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外戚、宦官肆无忌惮，专横跋扈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尽管不少人在他们的淫威之下卑躬屈膝，甚至见风使舵，卖身求荣，却仍有不少章言之士，他们正气浩然，置生死于度外，上疏直陈外戚、宦官的罪恶，其言辞之激烈，奏疏之频繁，大有舍生取义，前仆后继之势。

顺帝安汉元年（142），外戚梁冀把持下的东汉政府派杜乔、张纲等八位特使分别到各州县“徇行风俗”，监察各地吏治。张纲在八人中年龄最小、官位最低，受命后，他却将用于出去“考察”的车辆的轮子埋在洛阳都亭，表示自己不愿去搞所谓的“徇行风俗”，其理由是“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也就是说东汉政府不应放着朝中当权的“豺狼”不惩治而去惩治什么“狐狸”。这里，“豺狼”无疑是暗射外戚梁氏之流。张纲通过“埋轮”大造舆论，又以“豺狼”影射外戚和宦官的策略，巧妙地揭露了外戚、宦官的丑恶面目。“张纲埋轮”之举，曾一度震动京师洛阳，大灭外戚、宦官威风。

顺帝时，李固在应答皇帝的策问时，也毫无顾忌地指出皇帝对外戚梁氏宠任过甚，不合东汉初年“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的规定，应当免除梁氏外戚的官职，“使权去外戚，政归国家”。(www.daowen.com)

桓帝时，朱穆在上疏中直言不讳地痛斥宦官说：“从光武帝建武年间开始，就大量地使用宦官。从汉殇帝延年年间以来，宦官越来越骄贵气盛，国家大事全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大权倾盖全国，他们的宠贵达到了极点。而他们的子弟亲戚都得到高官厚禄。所以在各地横行霸道，无人能制止。”陈蕃也多次上疏为宦官迫害的官吏申冤，并且直言责骂宦官赵津“肆行贪虐，奸媚左右”，徐宣“死有余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