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舞台上，揭露竞争对手腐败的隐私，击败竞争对手；形势不利时明哲保身，急流勇退，创造条件，东山再起。这是王莽取得和保持辅政地位的要诀。

1.阴求隐私以制人

绥和元年（前8），王莽的另一个叔父，大司马大将军曲阳侯王根因久病，上疏请求离职养病。王莽是王氏中最合适的继任人选，但王莽还有一个强劲的对手，即定陵侯淳于长。淳于长是元后的姨甥，也属于王氏集团的成员，而且其曾助成帝立宠妃赵飞燕为皇后，颇得成帝信任。再者，淳于长此时位在王莽之上。综合起来看，淳于长似乎优势更大一些。但淳于长远没有王莽心机深沉，不久就被王莽找到了陷其于死地的突破口。

淳于长骄奢淫逸，他与寡居的已废之后许后之姐许孊私通，娶其为妾，并多次写信戏侮曾贿赂他的许后。淳于长的这些隐私被王莽侦知后，他趁在王根左右殷勤侍疾的机会，旁敲侧击地对王根说：淳于长看到您即将病重离职，自料大司马之位已非他莫属而十分高兴。王根听后十分生气。王莽又向其讲述淳于长与许后之姐私通并戏弄许后一事，王根令其直接向元后报告。元后听后大怒，免淳于长官。接着，又发现了淳于长曾受许后欲求重立而送他的贿赂，一向信用淳于长的成帝闻之大怒，定其为大逆罪，命其在狱中自杀。

除掉了竞争对手，大司马之位非王莽莫属了。成帝绥和元年（前8），王根告退，推荐王莽代己辅政。这样，三十八岁的王莽被成帝擢升为大司马，继王凤、王商、王音、王根之后而取得了辅政地位。

“捷足先登”是指行动快，干在前头，先一步达到目的。在政治斗争中，捷足先登，抢先下手，掌握斗争的主动权是至关重要的。

当机遇来临时，王莽能够把握住时机，通过揭隐私的手段一举击败竞争对手，取得了自己梦寐以求的高位。反观淳于长，只是坐待幸运之神的降临，而且不注意德行的修养，为人捉住了把柄，不但失去了马上就要到手的大司马大将军的位子，甚至落得个官丢身死、全家流放的下场。

2.“避帝外家”，东山再起(www.daowen.com)

王莽任大司马未及半年，成帝死，哀帝即位。哀帝是成帝的庶侄，与元后王政君无血缘关系，他采取策略，重用其祖母傅氏和母亲丁氏两家外戚，以贬抑王氏外戚集团。

王莽深谙宫廷风云变幻，自知哀帝欲损抑王氏，而自己作为王氏外戚的首脑人物必不能幸免。他先是主动上书哀帝，“乞骸骨”求隐退，没有得到批准。不久，在一次宫廷宴会上，王莽以傅太后乃藩妾，不得与帝并座为由下令撤掉为傅太后准备好的席位，借以触怒傅太后与哀帝。果然，建平元年（前5），哀帝以王莽反对傅太后、丁后皆称尊长（太太后、太后）为由，将王莽逐出朝廷，令其就南阳新都封国。王莽离开朝廷后，丁、傅氏外戚的势力更加扩大，王氏一门外戚纷纷被排挤出朝廷。

王莽下野后，并不甘心就此失势，而是积极培植势力，于乡里矫情于誉，以图东山再起。王莽初回封国，便注意笼络士人，结交地方官吏。南阳太守与王莽交好后，特地选了儒学名士孔休做他的新都相，王莽对孔休优礼有加，赠以美玉宝剑，“欲以为好”。因而，地方士人与官吏对王莽极有好感，乐意为他效命。一次，王莽的次子王获杀一奴婢，贵族杀奴婢本不至于偿命，但王莽却当众痛斥其子，并逼其自杀。

王莽这些沽名钓誉的举动，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因而，许多人为其罢职离开朝廷而不平，朝野上下为王莽喊冤叫屈者以百数，纷纷上书请求恢复他的官职。元寿元年（前2），发生了日食，贤良之士周护、宋崇等借此大做文章，在哀帝面前替王莽鼓吹。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哀帝以侍奉太皇太后的名义，召王莽回京师。但不久哀帝因王莽从弟王寻为其求特进给事中的官位，而贬王莽为河西尉，再次将他逐出长安。

一年后，哀帝死去。此前，哀帝将玺绶交给了他的男宠董贤，并叮嘱“勿妄予人”。但官至大司马卫将军的董贤除了以柔媚讨哀帝欢心外，无任何才干，甚至连调度丧事都不会。于是，元后以“佐”董贤治理哀帝丧事为借口，重召王莽回京。王莽回京，一待处理完哀帝丧事，便奏董贤“为大司马不合众心”。元后乃将原居于内宫的董贤逐出，收其大司马印绶，并通令董贤与其妻自杀。于是，元后将王莽重新任命为大司马，领尚书事，继续辅政。

在政治活动中，当形势不利时，隐退待机，重返政坛，此项谋略便是“东山再起”。

王莽能够失而复得大司马之位，可谓深得“东山再起”谋略的精髓。哀帝未能彻底翦除王氏外戚的势力，特别是不敢丝毫触动太皇太后王政君，这给王莽留下了卷土重来的机会。更重要的则是王莽下野后并不消沉，而是注意培植势力，矫情求誉，使其虽在朝廷失势但却于乡里名声日增，为其复出创造了条件。