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依靠欺世盗名、矫情作伪等政治投机手段攫取了最高权力。但代汉而立后，王莽志大才疏，并没有系统解决元帝以来日益加重的社会危机的方案，而是病笃乱投医，从古书中生搬硬套中一些名曰“新政”的措施。

针对土地兼并严重，百姓多破产流亡的问题，王莽提出了王田制的方案：“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九百亩）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这套方案是想恢复春秋以前的井田制以解决现实问题，是一种托古改制。

所谓的王田实际上是将土地收归国有，然后再实行均田。此时，土地私有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占有形式，拥有土地的不仅有官僚、豪强，而且也有大量自耕农。无端地剥夺他们的土地，自然遭到了普遍的反对，“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的井田制，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时间逐渐适应，是不行的。”

至于王莽的奴婢政策，更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因造成奴婢问题的原因是百姓破产而无以自存，只得自卖为人奴。不能解决百姓破产的问题，而只禁止买卖奴婢，无异于断了破产百姓的最后一条活路。所以，王田制方案遭到了“自诸卿大夫至于庶民”的一致反对。不得已，王莽于始建国四年（12）下诏“所有私人占有或朝廷赏赐的王田，皆可以出卖，不拘以法。犯私自买卖人口的，且一概不予惩治”。废止了这套方案。

王莽于始建国二年（10）又依据《周礼》《乐语》等古籍的记载，制定了五均赊贷六筅的政策。所谓五均是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成都、宛六个城市设立官吏，以平抑物价。赊贷是根据情况，发放无息贷款（赊）或低息贷款（贷）。而六筅则是官府掌管六种经济事业，即：由国家专卖盐、铁、酒，专营铸钱，征收山泽生产税，经办五均赊贷。王莽宣称六筅的目的是“齐众庶，抑兼并”，而实际上这不过是对汉武帝理财之道的稍加变通。但汉武帝的理财与治吏、打击豪强并举，因而能保证其畅行。而王莽时，吏治败坏，豪强难制，六筅反而成为官吏从中渔利和剥削百姓的工具。(www.daowen.com)

王莽还无端地四次变更币制，旋立旋废，弄得币制混乱，百姓无所适从，“每一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

此外，王莽还热衷于改名，对地名、宫殿城门名和官名大加更易。如他根据《尚书·禹贡》的记载，把全国重新划分为九个州；图吉利而将长乐宫改为常乐宫；长安改为常安，根据《周礼》的记载，他又将大司农更名为羲和；后又改为纳言等。更有甚者，王莽还利用更名来侮辱周边少数民族，如将高句丽改为下句丽，将匈奴单于改为降奴单于。这引起了各少数民族的不满和对抗，特别是破坏了西汉中期以来与匈奴的和平友好关系，断绝了与西域的交通，无端引发战乱，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综合起来看，王莽托古而实行的“新政”，由于其本身盲目性及不系统性，及王莽对其的朝令夕改，几乎全盘失败。而且王莽专权，所任者多系阿谀奉承、钻营取巧之徒，无甚才干，却善于为非作歹，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样，王莽的托古“新政”不但没有收到缓解社会危机的效果，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苦难，“害遍生民，辜及朽骨”，使社会危机进一步加剧。“新”莽政权的大厦在改制中迅速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