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争夺皇权、皇位的威胁不仅来自外姓强臣悍将，在皇族内部同样存在侵夺皇权和争夺皇位的斗争，有时甚至更激烈。东汉政权建立后，为防止皇室诸侯王势力的坐大，刘秀对诸侯王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

1.小其封区，“不得临民干政”

西汉初的王国大多是“跨州兼郡，连城数十”。而刘秀则大大缩小了诸侯王封国的领地范围，东汉初王国的领地一般只是一个郡，最多的是两个郡。而且，就是在这不大的封地上，刘秀对诸侯王的权力给予了限制。东汉初的诸侯王只有经济上的食封权，而无政治上的治民权，王国内的一些重要官吏，如相、傅、中尉、郎中令、仆等，诸侯王都无权任命，必须由皇帝或中央政府任命，这与西汉初年的诸侯王拥有对封国境内的所有权力，俨然独立王国形成鲜明的对比。

为防范诸王阿附结党，发展个人势力，刘秀还严格禁止诸王与臣民交往，对封国，只能“衣食租税”“不得临民干与政事”，也就是说严禁诸侯王染指封国的政事。

明帝即位后，继续加强对诸侯王有限实力的削弱。永丰十五年（72），明帝查看地图，将封诸皇子采邑，全部只给一半封国。马皇后认为皇子们的采邑被裁去了几县，同祖制相比显得太少了，明帝答曰：“我子岂宜与先帝子等乎？岁给二千万足矣。”就这样，诸王子的收入被减少了一半。

在刘秀等东汉前期皇帝的刻意防范下，诸侯王不得不趋安避危，明哲保身。明帝时，敬王刘睦一次派中大夫去京师朝贺，临行前，刘睦问中大夫如果朝廷问起他时怎样回答。中大夫说将如实回答：大王忠孝仁慈，尊敬贤才，爱惜名士。刘睦急忙告诉中大夫说这样回答就等于置他于危难之中，他要中大夫告诉皇帝自从他继承王位以来，意志衰惰，声色是娱，犬马是好。由此可见，在皇权的威严下，诸侯王只好谦卑自保。

刘秀等东汉前期皇帝减少诸侯王的封地，其对巩固皇权的意图是明显的。在国家总的财政来源不变的情况下，诸侯王封地减少，收入自然就随之减少，这就意味着国家和帝室收入的增加，从而使得皇权更加强大，反过来，诸侯王收入的减少，使其实力更加削弱。一长一消，诸侯王是很难有实力觊觎和争夺皇位的。而王国重要官吏的任免权被收归中央，一方面限制了诸侯王培埴和发展私人势力的企图，另一方面则加强了中央对诸侯王的监视，东汉皇权在刘秀等的层层设防下日益稳固和加强。(www.daowen.com)

2.恩威相待

对违法越制的诸侯王，西汉皇帝的处理办法是动辄除国或处以极刑，而东汉前期的皇帝则多采取仁慈和宽容的态度。中山简王刘焉，是东海靖王刘政之叔，刘政竟趁刘焉的丧礼之际私娶其妃，若以汉制应确属“禽兽行”，当被处以极刑。然当豫州刺史，鲁相据法请求将犯“禽兽行”的刘政处死时，明帝则仅削去其薛县的食邑就算了事。又如和帝时期汝南王刘畅少贵骄，颇不遵法度。归国后，从官卞忌自言善占梦，刘畅数次让他卜筮。忌等谄媚，说神言畅当为天子，畅心喜，与相应答。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举奏刘畅犯有谋反罪，考讯不服。有司请征刘畅到廷尉审问治罪，和帝不许。有司重奏除掉刘畅的封国，和帝不忍心，仅削其二县了事。对构成谋反之罪的刘畅仅处以削二县的惩罚确是够宽大的了，若在西汉，刘畅早已身首异地，被处以极刑。东汉前期之所以对那些违法越制的诸侯王一般不轻易处于死刑，也不轻易削王夺爵，只是削减食邑，最主要的是，这些诸侯王根本没有谋反的实力。在这种情况下，网开一面的怀柔政策收到了单纯镇压所得不封的效果。如刘畅犯法被宽免后，就上疏谢恩表示痛改前非。由此可见，东汉前期皇帝的豁达宽宏，法外施恩，非但没有松弛皇帝对诸侯王的控制，反而促使有罪过的诸侯王因感恩戴德，更加自觉自愿地效忠皇上了。

当然，和其他任何朝代一样，一旦皇权真正受到威胁，就不会手下留情了，必要严谴重罚、穷追猛究，置其死地而后安。如楚王刘英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准备谋反，篡夺皇位，但不久，刘英的活动就被人告发。经审讯，证据确凿，于是有司“请诛之”，明帝虽因“亲亲不忍”，赦其死罪，但将他流放丹阳泾县。刘英到丹阳不久就畏罪自杀。刘英虽死，但搜捕其党羽的行动并未随着刘英的自杀而结束。穷治楚狱至刘英死后一年还继续进行，其供词相牵连的，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杰及办案官吏，阿附相谄，受牵连处死和流徙者上千数。追查中发现，刘英所记的天下“名士”中，有吴郡太守尹兴的名字，竟将尹兴及其掾史五百余人都捕捉起来进行严刑拷问，结果大半被毒打至死，还有数以千计的人被送入牢狱，不少人被满门抄斩。此时的皇恩则荡然无存了。

对于刘英的谋反，皇帝之所以如此龙颜大怒，大动干戈，是因为刘英不同于其他企图谋反而又毫无实力的诸侯王。刘英自幼好游交通宾客，善于结交天下名士，因而在一部分人中有相当的基础，若不趁机剪其羽翼，对其皇权是有威胁的，因此，不得不变宽仁为大肆捕杀。

对诸侯王恩威兼施之策，历史上并不少见，然刘氏诸帝以宽仁为主而恩威兼施，且能牢牢地掌握对诸侯王的控制权却是很有特点的。刘氏王朝之所以能如此，主要基于诸侯王实力甚微和皇权的基石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