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从世界范围看，那可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西方的希腊，有以苏格拉底学派为代表的诸多学派的思辨；东方的印度，有婆罗门、佛陀等等不同信仰的思考；而中国，则有儒家、道家、墨家等诸子百家的争鸣。那是人类第一次以理性的眼光看世界，他们都为人类的未来做了宏大的设想，所以都可以称得上是圣人。孔子生前，不敢称圣，殁后三百多年，除了儒门弟子，把他当作圣人的人也不多。西汉以后，孔子才真正由凡入圣。且看司马迁对孔子的评价：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

司马迁评价孔子是“至圣”，那就不仅是圣人，不是一般的“圣”，而是“圣”到极点了。他对孔子的评价是有根据的。这个根据就是，中国“言六艺者”，都是在孔子传授的文化范围里学习和研究的，没有能够超出孔子的，那当然可以称之为“圣”了。所谓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是西周以来，尤其是孔子教育学生的主要内容。“言六艺者”也就是指知识分子。他们“折中于夫子”，就是进退皆以孔子为标准，无法超越孔子。对孔子的学术是“宗之”，即以孔子为源头。所以这个评价应该是比较公允的。但是，孔子却不敢自称圣人。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他实在是很不情愿地被后世的人们抬上神坛的。

这些“人们”，首先是一批腐儒。为什么说他们是腐儒呢？因为他们多数都是打着孔子的旗号，表述自己的一套哲学，背离甚至歪曲了孔子之道。其结果，使得儒学逐渐丧失了理性的光芒，最终走向死胡同。我们这里不是做儒家的学术史，所以，只从儒家演进的阶段性来讲。第一个这么干的是西汉的董仲舒，他是研究“春秋公羊学”的，写了一本《春秋繁露》。且看他是怎样神化孔子的：

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汉书·董仲舒传》）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孔子写作《春秋》这本书的哲学根基或者理论基础是什么呢？就是根据天的意志。凡是孔子在《春秋》里讥讽或者反对的人和事，上天都会通过各种灾害或者怪异的自然现象来表示震怒和惩罚。《春秋》在记录各诸侯国君的罪过的同时，也记录了当时不同寻常的自然灾害，目的是通过这些灾害反映人的罪过所在。

董仲舒觉得孔子认为天的意志对我们人类是有决定性意义的。这个“天”就有了意志，而孔子似乎很了解天的意志。各位，你们谁知道老天爷的意志？可是董仲舒说孔子知道！于是，孔子变得不同常人，成了具有神格的人了，就是人格被神化了。

董仲舒在自己的《春秋繁露》里是这样说的：

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春秋繁露·阴阳义》）

故四时之行，父子之道也；天地之志，君臣之义也；阴阳之理，圣人之法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这个就进一步阐发了他自己的哲学了。他说，我们人类为什么会有喜怒哀乐的情感变化，根本上是因为天也有这些情感。这就是所谓的天人相副或者天人感应。父子之间的关系就跟上天规定的春夏秋冬一样，次序是不可改变的。君主主宰人民，就跟天主宰大地一样，也是不可改变的。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有阴阳二气生成的道理，是圣人的根本大道，也是不可改变的。不仅如此，人世间，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帝王将相，“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不可违背天的意志。这就是“圣人之法”。而这个圣人，当然是指孔子了。大家都知道，孔子是不讨论未知世界的，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公冶长》里这样记录：“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先进》说：“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不跟学生讲人性、天道、鬼神等抽象的或者虚无缥缈的玩意儿。很显然，董仲舒篡改了孔子的学说，他所说的“孔子之术”，实际是董氏之术，是董仲舒自己的学说，而且他把孔子的人格神化了。人一旦被变成了神，那就只能走上神坛了。经过他的这种改变，孔子和儒家学术演进的方向发生了改变，从以民为本体，变成以天或者帝王为本体。因此，他的学说得到汉武帝的支持，影响特别大。两汉大臣给皇帝的奏章，大多数都是打着孔子之名，称引“五经”，大谈“灾异之变”，用“天”的意志来规劝皇帝和制定政策。在《资治通鉴》里可以看到很多，如下所述：

三月，博士行大射礼。有飞雉集于庭，历阶登堂而雊；后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车骑将军之府，又集未央宫承明殿屋上。车骑将军音、待诏宠等上言：“天地之气，以类相应；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听察，先闻雷声，故《月令》以纪气。《经》载高宗雊雉之异，以明转祸为福之验。今雉以博士行礼之日历阶登堂，万众睢睢，惊怪连日，径历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庙骨肉之官，然后入宫，其宿留告晓人，具备深切；虽人道相戒，何以过是！”后帝使中常侍晁闳诏音曰：“闻捕得雉，毛羽颇摧折，类拘执者，得无人为之？”音复对曰：“陛下安得亡国之语！不知谁主为佞谄之计，诬乱圣德如此者！左右阿谀甚众，不待臣音复谄而足。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今即位十五年，继嗣不立，日日驾车而出，失行流闻……皇天数见灾异，欲人变更，终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动陛下，臣子何望……宜谋于贤智，克己复礼，以求天意，继嗣可立，灾变尚可销也。”（《资治通鉴》）

这是汉成帝鸿嘉二年（前19）三月，博士举行大射礼（帝王在重要的祭祀前选拔人才的礼仪形式）时，有野鸡飞来，群集于庭院，经过台阶登上大堂鸣叫。而后，又飞集于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车骑将军官府，接着，又飞集于未央宫承明殿的屋顶上。车骑将军王音、待诏宠等认为这不正常，是上天的一个警告，上奏说：“天地之气，以类别互相呼应验证，向君王示警变异，虽然甚为微小，却很明显。野鸡听觉敏锐，能最先听到雷声，因而《月令》用野鸡的鸣叫来记录节气。《书经》记载：商朝的高宗武丁在祭祀开国之祖成汤时，曾出现野鸡飞到鼎耳上鸣叫的不祥异象，于是高宗坚守正道，从而消弭了灾祸，这是转祸为福的明显验证。而今，野鸡在博士举行典礼之日，经过台阶登堂，在万人瞩目之下，引起连日的惊怪，一直飞过三公之府，飞过太常、宗正等主持宗庙祭典和皇族事务的官署，然后入宫。野鸡的停留对人们的警诫，是深刻而切要的，远远胜过人们之间的互相告诫。”可是成帝不愿意相信，他派中常侍晁闳问王音：“听说捕捉到的野鸡，很多羽毛都折断了，好像事先被人抓住关过，莫非有人故意制造变异？”王音反驳的同时，规劝汉成帝：“陛下怎能说这种亡国的话！不知谁敢主谋策划这种奸巧的计策，诬蔑扰乱圣德到如此地步！圣上左右善阿谀的大有人在，不必等我王音再逢迎也已足够。公卿及以下的各级官员，为保官位，人人自守，不敢说出一句正直的话。……陛下即位已十五年，没有继承皇位的嗣子，却天天驾车出游，干些有失德行的不道之举……老天屡次降下灾异，希望陛下能改正过失，可是皇上您就是不改。……为今之计，您应当像孔子所说那样，克制游玩不休的行为，以礼治国，求得上天保佑、太子降生，也许灾害变异才会消失。”

这种例子十分多，可见孔子在学术上被神化的程度。虽然有人说这个“天人感应”学说毕竟给皇权设计了一个限制——“天”（周桂钿《十五堂哲学课》），但是，神学色彩进一步，则理性光辉就退一步！

后世进一步神化孔子的是宋明的道学家们。代表人物当然是南宋的朱熹了。他是个大学问家，所以影响力极大。孔子的地位因了他在学术上达到神坛的顶点。明、清两代他自己也被神化了，每次祭孔他也陪着被祭祀。在他的著作《朱子语类》里，有这么一段：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唐子西尝于一邮亭梁间见此语。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尧舜文王，后不生孔子，亦不得；后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后又不生二程，亦不得。(www.daowen.com)

问：“自孔子后，何故无圣人？”……浩扬录云：“自周后气薄，亦不生圣贤。”（《朱子语类》）

《朱子语类》是朱熹的学生记录整理的，形式一如《论语》，亦可见他不仅敬仰圣人，学圣人，简直就是自己要做圣人了。他认同“自孔子后”便没有圣人，就等于说，只有孔子是圣人。原因是从两周以来“气薄”，就是上天给予圣人出世的阴阳之气不够。虽然是吸收了程颐、程颢和张载的思想，可是渊源还依稀可见于董仲舒。“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就更进一步了，说假如没有孔子，我们中国人便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地过日子了，岂不可怕！那孔子何止是“圣人”，简直就是神了！长夜之语虽然不是朱熹第一个说的，可却是因为他而广为人知的。他是一代宗师，明、清两代的八股取士，范围虽是“四书”“五经”，可是只能以他的注解为标准。天下的士人，敢不读他的书么？他的书，其实是对两宋学术的大总结。两宋学术，照北宋理学家程颐的说法：“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泥为讲师，惟知道者乃儒也。”（钱穆《朱子学提纲》）所谓文士之学，就是文章子集之学，如韩柳文章、欧阳修、三苏等，博通诸子百家。所谓讲师之学，如王安石《三经新义》等，专攻儒家经典，目的便是应对科举考试，其实当时叫作措大，“大言炎炎”，一脸正气，临事张皇，既穷且酸，等同今天教死书的教书匠。所谓“知道者”即精通道术的人，实际上就是道学、理学，其实并不怎么重视儒经原文，“乃借之自申己意，多无当于经文之本旨”（钱穆《朱子学提纲》）。专攻形而上的哲学，从天到地到人，无所不该，按照自己的理解，宣讲天、地，人的心、性、命、理。如朱熹的《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说解》等等。但是大多与儒家经典无关，都是打着圣人的名义，阐述自己个人的观点。朱熹在这三个方面之外，佛学、道学、史学，多所涉猎，是大多数人所不能企及的。其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可是他提倡的理学，已然掺杂了佛学和道学的成分。其讨论的“天理”“人欲”“理”“气”“性”“命”等等形而上的命题，正是孔子避免探讨的东西。所以，明清以来，措大们所讲的孔子，其实并不是真孔子，而是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家们。他们所讲的儒家，已经远不是孔子的学说，而是打着孔子的旗号，宣传着道学的主张。

其次，把孔子抬上神坛的，是政治的力量。鲁迅先生说：“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些权势也主要是帝王之力。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汉武帝，他在位期间，文治武功，当然了得。文治方面影响最大的，就是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帝王，这肯定不是个人的喜好问题，而是有明确的政治意图的，就是强化君主专制。《汉书·董仲舒传》记录的《举贤良对策》说得非常清楚：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就是说，自从春秋战国以来，道家、儒家、墨家、法家等等诸子百家，都曾经提出了不同的治国方略。可是秦始皇一把火便都偃旗息鼓了。汉初解秦之禁，于是重新活跃，各自阐释自己的学说，结果导致皇帝或者政府无所适从，不知道用哪一家的主张来治国才好，于是制度、法律不断地变化，老百姓也都不知道如何是好。所以，董仲舒建议：凡是不符合孔子学说的诸子百家，一律禁止传播，一切以儒家学说为准。这样，制度、法律等社会规范就比较稳定清楚了，老百姓就知道该如何生产生活了，也就会自觉地“忠君”，当然更不会造反了。

很显然，其意图就是让人们自然而然地做顺民。这对于皇权和社会稳定来说，有着极大的好处。所以，汉武帝当然是欣然接受。普通人想要做官必须得通儒经才行。布衣宰相公孙弘就是因为治《春秋公羊学》才当上丞相的。所以学术变成了利禄之捷径。当学术与利禄紧密相连的时候，其理性价值就必然下滑，甚至丧失。不仅如此，在当时，儒家经典的地位甚至高过了法律。比如汉昭帝时，京兆尹隽不疑处理的一个案子：

有男子乘黄犊车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并莫敢发言。京兆尹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廷尉验治何人，竟得奸诈，本夏阳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为事。有故太子舍人尝从方遂卜，谓曰：“子状貌甚似卫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冀得以富贵。坐诬罔不道，要斩。（《资治通鉴》）

以上说的是汉武帝听信谗言，废掉太子刘据——就是卫太子，刘据兵败自杀。武帝驾崩之后，昭帝即位。这时有个叫作成方遂的人，长得非常像刘据，于是冒充刘据跑到都城长安。满朝官员难辨真假，不知所措。然而，京兆尹隽不疑到现场，立即抓捕。他抓人的根据不是汉朝的法律，而是儒家的经典《春秋》。假如此人是真的废太子，那么，武帝已经下令处决，所以他没有死便违反君父之命；假如此人是假的，那么，欺瞒君父，更是大罪。总之，依据儒家“君为臣纲”之理的抓捕之举，不仅及时维稳，而且符合所谓的儒道。

于是乎，儒家的礼仪，开始从帝王到百姓，从法律到道德习俗，深入到每个人的生活细节，也就渗入了每个人的毛孔了。此后历朝历代，倡导所谓“以孝治国”，帝王的谥号，多冠以“孝”字，比如“孝武帝”“孝文帝”“孝成帝”等等。百姓的婚丧嫁娶甚至举手投足，无不遵循儒家的礼仪。这样，在人格已经被神化的情况下，再加上政治上的抬高，孔子被抬上神坛的脚步，可不就得大步流星了吗？此后，历代帝王又不断地抬高这个神坛，比如大唐玄宗时，封孔子为“文宣王”，以后各朝又加封其为“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等等，甚至他的后裔也被封为“衍圣公”。南宋的庄绰在《鸡肋编》有比较详细的记录。当然，也有帝王比较信服儒家的治国理念，因而推崇孔子的，比如明太祖朱元璋，他是个不错的皇帝，很是节俭，《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记载：

吾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良规。孔子之言，诚万世师也。……吴元年（1357）新内三殿成，曰奉天、华盖、谨身。左、右楼曰文楼、武楼。殿之后为宫，前曰乾清，后曰坤宁。六宫以次序列，皆朴素不为饰。命博士熊鼎类编古人行事可为鉴戒者，书于壁间，又命侍臣书《大学衍义》于两庑壁间。太祖曰：“前代宫室，多施绘画，予用此备朝夕观览，岂不愈于丹青乎！”

每有闲暇，他就看看《论语》。他的皇宫墙壁上，不要金碧辉煌，只是要大学士写一些儒家经典的段落。对孔子的尊崇，也似乎是心悦诚服的。当然，朱元璋信服的不是宋明理学，而是真孔子。但是儒家的地位、孔子的神坛可不就越来越高了吗？再比如人人熟悉的康熙大帝，他不仅是个杰出的帝王，而且其他方面也十分了不起，弓马射猎、“四书五经”、佛教道教，甚至西洋人的几何机械，他几乎全都不错。可是他说：

“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日讲四书解义序》）

“立政之要，必本经学。”（《清圣祖实录》）

“士不学，则无以居官；学不正，则无以致用。夫六经、四书、濂洛关闽，学之正者也。历稽往代，莫不崇尚经术，兴数百年太平之基。”（《清圣祖实录》）

康熙那么博学，作为帝王，遗留给子孙的治国方略，不是刚刚兴起的科学，而是儒学。他当然不会欺骗自己的子孙后代，所以也是真的相信儒家学术。但从历史发展来看，也不得不说这是个历史的悲哀。他所说的学术正统，不是孔子，而是两宋道学的经典代表周敦颐、二程、张载和朱熹。当然，这也为增高孔子的神坛立下了汗马功劳。正如前文所述，神坛上坐着的也并不是真孔子。于是乎孔子被迫在神坛上待了两千年，中间虽然也有波折，但地位毫不动摇，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帝制倒掉之后，神坛的支架垮塌了，孔子也就被摔了下来，而且摔得可是不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