里说：“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士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刘大杰《魏晋思想论》）。儒家的理念受到怀疑与打击，所谓“名士”，甚至以读儒家经典书籍为“俗”“贱”。孔子的地位显然受到极大冲击。儒家的那种积极进取的正能量也随之大大削弱。自此以后，到唐朝灭亡，孔子虽然还端坐在神坛上，但是儒家独霸的局面被打破。直到两宋道学家再一次把神坛筑高。

第二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便是清末民国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科学”“民主”成为时代思潮。这一次可把孔子摔惨了。

为什么有这样的思潮呢？要从清朝的统治谈起。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统治的第一要务，就是维护政权的稳定存在。为了这个目的，它在关乎文化上的统治措施，把中国带进了死胡同。第一个就是继承了明朝的“八股取士”。本来隋唐以来的科举制，是个很好的选官制度，就是今天世界各国公务员考试的前身。可是，从明朝开始，它变了味，从形式到内容，僵化死板，完全丧失了选拔人才的功能，变成进身为官的敲门砖。内容上，它只考“四书”“五经”，而且只能以朱熹的注解为标准，不许自由发挥；形式上，除了要求为“八股文”——即文章必须分八个部分之外，字数要600 字左右，书体要“馆阁体”，行文要对仗、叶韵等等不一而足。所以，知识分子在为官之前，那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敲门砖”。这有点像现在的应试教育，培养的是“人事不懂”的考试机器，而非治国之人才。第二个就是著名的“文字狱”了。大多数人似乎对它有所了解，但是因为很多的案例非常荒唐，而且年代已久，如今更多的人听了、看了，把它们当作笑话。可是它的危害的确是太大了！它不仅仅是删改了大部分文化典籍，或者杀了那么多知识分子那么简单。本来士人在考取功名之前，为了考试成绩，是不愿意了解国情民生等社会现实的。考中为官以后，因为这个“文字狱”，却是不敢了解，更不敢面对现实了。为什么呢？文人嘛，一旦了解现实，拿来与圣人之道比较，感慨是不可避免的，牢骚、怪话是必不可少的，发以为诗文，结果就是命丧黄泉。试想，一个读书人，读了那么多年书，好不容易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谁愿意如此呢？那该如何安身立命呢？只有一条途径，就是研究神坛上的孔子及其学说，与古人对话，这样“文字狱”就远离自己的身家性命了。于是乎兴起了著名的“乾嘉学派”，无非是音韵、金石、经史，考据、义理、辞章，没有一丝一毫关乎国计民生，而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毕尽于斯。于是，知识分子脱离了真实的世界与人生，不再思考治国、富民、强兵之道。这还有儒家一丁点精神和思想吗？这是不是使得我们离科学和民主越来越远了，离现代化越来越远了呢？我们看“文字狱”的案例，大多数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防止汉人“反清复明”。这就是清朝狭隘的民族主义，是爱新觉罗氏的一己之私造成的。第三个更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闭关锁国”了。这个最大的危害，就是使得我们与世隔绝，根本不了解世界，遑论世界潮流。鲁迅先生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清末之所谓儒者的结晶，也是代表的大学士徐桐氏出现了。他不但连算学也斥为洋鬼子的学问；他虽然承认世界上有法兰西和英吉利这些国度，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是决不相信的，他主张这是法国和英国常常来讨利益，连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随便胡诌出来的国名。

那时候，中国士人和官员的愚昧无知，简直令人震惊，更不要说普通民众了。这个徐桐，是同治、光绪年间的人物，而且是个大学士，已然愚昧如此！想一想，“八股取士”和“文字狱”已然让中国社会的精英们变得愚不可及，再加上这个“闭关锁国”，遂造成一种叠加效应。我们不了解自己的现实，也不了解世界的方向，怎么能够不落后？当时的人们，把科学技术称作“奇技淫巧”，完全不是什么正经东西，只有“乾嘉学派”研究的经史子集才是学术的正宗，而且认为我们仅仅只是“器用”不如西洋人。于是乎李鸿章、左宗棠等等发起了洋务运动，结果覆没于甲午。康有为、梁启超等觉得制度不如人，于是乎有了百日维新，既而又失败了。孙中山先生创建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可是徒有其名。于是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之、鲁迅等一批有新思想的学人，觉得我们的思想文化不如人，便提出新主张、新口号，这就是“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这就掀起了一场所谓新文化运动。

这场运动，显然有一个预设的前提，那就是中华民族危机的根源在于文化上的愚昧和落后。而这个文化的鼻祖正是孔子孔圣人。所以，想要救中国，除了正面积极提倡“民主”和“科学”之外，必须把矛头对准孔子，把他老人家从神坛上拉下来。“中国的历史是帝王的家谱”“中国的文化是孔家文化”之类的极端观点纷纷出台。于是鲁迅说儒家的“礼教吃人”，胡适之说“打倒孔家店”，等等。总之，从学校到家庭到社会，孔子成了一个彻底的负面形象，甚至是造成中国落后的罪人。从此以后，孔子从神坛上重重地摔下，而且再也没有站起来。

新中国建立以后，实际上延续了新文化运动中否定孔子的观点。先是破四旧、树新风，初衷当然是想民生幸福、社会文明、国家进步。但是并没有做到“古为今用”，反倒把孔子和儒家学说彻底从我们民族的血液中清除了。后来十年动乱，又被别有用心的“批林批孔”折腾，这下，孔子几乎全面消失于人们的视野，仅仅剩下了“孔老二”这样一个讽刺而悲怆的谑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