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外戚后党仅凭裙带关系就可获取优厚的经济待遇和尊崇的政治地位及其特权，最易干预朝政，威胁皇权，甚或取而代之。西汉末年外戚干政造成的吏治腐败，特别是王莽凭借外戚的地位，最终篡夺了皇位的历史教训，不能不使东汉的创建者刘秀及其后继者为之戒惧。因而，刘秀在东汉政权建立之初，就对外戚势力加以限制，以免重蹈西汉政权灭亡的覆辙。

首先，鉴于西汉外戚交结宾客、培植党羽、扰乱朝政的教训，刘秀对外戚结交宾客进行严格的限制和打击。如“幼有奇才”、“博通群书”的名士冯衍，因交结外戚阴兴和阴就被发现而终不得用。对阴氏交结的其余宾客皆绳之以法，重者判死罪或流徙，其余被贬黜。这次虽只打击宾客，但也给阴氏及其他外戚以极大震慑，使他们不敢觊觎过多的权势，甚至不敢作非分之想。而那些宾客们在这次打击的威慑之下，亦都闭门自保，不敢再与亲故通。

其次，支持打击外戚及其宾客的违法活动。建武二十四年（48），外戚阴氏的宾客马成常为奸盗，洛阳令虞延就逮捕了他。阴氏派人前去求情，遭到拒绝。阴氏于是向刘秀诬告虞延多所冤枉。可是，刘秀经过调查，得知虞延是秉公执法的，因而他对喊“冤”的马成道：“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得到刘秀支持的虞延，几天后便处死了马成。

刘秀任用虞延一类刚直不阿的官吏的目的正是要防止京城“外戚骄，宾客放滥”情况的继续发展。

如果说刘秀在其统治前期，着重是限制外戚交结宾客的话，那么在他统治后期，对外戚本身的限制就更加严厉了。他规定“后宫外戚，不得封侯参政”，禁令一下，不少外戚、后族皆知守富贵而避权势，以免遭皇帝疑忌。刘秀的母舅樊宏为人谦和谨慎有戒惧，不以不正当手段谋取功名利禄。常告诫其子曰：“富贵盈满，未能有善终者。我非不喜荣耀和权势，天道恶满而好谦，前世贵戚的下场皆明戒啊。保身全己，岂不快乐吗？”在这一时期，外戚担任国家重要官职和封侯的特权都被取消。(www.daowen.com)

由于刘秀对外戚有效防范，所以刘秀一朝，外戚后亲皆遵纪守法，无结党营私之名。甚至乘牛车出入，像平民一样。这一策略对巩固皇权、稳定封建政权上层秩序有重要意义，因而对强化专制政权是有重大作用的。

刘秀死后，继位的明帝及随后的章帝，继续奉行刘秀“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的规定。明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枢机之位”，甚至馆陶公主（刘秀之女）为其子求为郎官一职，竟遭到明帝拒绝，理由是：“郎官能对应天上的星宿，出任为官宰辖百里，如果用非其人，则民受其殃，因此难从公主之愿。”又如马援，自建武二十四年（28）就跟随刘秀南征北战，尤其是在平定羌人和越人叛乱中，屡立大功。在东汉初的功臣中算得上是军功显赫的一员大将。但由于他的女儿为明帝皇后，因此，明帝时刻注意限制其名声地位，明帝曾在云台绘画刘秀时期名臣，其中独独没有军功卓著的马援。当东平宪王刘苍看完图后，对明帝说：“为何不画伏波将军马援呢？”明帝只是笑而不答。连名臣的荣誉都不给马援，这是尽量缩小外戚在政治上的影响。

同处理功臣办法相类似，尽管对外戚在政治上加以防范，却在经济上对他们相当优待。就连一郎官之职也不授予外戚的明帝，却对外感赐钱千万。虽然对马援政治上特意防范，但对于他在经济方面的要求，皇帝则尽可能满足。马援因为三辅地广土肥，而他的宾客众多，就上书请求到上林苑中屯田，皇帝答应了他。皇帝连自己的上林苑中都准许其屯田，其宽优程度由此可见。

东汉前期的统治者，尤其是光武帝刘秀、明帝严格执行外戚“不得封侯与政”的政策，既避免子外戚对皇权的威胁，也使那些外戚后党得以保身全己，确实十分成功。但是他们却忽略了经济上过度宽容的弊病。随着经济势力的扩大，必然会导致政治实力的膨胀，发展到一定极限，难免会发生外戚干政的局面。东汉后期出现的外戚专权现象的经济根源就在于此。所以采取一项策略不可只看一面一时，要具有发展的战略眼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